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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对这“四位名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的判定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他所推崇的道德行为的四个原则：必须符合“自然”的“职责”；必须没有逻辑矛盾；必须出于个人的自愿；必须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一言以蔽之，四人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在于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有悖于上述四原则，因而无法成为普遍规律。这里所说的“普遍规律”，就是康德心目中的“定言命令”，也就是“我们应该为服从而服从的规律”：“除非我愿意我的准则也变成一条普遍规律，否则我不应行为。”这是道德的第一公式，是一切特殊道德规律和日常道德判断的最后条件。除此之外的一切道德规律必须由它派生。在康德的词典里，“我愿意”和“我服从”，意味着一种尊重普遍规律的天然“责任”。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可能是道德的。在他那里，道德行为的判定根据，只和行为者所遵循的准则有关，而和行为的实际结果或期望的结果无关，也和行为意图或动机的善良与否无关，还和被人们普遍称颂的各种“美德”无关，更和人们的感觉经验无关。康德对道德的阐述以理性为基础，而“理性”在这里是指这样一种认识：心灵在积极地按照它所能知道和理解的原则活动着，同时这些具有先天性质的原则可以被揭示出来和被理解。对道德原则的这种“先天”或“纯粹”意义上的探讨，便是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
纪晓岚和康德各自给出了道德或善恶的判定标准：一个可称之为“问心无愧原则”，另一个我叫做“由己及人原则”。他们两人的叙述方式也完全不同。纪晓岚是一位演说高手。他用一千多个或道听途说、或亲身经历、抑或精心构造的美妙故事，借助归纳的力量，来影响他的读者。而康德的叙述则完全是抽象的、演绎的，以致为了有效地理解，我不得不依靠他偶尔列举的例子。两人之间的另一明显区别在于，纪晓岚在写作时看似心平气和、不愠不火，可内心却激荡着对现实的痛心疾首，并时时浸透出某种无奈感。因而他的文字是批判性的、拯救性的，态度是积极入世的。相比之下，康德倒是显得雄心勃勃，上来就构建恢宏的理论大厦，摆出一副不从源头找出最基本原则就不罢休的架势。然而他的内心却是平静的，用环环相扣的推理，讨论普通原则所赖以存在的根本，其态度从相当意义上讲是出世的。如果套用布坎南在《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作的分类，纪晓岚显然倾向于“利益政治”，因为他试图用因果报应来诱导和警示世人，而康德则无疑属于推崇“原则政治”的一族，亦即政治源于普遍原则，其目标也在于捍卫那些最一般的原则。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又一点不同。当然，所有的区别，根源之一恐怕和两人的身份迥异有很大关系：一位是王朝重臣，另一位是大学教书匠。
虽说他们生活在两个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但其间却有不少相通之处。除了都关注道德问题之外，他们还“心有灵犀一点通”。问心无愧中的“心”是指什么？显然这颗“心”不是生理学、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心”，简单来讲它涉及的是每个个人观念中的做人原则，具体而言它事关正义法则。按照同时代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版）里的说法，最神圣的正义法则，就是那些旨在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邻居生命与健康、财产与占有物、个人权利或契约的法则。依据康德的“由己及人原则”，斯密的正义法则显然符合道德的定义，其区别只是后者的覆盖面狭窄一些罢了。在这里，一旦把“心”还原成正义法则，纪昀和康德之间的距离至少是被大大地拉近了。
不仅如此。在纪晓岚那里，尽管“心”最终可以归结为普遍原则，但“问心无愧”的主体还是个人，触及的焦点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责任。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无疑带有明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中国版的个人主义”。在康德那里，虽然涉及的只是“形而上原理”，但进行判断、采取行动、并最终对后果负责的，同样是个人。
这里我讲两句题外话。纪晓岚在道德建设和针砭时弊上的努力可谓殚精竭虑，但时人和后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拿他的诱导和警示当回事，大清帝国初期的繁荣强大，随即变成了“落日的辉煌”，接下来的那段历史就越来越惨不忍睹了。纪晓岚的“道佛补之”努力失败了，其根子或许还在那“儒所不足”上。当社会发生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时，当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外患，而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均脱胎换骨了的西方列强时，儒释道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不过和纪晓岚比起来，康德说教的约束力也极其有限，其后代同胞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便是典型的例子。当然，无论是纪昀还是康德，都不必对此负责。我在此提及这些，不过是想表达一种感觉：伟大的思想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有时或经常显得苍白无力。再有，面对康德阐述的“由己及人原理”，但凡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人，都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讲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说它们提出的时间相差两千年，提出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不同，表述的方式各异，但就精神实质讲，则如出一辙。这多少验证了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中讲的中国“文化早熟现象”。
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也只是粗略地知道纪昀和康德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了准确，也是出于好奇，动笔后我特意查了一下他们的出生年月。没想到这一查倒真是应验了“无巧不成书”那句俗话：康德居然和纪昀同岁，均生于1724年（斯密只比他俩大一岁）！康德卒于1804年，纪昀仅比康德晚一年辞世。更有趣的是，他们在人生旅途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也是在一两年之间。1754（乾隆十九年）纪昀中进士入翰林，一年后私人教师康德被聘为哥尼斯堡专科学校讲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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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鸡西问题中的选择逻辑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7：26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看了鸡西市谎言骗中央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大胆，太大胆，怎么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中央？笔者也感到很奇怪，在总理多次批示追查真相的情况下，鸡西的官员为什么如此不理性呢？
不过，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人的选择，都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在选择多和少之间，会选择多，在选择好和坏之间，选择好，即使实际选择结果并不是多，也不是好。而有人之所以选择在外人看来是不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当时的约束条件下依然是最优的选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鸡西官员的三轮选择：第一轮，当夏家骏的调查结果通过信访转到鸡西市，当地有两个选择，A：隐瞒问题，B：说真话，解决问题。结果鸡西的官员选择A，其原因大概是，如果选择B，说了真话，就不得不去解决问题，不过有那么多的债务，又不可能马上解决问题，选择B无疑是自找苦吃。所以选择A。隐瞒问题能否成功，可能是基于如下判断：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有很大的成功概率，上面通过正常行政信访渠道来的信息只是说“要求当地研究处理”，力度不大，以往经历大概也表明，置之不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而如果不隐瞒问题，那是自找苦吃。显然，第一轮的选择是非常轻松的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不过，鸡西的官员没有想到，这次选择的约束条件变了，成功的概率也大大下降，其变化是在常规的行政性信息沟通机制之外，有了体制外的信息沟通机制。首先，上访信息不是通过常规行政机制上传，而是受害者通过他们偶然遇到的、人称“夏青天”的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上传；其次，他们没有料到，受害者会再次找到“夏青天”，而“夏青天”则会直接通过全国政协机要局给总理写信，直接向总理报告真相。总理看到夏家骏的报告首次批示，要求建设部、监察部介入，并在“两会”开会期间交给黑龙江省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当即批示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小组，调查此事。
