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中冉冉上升。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有政治学者分析，“政法系”需要转变为宪政治理派，需要为自身地位的提升和角色的转变做好足够准备，积累司法系统的资源、提升规则能力。
尽管收效亦需观察，但中国司法系统的理性之处正是在于其在力所能及的环节上进行着突破和努力。范亚峰博士由此断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政法系”的抉择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模式，他们将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甚至拥有中国政治的未来。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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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行政管理中的“标语崇拜”情结
南方周末 2004…07…01 14：52：20
民谚：熟睡的人叫得起，装睡的人难喊醒。
□俞洲
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标语清理行动在云南已告结束，遍布城乡的3。5万条命令式、强制性、威迫性标语被抹掉。这些标语出自不同部门，内容庞杂，包括计划生育、普及义务教育、归还农业贷款、依法纳税、退耕还林、征地拆迁和交通安全等。相关信息表明，“不良标语”的存在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宁可添座坟，也不添一人”之类的标语在乡村时常可见，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作为一种宣传手段，标语的确能起到营造声势、激励斗志的功效，有时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无论办什么事，都把标语宣传当作要务，力求“时时有、处处见”，本身就是不严肃的表现。在一些干部看来，宣传标语的多少已成了体现管理部门对某项工作重视程度的代名词，似乎不挂几条横幅、不贴几张标语，就有轻视失职之嫌，工作就会缺乏力度，而绞尽脑汁拟标语，大街小巷满天飞便成为寻常之事；至于有没有真正落实在行政管理中，倒变得似乎无关紧要了。
之所以屡屡出现“宁可添座坟，也不添一人”、“放火烧山，牢底坐穿”那样有伤大雅、有碍观瞻，语句生硬、态度蛮横的标语，究其实质，也离不开内心深处存在的标语崇拜情结。他们不是从加强教育和管理着手，却迷信标语的强大威力，冀望于标语一出，所向披靡，试图把百姓蒙住吓怕，以求管理起来轻松省事。
在“标语崇拜”心理下，运动式标语实质上已成了运动式执法的一个缩影。在一些地方，今天搞计生宣传，大街上遍布“一胎放环、二胎结扎”的标语；明天搞文明城市迎检，“城市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又占领各大阵地。现实生活中，据媒体报道，在某地有毒食品堂而皇公开生产，却从未见监管部门进行查处，但街道两旁，甚至不法业主家门口，贴满了“严厉打击不法行为、确保食品安全”的标语，这种黑色幽默实在值得深思。
命令式、强制性、威迫性标语固然需要清理，但在一些部门官员中根深蒂固的“标语崇拜”情结也该到了需要清除的时候。在行政管理中，与其追求标语满天飞的热闹氛围，不如办几件扎扎实实的事，发挥的实效可能更显著。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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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往复中寻找自我
南方周末 2004…07…01 16：30：58
□史禾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
秦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8。00元
本标题中的自我，非关个人，讨论的是国家的自我，民族的自我，文化的自我。它包括以下这样一串时空范围极其广大、并且承载着民族和历史责任的宏观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在地球村中占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又将走向什么样的前途？真有国民性这号物事吗？如有，中国的国民性为何？等等。主流的观点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是租佃关系，儒法两种交互为用的学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农民战争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套答案，从五四时期完全否认尚有所谓“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存在，到以为中国文明将拯救20世纪的诸多学说中，脱颖而出，其成就不仅限于学术论争的绝对胜利，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不同认识，会导致不同的现实对策，这样，原来的“问题”就变成了“主义”（本文所谈的“主义”，指的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仅为有待检验的假设）。
