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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虽然现代金融发展一日千里，但这只是在城里。在农村，农民们能够分享到的好处是十分有限的。城里人有的怀里揣着五六张银行卡，农民却还是把学费揣在底裤里（大多数新金融产品在农村缺乏起码的硬件支持）；城里人懂得拿人民币换美元、炒外汇，接受综合理财服务，农民却仍面临着血汗钱被换成秘鲁币的危险（金融常识极度缺乏）；城里人万儿八千的贷款懒得去弄，农民却仍然为着千儿八百的借款去求七大姑八大奶（当前农户的流资短缺主要依靠民间借贷解决）。
这还只是面上的东西，如果了解一点“底子”，我们将能更清楚地看到农民在享受金融服务上的“剪刀差”地位。有关数字显示，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约20％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了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在超过2万亿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同时，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却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近五年来，四大国有银行从相对落后地区撤掉3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使大部分农民只能选择土枪土炮的农村信用社；大部分扶贫贷款变成了项目贷款，扶富不扶贫；除信用社外，所有商业银行几乎不发放农户贷款，但这些商业银行及邮政储蓄机构却毫不客气地吸走了农村一半以上的存款。所以，“现代”金融对农民来说，就是选择余地越来越小，贷款越来越难，就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离他们越来越远，就是资金的“农村支援城市”，是典型的“穷帮富”。
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出，是因为它们认为农村的经营利润太低。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洗脚上田”的金融机构进城后挤得头破血流，最后仍然要靠农村资金来支撑。银行嫌农业贷款风险大，但我们也看到，大量形成风险的并不是农户贷款，而是金融机构投往乡镇企业、跟“农”字沾一点边的所谓农业产业化项目的贷款。中国的农民有着忠厚、本分的传统，借了钱只要没遭遇倾家荡产就会还给你。话又说回来，如果确系自然灾害导致农户无力还贷，那么风险也不能完全由农户和金融机构承担，政府理应施以援手。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金融支农问题做了调研。结果表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从整体上已经不适应农民的金融需求。考虑到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艰巨复杂，任重道远，因此制定政策鼓励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及推广，让农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一点现代金融的好处，就应当成为当务之急。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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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艺谋一样浅薄
南方周末 2004…07…15 16：07：59
□谢楷
既不是申奥成功也不是神舟5号上天，也不是大过年过大节，“埋伏”硬生生用2000万办了一个大卖场，有领导莅临有观众买票，有一干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主创现身说法，有2万大学生签名声援，场外大雨倾盆，场内掌声四起，这一切就为了一声吆喝：快来瞧呐快来看，十面埋伏真好看。
这种哗众取宠之举是“埋伏”推广运动中最正大光明的一个动作。比一声令下，众片纷纷闪开，比所谓26分钟掌声雷动，正派得多。大投入，大叫卖，用传统的主旋律的宗教般的团体操式的世界杯开幕式的春节晚会式的仪式，就为了一部“就是武侠包装下的爱恨情仇”（张艺谋语），甚至都不是弘扬中华武侠文化，就为了讲一个导演主演都不认同的爱情神话。
“我个人还是和在座各位一样，平实、普通一点（的爱情）最好。要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像电影里这样，动不动就拼命，一辈子谁受得了啊！”张艺谋说。但是所有的张艺谋爱情故事都是拼死觅活呼天抢地一条道走到黑的爱情。他不断复述我们不断重温，为什么？因为那不像我们的爱情却是我们梦想的爱情。太像我们家长里短谈婚论嫁的爱情我们激动不起来。我们走进电影院就是要做梦。我们宁愿不断被煞有介事的爱情感动不已。
真是浅薄之至。但是浅薄不好吗？我们原来不浅薄吗？
我们终于有浅薄的权利，而且厚颜无耻不遮不掩的浅薄。我们原来也可以不浑厚不深刻，不教化或者不被教化。用浅薄的动作推销浅薄要比推广假装的正确假装的深厚进步得多。浅薄能够赚大钱，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喜欢被浅薄所满足。每一部赚大钱的电影都是浅薄之作。因为浅薄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喜欢需要浅薄的快乐。
不是好莱坞培育了观众，而是观众培育了好莱坞。
听起来我是为浅薄唱颂歌，我是真唱，不是反讽。不仅为浅薄本身，而且为浅薄的权利鼓吹。
一部电影终于就是一部电影。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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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青报的李金华调查所想到的
南方周末 2004…07…22 15：00：43
方舟评论
□何三畏
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有七成民众认为一个人是不安全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至少，他不应该是一个阳光下的人物，他应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做了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事情，因而失去社会主流力量的保护或者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人，他“没做什么”，他只是履行了法定职责，作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报告；他只是在工作报告中揭开了几个部门的经济问题；他不仅是阳光下的人物，他还是国家高级公务员。
