馑级疾幻靼祝绱怂辣�9年书，活生生的孩子也成了呆子。
再说，如今当个孩子不容易，学校里除了语文外，还有各种功课。这15万字一背，你还指望孩子有空读别的东西吗？如果这就是读经的话，蔡元培先生将之废除，不愧为英明之举。至少他捍卫了少年儿童的人权，也保证了孩子们有精力来接触多元的文化。
不过，蔡元培先生废了读经，却没有禁止读经。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但是，如何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下一代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广泛探讨的问题。在海外养过孩子的中国人大多理解我们真正的文化困境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接受中国文化，坚持和孩子讲中文。但是，孩子一旦能够读书，麻烦就来了。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比如E。B。White和语言大师William Strunk，写过一本仅80多页的小书The Elements of Style，讲英文写作的基本规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本英语写作的读物了，对英语的影响，也许可以和韦氏大字典相比。可是人家这么一位大师，还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个蜘蛛生死友谊的童话，读得孩子也哭，大人也哭。里面有忠诚，有信赖，有超越生死的友情和爱。你要拿蒋先生编的12册经书和人家竞争吗？GOOD LUCK！（祝你好运！）
一位友人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华裔的孩子，那孩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
如今儿童心理学已经相当发达，学者们作了许多调查、实验。不知道蒋先生观察了多少孩子，有多少数据，凭什么就说12岁以前是“语言模仿期”，就得死记硬背，12岁以后是“理性理解期”，会逐渐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笔者自己5岁的孩子在美国的幼儿园长大，从来没有背过什么，甚至没有读书识字。但是，她3岁就在问：“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谁创造了上帝？”“哪里是世界的尽头？”笔者鼓励她读书识字，说知识都是从书上来的。她马上反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4岁时老师告诉她“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同样的话，儒家的经典中和基督教的经典中全讲了。但不幸的是，我们这里这一定律一般不被当作孩子所需要学的第一道德戒律，而且即使传授给孩子也是蒋先生那样的死记硬背的方式。可是在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里，老师把这句话告诉孩子后，马上在孩子们玩耍时的各种冲突中活生生地演义出来：你抢了人家的玩具吗？难道你希望自己的玩具被人家抢吗？孩子回到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等做饭的妈妈来一起吃饭，否则就不公平，就不合黄金定律。她可从来没有背过什么“孝经”，她在“语言模仿期”也会思想，会挑战大人的说法。
看蒋先生的工程，笔者觉得难以达到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相反，以笔者看来，以蒋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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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一个制度性的解决
南方周末 2004…07…08 15：49：35
■专家点评
□张树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市场经济存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供求关系、竞争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将经济活动调节得秩序井然。在市场调节不了之地，“看不见的手”失灵之时，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面对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在于治乱、疏乱、平乱，而非添乱。重庆的生猪屠宰市场，原本风平浪静，却因为政府的两个文件和职能部门的整顿行动，弄得肉价飞涨，市民抱怨。这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政府岂能如此轻易地取消已获得其批准的许可？
规划、标准、决定、命令，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常用手段。但市场经济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借助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必须跻身于其中之时，决定的作出必须慎重。本案中，政府作出的决定都不无疑问：难道非要机械化屠宰？手工屠宰就不能保证屠宰的质量吗？难道一个已获得合法的批准文件，在实践中又被行政机关认定为优秀的企业，仅仅因为其是手工屠宰就要关闭吗？难道一个区一家屠宰场就能保证市民对猪肉的需求？
为了使行政决定的作出不是率性而为，政府的行为不至于损害民众的利益，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引入了听取陈述申辩的程序，甚至当对公民权益影响较大之时，处罚决定的作出还要经过听证程序。新的《行政许可法》承其后，不仅规定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要听取意见、甚至听证，而且进一步将听证扩展至行政许可的设定。
将政府决定的作出建立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政府决定的偏误，也能使政府的行为不损害民众的利益，还能使政府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而能作出公正的决定。