不过，研究“问题”的学术论争只须以实证和逻辑来检验，并且往往以存疑告终，“主义”却须接受更为严酷的实践检验。当主义指导的实践出偏，血的代价将无情凸显其理论基础的缺陷，逼使人们再回到问题研究上来。为什么自以为反封建最彻底的时代，个人崇拜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执行了最最“先进”的经济政策，生产力反而倒退到封建时代的水平以下？对史学“主流观点”的检讨，就这样开始。秦晖一辈的学者虽然成名于1990年代，但是这一拨人的精神蜕变，则早在1970年代、当他们奋发于“广阔天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秦晖是从租佃关系着手质疑主流理论的。他的“关中模式”以历史学的微观实证方法，指出关中无租佃，证伪“租佃神话”，十余年来渐成史学界共识。但这只是“刺猬结论”的一个“狐狸起点”——秦晖这一辈的学者，不少人还保存着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以学问道义为己任，再加上秦晖个人在治学方法上期许往来于微观—宏观问题，以求整个学科的认识进步，可知这个“狐狸起点”绝不能令他自满而止步。果然，在不断梳理社会史、经济史理论和比较苏俄、欧洲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狐狸工作”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形成了一整套抽象的、宏观的中国社会本质论。他放弃歧义丛生的“封建”范式，另拈出“大共同体”一词，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以大共同体对个体的压制（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就是个体对大共同体的依附）取代“租佃制神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结构中，皇权作为大共同体意志的代表，通过郡县制度和官吏体系，直接控制数以亿万计财少势微的编户齐民（编入户籍的平民，平头百姓——编者注）。在大共同体中，官、绅、吏三个阶层看似有较多特权，但一来他们的权力都来自大共同体，二来他们的特权只有在附骥大共同体压制平头百姓时才有效，对抗大共同体就无效，所以即使对于他们，生杀予夺之权也尽操于上。在大共同体中，也存在社、会、帮、行等自治团体，但它们的生存领域，不是在大共同体弃而不取的迎佛敬祖、恤老怜贫、邻里互助之类零星空间，就是干脆被打入地下，成为大共同体黑暗的倒影。一句话，传统社会里，大共同体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团体起而挑战它的绝对权威。不过，大共同体对治内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倒是颇为放任的；理论上（有时在实践中）也尽力为成员提供平等公正的保护，这就给了传统中国社会相对长期的和平与经济发展空间。但由于大共同体与其治内成员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经济民生和平发展必然碰到不可逾越的“玻璃天花板”——大共同体决不允许民间聚集起足以挑战自身的财力。
与大共同体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实施的全面高压相对应，是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扭曲。先秦逐渐形成的知识精英阶层——儒生，连同他们的精神财富——儒学，一步步被当道的法家政治现实抽干。儒家理想的王道乐土、贤人政治，成了三代以上的遥远政治神话，只具有观赏与遮盖价值。平日里君与臣、臣与臣之间，拿出全副精力斗法，玩弄控制与反控制的生死游戏。无法面对这一残酷现实者，则逃于道家无作为无是非之境。在儒家的道德自律和法家厚黑学的拉扯中人格分裂，最后全体归于道家犬儒人生观——这就是大共同体下全民精神矮化的文化画像。以一人防天下人，只好不断地派秘书去监视大臣，再派家奴去监视秘书；派钦差查勘地方大员，再派特务去查勘钦差。两千年来，防人之心、御人之术已然发挥到极致，生出无数恨爱情仇故事，却总打不破政治组织异化的循环，“人心莫测而必分其权，政出多门办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权，形成了集权—分权往复循环之例。”（秦晖：《阅读千年：古老帝国的政治脉搏》）这是一幅大共同体下国事无出路的政治画像。
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特质，决定了农民战争不可能造就现代化，而只能一再重演改朝换代、更换大共同体人格象征的老戏码。大共同体内部压制／依附的格局不变，其特质也决定了，欧洲公民与专制君主结盟，打破小共同体塑造现代契约社会的程序，不可能被中国挪用。中国自来罕有地位独立的小共同体存在，现代化过程又何来这样一个敌人呢？而大共同体恰恰是传统社会的压制之源，大共同体成员欲求与君权即大共同体的人格代表结盟，打破压制，岂非与虎谋皮！
在研究问题的学者本职工作完成之后，秦晖也进而进行现代化研究。文化层面，他期待“原教旨”儒学中的民本精神、自治主张，在儒学法家化、道家化以后，能成为思想界的微弱潜流，跨越两千年历史，直接与现代社会重视个人权利、给个性自由发展空间的核心价值接轨，而焕发新的生命。在社会经济的现实层面，他相信不论各种范畴和规模的小共同体有多少缺陷，个人与自治的小共同体的结盟，也比个人托庇于大共同体屋檐下，更接近现代契约社会。从表面上看作者违悖了欧洲现代化的程序，但正所谓得意而忘形，这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大共同体演变的逻辑。