这时，鸡西的官员进入了第二轮选择，还是两个选择：A：继续隐瞒问题，B：说真话，交代问题，并解决问题。显然，第二轮选择B，不仅与第一次一样难以解决问题，而且还罪加一等，即承认了上次欺骗中央。而选择A，还有努力的希望，至少在现在的复杂关系网和复杂的行政运作程序中，还有回旋的余地。所以，鸡西的官员还是继续选择A。这看来是有些不理性的选择，恰恰是当时条件下最理性的选择。不过，此次选择对鸡西的官员来说并不轻松。他们不得不同时开始为进一步的欺骗工作进行运作。
欺骗省委省政府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央，总理第二次批示，转给夏家骏阅，夏家骏根据自己的调查对虚假报告逐条批驳，总理见到夏家骏的报告后第三次批示，要求中央有关机关派人到黑龙江检查落实。于是，国务院建设部、监察部等部委组成“检查落实组”奔赴鸡西督查，在中央小组的督查下，拖欠民工的工资款大部分发放到民工手中。但工程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即将开展的第三轮选择当中，鸡西官员的第三轮选择，到底是A，还是B？这依然取决于进一步的约束条件。逻辑推理是，只要他们没有到不得不选择B的地步，就会继续选择A。而要让他们选择B，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中央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严厉督查，直到问题解决。
据此，我们可以相信，由于政协常委夏家骏在中央与民间之间的信息沟通的不懈努力，更由于总理的多次批示，以及中央各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严厉督查，可以相信鸡西官员最终虽然由于选择的路径依赖倾向于一直坚持选择A，最后也不得不逐步让步，选择B，也就是配合中央督查，解决存在的问题。
鸡西的问题解决了，但地方骗中央的问题是否都会得到解决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去思考地方骗中央成功的原因，并从制度上来思考解决地方欺骗中央的问题解决方案。当然，这是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一言以蔽之，从长远来说，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从短期来看，着重各级政府自身建设，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加强民主决策，改革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刻不容缓。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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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社会地位改变的“秘密”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7：50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日前出炉
揭开社会地位改变的“秘密”
□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接待过很多外国社会学家，他们对中国大惑不解：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6∶1，居世界前列，如果在其他国家，早就会发生动乱，为什么中国还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这个问题也为众多富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所思考：1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他们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遭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但居然还能基本与城里人相安无事，为什么？
日前，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对于前述现象作出了社会学上的解释：20多年来，中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很多人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存在希望，因此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
该报告的主编陆学艺说：“农民工虽是弱势群体，但它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可以成为小商业者，小商业者可以成为私营企业主。人们有不断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乱。”也有社会学家指出，这些现象要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不少政策，解决“三农”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两年多以前，以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社会已经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而作为续篇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则重点研究了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如何分化演变而成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一个人从社会低层向上流动。
哪些人最有可能成为官员
在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排在最前列。
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其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在这方面也有优势，每百人中，大约各有3人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百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而工人家庭子女，每百人中只有1人。农民家庭子女，连1人也不到。
陆学艺说，这个问题并不独有中国存在，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不同的家庭对子女有不同的影响，这很正常。但这种流动必须是公正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80年以前开始就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10。6％的人出身于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53。2％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而1980年以后，这两个数字变化为25％和31。3％。这就是说，在经济改革以后，农民子弟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几率降低。
报告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主要来源，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少得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基本没有机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在经济改革前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此之前，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都有一定的比例进入这一阶层，尤其是农民，略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最初职业是农业劳动者。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
报告的参与者、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春玲说：“改革开放前，有从农民中选拔干部的渠道，比如陈永贵，从一个农民一下子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