必须意识到的是，政府存立的基础已在悄悄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承担的主要职能是生产利益、分配利益，因为计划经济是由政府组织全部经济活动；而面对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不是生产利益、分配利益，而是平衡利益。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群分开，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成为独立的主体。作为独立的主体，他们追逐利益，同时也在生产利益，从而在这种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造福于民众。政府的职能则是维持秩序，使社会的各群体不致在追逐利益的活动中造成混乱。
事实上，不同的经济基础对政府的要求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政府，公平、公正是其活动的基本要求。放弃利益之追求，回归利益之平衡，才为政府之正道。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我相信本案中政府及各部门的做法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至少作为公共机关，他们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首先要说服自己：难道我规范屠宰市场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将手工屠宰升级为机械屠宰不是为了保证生猪屠宰的质量，从而使民众吃上“放心肉”？而采取招标的方式选择定点屠宰场，不是为广大市民寻找最能够提供满意服务的生产厂家？
但问题的关键是，计划经济是政府决定的经济，政府主宰、主导着经济；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政府活动顺应市场的要求，市场在评价、评判着政府。而“公共利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表现，更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手摸心触的“感受”。因此，一个有效的审查，公正的诉讼，就成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必要的制度设置。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怕社会出现问题，只担心没有解决问题的制度。因此，我们期待着对本案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制度性的解决。
（作者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参与了《行政许可法》的起草工作———编者注）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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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攻防战
南方周末 2004…07…08 16：20：23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西班牙，坚定主张应限制申报；遗产数量第二的意大利力主不为申报设限，并建议废除《凯恩斯决议》；遗产数第三的中国则是修改协议的提出者。
为期十天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终于开到了关键性的一天。7月5日，这是会议的第八天，大会要审议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凯恩斯决议》的评议报告。这天的会开得特别长，记者等候在休息区内8个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会后才得知，由于会场内发言代表众多，连一贯的茶休时间也被取消了，原定于5点半结束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进行了整整8个小时。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委员们就《凯恩斯决议》的修改，相互妥协，终于达成了一致。
中国提出修改
《凯恩斯决议》是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决议核心内容是“三个一”———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项，目的是限制已有较多世界遗产的国家申报，今年正值这项政策的重新审核年。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章新胜认为，《凯恩斯决议》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世界遗产的资质和可信度，但采用的方法却是一刀切，未免有点武断，很多国家都有意见，特别是还没有世界遗产的49个国家。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一种平衡，但对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都十分丰富的国家来说，又显示出它另一面的不合理。它不利于更多的世界遗产的保护。以中国为例，目前已列入申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项目已经超过100项，如果按每年一个项目的速度进行申报，至少要排到下个世纪，但是在未获得世界遗产身份之前，这些遗产都享受不到高规格的保护和重视。
中国方面提交的评议报告由建设部专家起草，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意见作了修改。这些建议修改意见包括：允许每个已有世界遗产的国家每年申报1项新的文化遗产；允许没有世界遗产的国家每年申报2至3项文化遗产；对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遗产的申报数量不予限制；实行审议优先顺序制度，主要考虑向无遗产或少遗产国家提供优先评审的道义上的支持，自然遗产优先于文化遗产，双遗产优先于其他种类遗产，跨国境遗产优先于国别遗产。
英、西加入防守