这样一个人显然应该受到国家机器的有效保护。
然而，现在有76％的公众为他的安全担心。这个数据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华网进行民意调查得出的。
被担心的主角，就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为政府高官，李金华得到了罕见的民意支持，但也被罕见地担心。担心的理由非常简单质朴：“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李金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顺便说明一下，这个题为“你是否为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担心”的调查是在网络上开展的，数以万计的评论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这些参与者即便说不上是当下最有文化的群体，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获取资讯比较充分和快捷的人们。而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带有如上所述的“安全观”（那些不常获取和更新资讯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而与此同时，对在报告中所涉嫌经济问题的官员和部门是否会受到应得的追究，人们也很担心，但担心的却是：他们“是安全的”，在互联网和其他传媒上充斥着这些部门的追问、自我辩护和疑虑。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再干一个二十年——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的这段话：“站在关键时期的起点上，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新的进军中，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尽到了该尽的责任？”值得人们尤其是党政干部自我对照一下，想必李金华会问心无愧。
但民众为何既担心李金华，又担心那些问题对象不被追究？值得分析。这两种担心的逻辑恐怕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敢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官；“好官多半没有好下场”；而掀起这次“审计风暴”的李金华，正是这样一个敢说真话、忠于职守的“好官”；至于导致“好官多半没有好下场”的，也就不言而喻，而他们往往无事。这样的逻辑，属“庶民之议”的范畴，这种逻辑到底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我们要问的是，这套逻辑是怎样产生的？
回头看去，这种逆向心态，其来有自。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种观念至少通过戏曲以娱乐的方式，在底层草民的心里生了根。而同样的故事又在生活中不断地重演，于是，人们陷入一种不断地期待好官、而“好官”又不断地以悲剧的方式谢幕的怪圈。何况，很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和平时期的流血事件，一些进取革新的官员甚至倒在罪犯的枪口下。应该说这个怪圈在法治社会即当终结，但当前的某些现实事件又使人们现实地感到了忧虑。
对李金华安全的担心，很难不说是某种社会现实的心理折射，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担心李金华的安全，堪称一种积极的社会心理，因为这种担心源于对社会更加理性和健康的深刻期待，也必将促进这种理性和健康的到来。
应该说，李金华的履职行为，勇敢地揭露了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门，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不无英雄色彩，但是，现在已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特别是在干部队伍中，李金华不可能是一个孤胆英雄。我们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在李金华的背后，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一届政府政治治理的决心、勇气和力量。
而国家的希望，不仅在于多出几个深孚民望、深得民心的李金华，更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完善法治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这样，就会使每一个官员都有可能成为李金华，而没有安全之虞。只有李金华们是安全的，我们的国家才会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稳定中谋改革、求发展，进而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伟目标。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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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经济
南方周末 2004…07…22 15：46：52
《认识中国》
邹至庄著，八方文化创作室，新加坡，2004
□王则柯
新年伊始，即收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的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寄赠廖美香女士翻译的《认识中国》。开宗明义，邹至庄教授就以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作为引子写道：“中国已被视为世界上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外界对她普遍缺乏充分的认识。”“不少西方人士尤其美国人对中国人生活情况的认识，仍停留在文革时期”。邹教授写到，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填补这个空隙，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并澄清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误解”。