不过，秦晖本人也承认，在传统政治文明笼罩一切的环境下，大共同体弱化（而非转化）时丛生的地方分立集团，很可能是与大共同体压制本质一脉相承的“土围子”、“土皇帝”，与理想中的市民社会毫不相干。传统小共同体的压制将迫使其成员幻想通过改投大共同体来摆脱束缚，其结果无非是由领主的奴仆再变为国家的臣僚。为避免新一轮循环，只有“先行建立足以整合社会的民主国家”。至于在大共同体／传统小共同体的循环怪圈中，怎样先行建立民主国家，秦晖并没有给出答案。本书中的论文成文时依据的案例，是颇受诟病的“庄主现象”，“传统小共同体”土豪恶霸的气息也颇为浓烈。
《传统十论》，从汉唐时期的乡村组织，到中国经济史上“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再到汉语“平等”一词的所指演变，形形色色的话题杂凑在一起，但“吾道一以贯之”，作者的思考，全部指向中国如何建立保护人权、解放个性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思考不仅是学理的理性研究，也极富理想主义的激情色彩。另外，也许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尤其是文史学者，似乎不太习惯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秦晖却是个中高手。激情和逻辑结合，使读理论文章如观武林高手过招，十分过瘾。
既称为“十论”，书中共有10篇论文。建议时间宝贵的读者，重点看《“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和《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两篇。上引《阅读千年：古老帝国的政治脉搏》也是一篇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文中关于刺猬与狐狸的说法，来自以赛亚·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发挥。这个原意已经无从查考的比喻，被伯林解释为：有些人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一个“中心思想”联系起来，用一套融贯的体系去阐释所有的“细节”；而另一些人则同时探寻许多目标，他们四处求索的动机虽然有着某种个人心理上的共同基础，但旁人却很难根据某种“客观的”标准找到这些目标之间的联系。伯林称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编者注）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作为“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目前的研究重点为：历史与现实中的农业－土地－农民问题，前工业社会的不同模式，农民社会现代化的不同模式。近著有：《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思无涯，行有制》、《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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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南方周末 2004…07…08 15：49：56
□薛涌
“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
由当代“大儒”蒋庆先生编纂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即将问世。蒋先生在后记中称：“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本来以为他讲的是“文革”。但他似乎生怕别人搞错，特别申明他所指的是1912年。那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这个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以兼容并包的精神主持北大，开创了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优良学术与文化传统。他当教育总长废了读经，却并没有去焚书，如何能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相比？如此厚诬前贤，不知道蒋先生守的是哪路“道统”？
那么，蔡元培是否应该废除读经呢？看看蒋先生搞的名堂就明白。蒋先生编的这套“诵本”，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5万字，832课。对象是3到12岁的孩子。而且，这些内容是要求孩子们背诵的！蒋先生称：“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一句话，他所提倡的读经，就是要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
这套东西不该废除吗？笔者有幸早生几十年，没有赶上蒋先生读经运动的洗礼。不过，当年为了高考背某课标准答案的记忆还是有的。其实那时的死记硬背，比蒋先生的读经教育还人道些。因为当时对背的东西信不信、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至少对内容还是理解的，知道哪里简单化，哪里荒唐，有时一边背一边心里暗笑，甚至嘴上骂娘，聊作一番娱乐。可是蒋先生提倡的儿童读经，那些可怜的孩子连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如此死背9年书，活生生的孩子也成了呆子。
再说，如今当个孩子不容易，学校里除了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