围绕中国提出的建议，委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支持中国提案的国家有情况相似的印度，还有认为《凯恩斯决议》违反《世界遗产公约》应该予以取消的意大利。而西班牙和英国则坚决反对取消《凯恩斯决议》或对它进行修改，坚持放缓新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建议加强已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意大利和印度认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有一整套标准，合标准进名录，不合不进，国有大小，资源有贫富，简单采用“三个一”政策的做法，有悖于公约精神。印度等国还指出，有的国家申遗起步较晚，数量“一刀切”，对后来者很不公平。支持《决定》者则认为，《凯恩斯决定》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世界遗产的资质、可信度，同时表明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更加重视保护的态度。中立主义者则认为，除了限制数量的硬性指标，也要建立相对弹性的制度。比如在世遗委员会越来越强调全球统一战略的前提下，少遗产国家与多遗产国家成立保护联盟；比如委员会组织全球力量共同协助少遗产国家，在援助技术和资金上给予倾斜。
5日晚，会议通过了一份对《凯恩斯决议》的修改草案。这一草案将在6日的会议上作局部修改，但主要内容已基本确定：自2006年起，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受理的申报数（包含扩展项目和紧急提案项目在内）由40个提高到45个；从2006年起，缔约国每年可申报两项世界遗产，其中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没有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缔约国可以申报二到三项。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表示，目前对《凯恩斯决议》的修改是一个“试验性和过渡性”的措施。而且，虽在单个国家的申报数上有所松动，但坚持对总数和扩展项目限制的做法，表明了世界遗产委员会限制申报、更重视保护的鲜明态度。
中国今年申请的是一项高句丽，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两个扩展项目。到了明年，可以申请两项遗产了，但包含扩展项目和紧急提案项目在内。这意味着，就每年能够申请的实际数量而言，反而少了。
先过自己这一关
这一结果令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们感到沮丧，也给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大会的国内地方申遗官员浇了一盆冷水。在这些天里，他们抓住各种机会，交朋结友，学习申办经验，进行公关，为自己的遗产地申办工作打基础。
记者回到下榻的酒店，看见几个失意的申遗地代表相互给对方打气，相信自己遗产地的独特价值，幻想着申遗成功以后带来的游客和滚滚而来的收入。
未来几年内，我国的申遗项目已经排好先后顺序。2005年，澳门历史建筑；2006年，轮到河南安阳殷墟……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田小钢透露，真正将申报文本和实际准备工作做到家的，不到5家。这5家分别是：澳门历史建筑群、广东开平碉楼、福建土楼、河南安阳殷墟和云南哈尼梯田。更多的遗产申报，存在很多问题，实际工作什么都没有做，像样的文本材料都没有，很多都是地方领导头脑一发热，就要求地方申报世界遗产，而且当地报纸也登了消息发了新闻，全国报纸也转载了，可是，作为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的申报负责人，连他们的资料都没有听说过。在收到的申报材料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材料只是一个纸上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实现过。其实按照联合国遗产标准，很多遗产申报地是不符合要求的。
现在，这样的状态将得到改变。大会期间，章新胜在小规模的吹风会上透露，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结束以后，中国将对现有的世界遗产申报预备清单进行考察，用更严格、更科学的标准评估现有的世界遗产申报预备地。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祥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方法旨在引导各级政府把申报世界遗产的立足点和积极性放在保护遗产本身上，借此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是逐年形成的，我们对世界遗产的有些理解还不够准确。因此，现在中国应该有一个更加完整的管理体系，专门的法规，重新审定现有的预备清单。”
这些措施将于今年下半年实施，与之配套的中国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也正在酝酿中，按照设想，这个专家委员会将邀请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组成。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考察的方式一样，这个机构将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未来申请加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项目必须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才能够有资格申请世界遗产。
按照世界遗产的考察标准和要求，我国将重新确定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观念的准确度，比如有些文物虽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曾经被移动过位置，因此不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还有一些保护管理水平令人不满意，保护范围没有严格划定，没有严格的保护管理法规，没有特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项目，也有可能被从清单上剔除。
据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郭处长透露，新的清单将根据未来5到10年的申报工作而制定，名额最多不会超过50个。新的预备名单将参照现有的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建立严格的考察、咨询、评估、审议制度，形成一个透明而制度化的程序。而且这个名单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准世界遗产”，一旦进入这个名单，就可以说明该申报地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