报《拆违建又演自焚闹剧》的新闻标题，也不行。再绝望的人，终究具备人类求生的本能。最终没有点燃自己，便成为记者眼中的闹剧。这显然是公然的嘲讽。以人为本，首先是以人的生命为本，然后以公民的财产权为本。它们是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而到了不得已，其中一项的维持竟然必须牺牲另一项，这显然已经不是“稀薄的一点点人情味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消散掉”的问题，而是很多人对法治之目的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本期点评：薛华）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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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论坛的文明冲突
南方周末 2004…09…02 16：37：00
□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围着许多人一样，公共领域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汉娜·阿伦特为公共领域下的定义，也为“公共论坛”做了个形象的解释。
8月23日到25日，首届北京论坛开坛论道。论坛主办方是北京大学，出资方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大校长许智宏强调“北京论坛在北京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北京大学主办”。韩国高教财团总长金在烈则回顾了新世纪以来该财团对亚洲学术研究的资助，北京论坛是最近的举措。
本次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和共同繁荣”为主题，辖历史、政治、法律、哲学、文学、新闻传播等14个分论坛，几乎把人文社会学科一网打尽。
包括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诺贝尔获奖者道格拉斯·诺斯、“欧元之父”蒙代尔、泰国公主诗琳通、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等“明星阵容”在内的33个国家的四百多位学者参与了本次论坛。钱其琛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文明对话与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的特邀报告。诗琳通用流利的英文追述了她在北大短暂求学的经历，其间点缀以字正腔圆的“唐诗”、“宋词”、“岳麓书院”。
主办者希望，到会学者能在论坛上展示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北京论坛办成“与‘博鳌亚洲论坛’、‘上海经济论坛’并列的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论坛”。论坛的赞助方则希望把北京论坛办成“会聚世界一流学者的学术奥运会”。开幕仪式之后，道格拉斯·诺斯、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作了主旨报告。诺斯报告的主要内容可说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核心概念的简略介绍。杜维明的报告是他在韩国大学一次演讲的扩充版。汤一介的报告《“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开篇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作为标靶，提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进而提出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论”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思想资源。报告从《郭店竹简》对“仁”的定义出发，详细阐释了“仁”的概念在历朝历代儒家中的传承转化，得出的结论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和而不同”的“仁”道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一种可能。道家在此处的贡献是“自然无为”：“今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引起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也就是说帝国霸权正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做（无为）违背人们愿望的事，这样社会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老先生引经据典，举止温和安详，一派古风。
然而，以“文明”为主题的论坛，其实不无“冲突”。
因主办者事先放出消息：美国学者将在历史分论坛上公布一批1972中美关系的绝密档案，该分论坛颇受关注。而与“秘密档案”一样富于戏剧性的，是大陆学者同外籍华裔学者的两次交锋。
第一次交锋的缘起是华裔学者金秋提出的“多元历史观”。金秋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书写世界史，往往从本国立场出发避讳或者放大某些史实，不同国家对同一段历史的叙述会大相径庭。她举例说，中日韩三国都有一批研究二战中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学者，因观点不见容于本国主流观点而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历史学家能不能以宽容的心态抛开民族国家的局限，还世界史以本来面目？”她问道。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的回应。资中筠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反击———有些事情不是中国学者没有想到或者没有能力做，而根本就是“此路不通”；彭小瑜则情绪激动地指出：对于日本侵华历史，中国已经相当宽容，不宽容的是对方，“或许您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论述中国人怎么宽容日本”。相比争议双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郭少棠教授的观点可谓“中庸”：历史研究中的“国家主义”应该区别对待，小国家提倡国家主义可以帮助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被强国的强势历史叙事吃掉———这种“国家主义”是或许有益至少无害的。人们应该对大国历史叙事中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有所警觉，提防其发展成霸权。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关系”的分组讨论上。
提前为大家所期待的热门“首度公开的1972年基辛格访华绝密档案”经美国学者威廉·布尔爆出后甚至没在论坛上引起任何回应。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认为，尽管此次公开的档案证实了以前的很多猜测，但它并没有说出太多中国学者所不知道的事情。
而王立新本人所做的《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却颇受关注。
王立新认为，通常一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维护本国的主权，而美国的外交同时还以输出自由民主观点为目标。这一特征是和美国的建国过程、国家特征分不开的。建国之初的“美国人”来自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他们没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中国有中华民族、日本有大和民族、英国有英格兰、法国有法兰西，美国至今没有自己的民族名称。美国是一个以古典自由主义团结起来的“理念国家”，那些理念就被视为国家的基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裔学者王希在肯定王立新观点启发性的基础上指出，考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能脱离该国对利益的考虑，意识形态不应该成为惟一的解释。
此外，北大马克篧教授引用何兆武的观点在《论农业社会的世界史体系》中，对150年来的“西学东进”提出质疑：“明清时候传教士传来的并不是先进的学问，不是伽利略、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在西方早已被摒弃的‘地球中心说’。印度的例子更明显，英国传递过去的只是适合将印度变成它殖民地的知识。”对于国内学者的观点，国外学者鲜有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北京论坛的主题和联合国的任务是一致的。他在发给论坛的贺信中说：“我们都坚信：对话能克服争端和分歧，多样共存是普遍真理……我们能够在具有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群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并且把美德和忍让、宽容交给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