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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层”，而且将这个“中产阶层”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层”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层生产高等文凭。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中国的世纪”。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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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治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9：54
■丁林专栏
今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年。选举日是在年底的11月，可是，7月底的现在，所谓选战已经热火朝天了。
在写下“热火朝天”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不久前的台湾“大选”，这才觉得，这四个字对美国来说，好像不太确切。因为，和台湾相比，这里是太冷清了。在台湾“大选”期间，我们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媒体上，看到“民气可用”四个字。在美国，“民气可用”是非常负面的词，是政治家利用民众情绪的宣示。因此，哪怕有此用心的政治家，也不敢公然如此宣言。
可是，假如现代政治家都在心中希冀着煽动和利用民众，那么，宣言不宣言的区别在哪里？我想，区别在于一个社会共识。当“民气可用”公开成为一个宣言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的民主还不成熟，民众本身对政治家还没有足够的警惕。被利用也觉得是理所当然。所以，政治家可以大张旗鼓地煽动民众的过激情绪，竞选场面也就会更“热闹”，甚至“火爆”。
说美国的选战“热”，只是美国的两大党都在开大会，候选人也在四出作竞选演说。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小镇和乡村，都插了许多宣传牌子，上面写着自己中意候选人的名字。然而，在这些牌子中，你很少看到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而更多的是当地的法官、治安警察、议员、检察官，甚至校董会成员，等等。这也是美国竞选的特点，美国人对当地选情的关心，有时甚至会超过对总统大选的关心。
所谓的草根性，是民主制度一种自下而上的生长。这也是大选年表现出来的一个美国特点吧。这样的草根性让我想起一个朋友对我说的，她看到的欧洲课本，在告诉孩子们，你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你住的村子在哪里，你的村子在这个国家的什么位置，你的国家又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这在美国也有共通性。美国孩子习惯从我做起，从参与教堂募捐、参与社区建设做起。这样细胞性的建设，源于从最小的社会单元开始，向外逐步扩展的自治。
自治其实是人的自主要求的扩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本能。人希望在最大限度上，能够为自己作主。自治，就是给一个社区提供了按照自己方式，去尝试和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可能。也给这个社区居住的普通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家附近的小镇，是美国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像镇长这样的行政职位往往是没有工资的。可是，创造本能总是在促使人们出来竞选。
美国自下而上的自治，也给不同的理想提供了试验机会。例如，美国有的是“共产主义”社区。在那里，一些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按照他们理想的原则生活。大家看到你们要试验新的花样，一般是乐观其成。假如这样的实验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更幸福”的，那么参与的人就会多起来，社区就会扩大。
因此，自治，也在保证社会形态的自然选择和淘汰。只是在自治的自然发展中，大多数人迄今为止决定要“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自治也就避免了“专家设计道路”等可能出现的主观偏差。
地方自治在美国不是乡村概念，而是由小扩大的概念。从村镇自治到县自治，州更像是一个小国家。而人完全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对你合适的地方生活。这样，竞选也就有着很强的活力在其中。美国的竞选和选举，是从下至上、一层层的民众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大选的主要议题，总是立足国内的。例如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今年广为散发的竞选宣传品，和伊拉克战争无关，他的五大议题是：就业，健康照顾，教育，环境，民权。
假如我们忽略美国的逐级自治和竞选，我们也会看不懂它的大选。
（作者系旅美知名华人作家）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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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及其暂停是一个缩影
南方周末 2004…08…12 14：55：24
方舟评论
□刘洪波
雅典奥运会就要开幕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鸟巢”暂停施工了。与“鸟巢”同样需要调整方案的北京奥运场馆，还包括被称为“水立方”的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的大屏幕视频墙。还有哪些场馆的设计方案将要调整，以及这些调整将会减少多少建筑费用，尚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不过，重要的是节俭问题已经被开始落实。这是一个好信号。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任何一个城市举办，都意味着庞大的工程建设，意味着种种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的运用。高昂的费用曾经使奥运会成为经济上的噩梦，巨大的亏空也曾使申办的热情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1972年甚至发生了交还冬奥会主办权的一幕。直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扭转局势，使举办奥运会变成一项有预期盈利的事业。
尽管如此，在近几届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仍然时常听到建设工程进展不顺畅的消息，巴塞罗那、亚特兰大、悉尼的场馆工程建设都引出过“能否如期举行”的担忧。雅典奥运会更是在赛前5个月，仍有半数场馆未能完工。这足以显示出奥运计划的支出是何其巨大。现代奥林匹克与古希腊奥林匹亚的定期竞技集会显然已不是一回事了，如同当今生活中一些最简单、最纯粹的欢乐已经变成奢侈。
对于视举办奥运会为综合国力之证明的国人来说，“经费困难”显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既然困难的年头我们都能搞成“两弹一星”，还有什么大事是不能“集中力量”去办成的呢？举办任何一件重大国际活动，都是为国家争脸面的事情，第一位的是完美，是显示国家不输于任何人的强盛。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等于是铺张浪费，“两弹一星”也是在勤俭节约的条件下搞成的。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节俭办奥运”应成为筹办活动的准则。不要说我们还不富裕，即使富裕了也仍然要由“节俭”当家。
当然，奥运之类的大活动往往也被视为建设和发展的良机。平心而论，抓住契机，促进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警惕的是铺张的倾向，事实上，铺张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建设的取向。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