担负这样的角色，邹至庄教授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从学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早年应用方面关于美国汽车需求的预测和理论方面经济计量学邹氏检验法（Chow Test）的创造以及近年关于动态经济学的独到研究，还是长期出任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的“公职”，都已经奠定了邹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在世界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从实务方面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邹教授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出谋献策，80年代以来更多地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意见，不仅多次会见我国领导人，而且组织国际资源在北京和上海系统地开设现代经济学的高级课程，行踪所及，对于省市的情况，都有相当深入的把握。这一切，都使邹教授处于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非常有利的位置。
更加难得的是邹教授有这样一份热心。作为学者，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都是学术著作。《认识中国》是他以大众为读者对象所写的第一本书。则柯有幸在1981年秋天就结识邹至庄教授，并且一直得到邹教授的帮助。则柯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邹教授总是替中国着想，帮中国说话。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还相当落后，邹教授就已经一再表达中国经济一定会起飞的信念。这些展望是学者的洞见，充满经济学的智慧。例如在劳动力刚刚开始流动的时候，“盲流”之说铺天盖地，“农民怎么能不种田”之类的指责几乎是主流话语。但是邹教授能够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出发，让我们从社会的躁动中看到良好的前景。后来国内通货膨胀、外围金融危机，最近人民币升值压力，每当重要时刻，我们都听到邹教授理性的声音。
阅读《认识中国》，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邹教授以学者的睿智，常常给我们提供与流行说法不同的视觉和出人意表的思维。邹教授说，由于许多中国人的烹调技能轻易达到美国厨师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要比国民收入显示的高。这一见解就出人意表，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人们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会觉得邹教授的这一见解有相当的道理。邹教授还平淡地写道，“美国人总爱以一连串的指标来将城市排名”。“根据某个排名，匹兹堡被视为理想城市之冠”。对匹兹堡略有所知的读者读到这里，未免忍俊不禁。嘻笑之余，对于我们这里更加热衷的各种排名，会有新的认识。
我国人口众多，这一般被视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但是邹教授在若干论著中，都着力阐明人口众多的积极方面。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美国之所以雄踞世界一个多世纪，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她有一个整合和发育得比较好的容量比较大的国内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不但能够一枝独秀，而且成为周边经济的稳定因素，这其中，我国人口众多这个因素已经表现出正面影响。当然，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富裕。
邹教授多次强调中国有比较优质的人力资本。在《认识中国》中，邹教授明确写道，中国人的高素质，指的是工人的技巧及工作勤劳，以及企业家的活力和才略。的确，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要有任何机会，中国人都比较善于把握，作出让世人惊叹的业绩。
邹教授认为儒家伦理对于中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运作影响很大。在邹教授看来，中国人对于非正式规则的经济关系的投资，可以解释“为何一群中国人出外吃饭，人人总是像打架一样争着付款”。邹教授写道：“亚洲经济拥有不完备及非西方式的经济体系，但是要改变他们为西方机制，可能也不是一个最佳的改善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外一些官员和学者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准确性表示怀疑。邹教授以经济学的道理，说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基本准确性。大家知道，邹至庄教授是世界上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驱，许多著名学府的经济专业、政治专业和国际关系等专业，都把邹至庄教授的《中国经济》、《理解中国经济》等书，作为有关课程的主要参考书。邹教授写道：“我所用的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在整体看来是足够准确，可以说明我要表达的内容。”邹教授还具体地说，“我曾利用官方数据来处理很多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有些刊登于我在1985、1994、2002年撰写的书本内，我发现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所得出结果是合理的”。“数字的准确以及理论的解释力，两者是互相巩固的”。“我亦能发现数据非常诚实，能展示出不利于政府的情况”。作为例子，邹教授谈了他如何从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作出“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比正常时期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