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走出“彼得堡”》，为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所熟悉。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里评价说，“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就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还在乡下做‘回城’的梦，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的人当头一棒……”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高义龙说：“《走出‘彼得堡’》是我写的，余秋雨改过一稿。《走出‘彼德堡’》的背景是，1975年提倡学理论，我先写了一篇《作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写出革命文学《母亲》后，又写了宣扬‘造神论’的《忏悔》，受到列宁批评，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文章发表在《朝霞》第一期上。接着打算写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强调深入生活。这时一天恰好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谈起来，他说好呀，并说张春桥就要求工人作者读读列宁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还给我写来一封信，把有关情况写在信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徐缉熙也说，“当时，高义龙写了《走出‘彼得堡’》的初稿，我们看了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光彩。后来就交给余秋雨改。改过以后文采啊什么的好多了，领导和我们都很欣赏。所以他很有才能。”孙光萱补充说，《走出“彼得堡”》发表后，朱永嘉立刻写信向张春桥推荐，张于1975年3月21日回信谈了读后感，很快，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朝霞》风波
《朝霞》是文艺月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名义上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实际上编辑的权力在文艺组这一边，每期内容清样由文艺组组长陈冀德负责初审，然后送北京交肖木拍板，再送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印刷发行。
1974年，刚刚创刊不久的《朝霞》杂志上发表了姚真的一篇小说，引发了当时上海的一场社会风波。
这篇小说写的是当年学校里两个红卫兵组织怎样从打内战到联合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组织刚刚成立半年。
不料“工总司”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认为小说里成立半年的组织是在影射“工总司”。《朝霞》是“写作组”主办的，加上以往“写作组”与“工总司”就有矛盾，“写作组”嫌“工总司”没有文化，只会打打杀杀，“工总司”觉得“写作组”的人口罗嗦，只会耍笔杆子。“工总司”系统派出了队伍，到《朝霞》编辑部讨说法，围堵了康平路的“写作组”大楼。
“工总司”一闹起来，徐景贤也顶不住了，而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坚持自己没错，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后来张春桥找到朱永嘉，下了个批件，说“我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有事情是我负责，你们要团结”。不久，《朝霞》事件平息。
在《借我一生》里，余秋雨这样描述道：“我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收获》2004年第4期第192页）
据徐缉熙、高义龙证实，1974年年底，余秋雨写作署名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
几年后的《清查报告》写道：“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在文艺组的3年时间里，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长篇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发表在《朝霞》1975年7月号头条上，文章内容主要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上山下乡”大唱赞歌。另外一篇是《胡适传（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该期杂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中的《历史人物集》上。
因为在写作上的才华，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时负责文艺组青年的统稿工作。他帮助陆××把一篇叫《封建礼教与贾政》的文章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这篇文章后以“任犊”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陆××在看文章时发现，除标题被改动外，“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写”。
另外一次是给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论阮氏三兄弟》（《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和《〈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议，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这个阶段，余秋雨还一度成为老师，和文艺组的组长陈冀德一起给写作组主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和评《红楼梦》学习班授课。
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1976年到1978年底，写作组总部经历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学组、经济组、政经组、历史组、党史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文艺摘编组、自然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属于“原定说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组织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作为说清楚的”和“拟不作为说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体检查中发现GBT偏高，怀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余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电话里让《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安排余秋雨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胡答应了。然而因为上海方面胡锡涛的两个“老战友”打来反映余秋雨问题的电话，胡打电话给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忆说，“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工军宣队领导曾经亲自开着小车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钟健的老师帮助下，通过一个画家，在浙江奉化乡下找了一处房子调养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时间里，余秋雨说自己的“心和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经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原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被隔离了，他们属于“采取组织措施的”类别。
