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参与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春玲说：“改革开放前，有从农民中选拔干部的渠道，比如陈永贵，从一个农民一下子成为副总理，而在改革之后，这条路子基本堵死，变为重视能力与学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从分析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社会流动链条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通常是流动的最终目的地，人们流动进入此阶层后不想再流往其他阶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流向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略有上升，掌握组织资源的人向掌握经济资源的阶层流动，这也反映出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不过，这一趋向的流动仅仅是微量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家庭背景
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不同的是，处为社会优势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对其事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个人的职业经历，而不是家庭背景。
调查发现，私营企业主家庭出身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一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父辈和家庭资源。私营企业主的绝大多数成员（78。1％）出身于农民家庭。不过，从研究人员的个案访谈来看，有两种情况会对一些人获得大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有影响。一种情况是，某些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有权调配国有资源或享有经营上的特权，有助于其子女成为大私营企业主；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大私营企业主父辈曾是企业家，他们向子女传递经商创业的经验和价值态度，这有助于子女在商界获得成功。但这些大企业主在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数量极少。
报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阶层本身的社会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来自于在传统体制中具有较大优势的阶层，而原本来自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淘汰。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创办企业对业主个人的人力资本（学历水平、教育背景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仅仅拥有很少人力资本的人很难进入这个阶层，甚至原来已进入这个阶层、但拥有较少人力资本的人，也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关系；二是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的市场化，传统体制内的优势很容易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那些传统体制内优势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那么，私营企业主大部分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报告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阶层。研究人员指出，这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女性独立创业并非易事。正因为此，女性私营企业主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看待，通常被称作“女强人”、“女大款”。
中、高等学历者占据多数。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文化素质在提高，调查显示，学历上升最为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占比例，从1993年到2002年，共计上升了约7。2倍。
中共党员比例上升。2002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达30％。与党员在全国成人中所占比例（2002年为8％）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调查显示，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其他领域的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在1993年的私营企业主中，原来是企业负责人的，只占六分之一。而10年后，这一比例已到一半以上。而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则下降了很多。
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在保留其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同时，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路径，主要是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比例上升，而层级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阶层的经济力量不断扩大，国家日渐重视，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空间。其次，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大。比如，在江苏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的村主任由年收入超10万元的“富人”充任。
工人的流动
在课题组的研究中，工人和农民处于十大社会阶层的底部。那么，什么样的工人向上层流动，即从工人岗位进入较高层级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负责人？在传统国有企业，这一流动被简化为从工人提拔为干部。
在工人阶层中，商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生产和运输工人居中，服务人员的机会最少。统计表明，与一般工人相比，向上流动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政治方面，向上流动者近80％是中共党员，而一般工人中的党员比例是27。4％。这说明，对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政治忠诚和企业忠诚。
父亲的职业背景在工人的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如果是组织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则有更大的可能向上流动。但是，研究者说，组织负责人的父亲不能将子女提高到企业的较高层次，而只能达到中等层次。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负责人需要高水平的智能，父母的权力很难帮助子女突破智能方面的局限。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报告指出，在生产和运输、商业岗位上下岗的工人，其受教育年数平均高于在岗工人。原因在于，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勤奋与努力程度）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较高的农村户籍者代替。
农民的出路
研究人员在西部一个村调查，发现该村党支部7个党员，最大的83岁，最小的67岁，当地人称他们为“7个党员6颗牙”支部。所有能跑得动的都出去打工了。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没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成为农民工，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与农民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那么，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最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成为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城镇正式工人和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很小。
超过90％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处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陆学艺说，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外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破除流动之碍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在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倾向。报告指出，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陆学艺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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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9：54
■月度论文
□薛涌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都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文拟为这种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个话题，旨在为作者留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深知，任何对真理的简化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留出充裕的空间，也期待有兴趣的读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热切盼望读者的回应与批评。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道，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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