据胡锡涛回忆，遭到他人多次举报的余秋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为此3次上书华国锋，希望能够获得脱帽待遇。
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与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孙光萱因为问题较轻，是清查工作组依靠对象，后成为清查工作组的成员。
1978年底清查工作结束，文艺组成员去工厂劳动，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缉熙回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了一次复查，后成为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戴厚英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评上教授。
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后，余秋雨又经历过一次复查。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最后，余秋雨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凭着良好的外语基础，多年资料积累，勤奋和好学，余秋雨开始准备《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创作。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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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与康德
南方周末 2004…07…29 16：00：17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德】康德著，苗力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11。50元
□张宇燕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纪昀和康德，各自给出了善恶的判定标准，一个可称之为“问心无愧”原则，一个可称之为“由己及人”原则。两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两年来我断断续续地研读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此书被誉为一本“真正伟大的小书”（全书不足六万字），它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之深刻，远在柏拉图《国家篇》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上。感慨之余，我又鬼使神差地联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同样是活跃在18世纪的人写的书，那就是纪昀（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一本“叙事简，说理透，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被后人赞誉为“小说之魁”的载道文集。
据蔡元培先生讲，清代最流行的小说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和《笔记》。记得上学时我也是把《笔记》当成小说读的，欣赏的是纪晓岚漂亮的文笔和高超的讲故事本领。在《笔记·槐西杂志一》中，纪先生提到了这样一段“轶事”。一天晚上，微月朦胧，他“散步岸上，见二人坐柳下对谈”。便凑上前去聆听。后发觉两位谈的尽是些阴曹地府的“幽冥事”，他就怀疑是遇上鬼了，心中不免恐慌，“瑟缩欲遁”。二位见状阻拦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俩一个是‘走无常’，一个是‘能见鬼’，而我们本身并不是鬼。”所谓“走无常”，特指传说中的一类人，他们走在路上会忽然倒地“死”去，过一段时间后又再次醒来，恢复如初。据说这是阴间鬼吏不够用时暂借阳间活人帮忙的缘故。至于“能见鬼”，我猜测可能是指具有“开天眼”之类特异功能的人。打消了恐惧后，纪昀就留了下来，并一直听他们聊到深夜，所议之事大抵是因果报应之类。见此，充满好奇心的纪昀问道：“阴曹的冥司断案时，究竟是以儒家之理为根据呢，还是以佛家之理为尺度？”“走无常”回答说：“你无须问此，只须问问自己的心即可。问心无愧，即阴律所谓善；问心有愧，即阴律所谓恶。孰是孰非，阴间阳间一个道理，何分儒与佛乎？”听罢此话，纪昀思忖：“其说平易，绝非巫士所言。”
纪昀是乾隆皇帝的文臣才子。乾隆一朝，表面看一派盛世气象，但清帝国的颓败衰落已露端倪。按照《纪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周积明的归纳，当时的清帝国“内囊腐烂”主要有如下表现：一、“吏制废弛，官常大坏”；二、众多奴婢遭到“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的非人待遇；三、“风气日薄，人情日巧，吊诡出奇，一切世事心计，皆出古人之上”。面对如此“官吏率贪虐，绅士率横暴，民俗亦率奸盗诈伪”的世道，痛心疾首之余，纪昀作《笔记》，讲述了近1200则狐鬼故事，其良苦用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讲，在于借“测鬼神之情状”，来“发人间之幽微”，也就是“托狐鬼以抒己见”，希冀人人“问心无愧”。何谓“愧”？愧者，心中有鬼也；人何以心中有鬼？皆因对他人做下亏心事；而所谓“亏心事”，则不外乎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简而言之，纪晓岚的社会整合思路是：“儒所不及，道佛补之”。其具体实施“方案”，就是所谓“神道设教”，即通过对鬼神的崇拜来教化大众。在这样的背景下，纪晓岚借助“心有愧否”的标准，鼓吹“是非皆出于心、阴幽阳明一理、善恶各有报应”的理念，倡导“劝惩、薄俗、敦睦”之价值，以求规范世人的行为。
再说康德。尽管与康德的论证路径背道而驰，但为了理解的方便，我还是打算从《原理》提到的四个名人的例子中引申出他的道德原则。第一个人经历了一系列无可逃脱的邪恶事件后，心灰意冷、厌倦生活，在没有丧失理性时作出了自杀的决定。他的行为准则是：“当延长生命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不是更多的满足时，缩短生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第二个人穷困潦倒前途渺茫，以至于必须借钱才能渡过难关。尽管根本无力偿还，但考虑到如果不作出到时还钱的承诺就借不到钱，他终究作出了无法兑现的承诺。第三个人受过良好教育，多才多艺，而且还有充分的机会。可他却宁愿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而不愿发挥自身的才干。第四个人万事如意，自认为对谁都一无所求，对谁都既不羡慕也无嫉妒，因而面对别人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挣扎时冷漠无情、无动于衷。针对这四个人的态度和选择，康德提出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道德吗？回答全都是否定的。“缩短生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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