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对这些造假负责，谁是背后的操纵者，谁是真正的黑手？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记者一直穷追不舍，希望将他们曝光于天下，正是这些人，制造了这个黑色市场，家长和考生，以金钱和良心为代价，从他们手里购买了高考场上的20分，而他们一边瓜分战利品，一边还享受着家长们的感恩戴德。
但遗憾的是，我们失败了，尽管他们就在我们的眼前，他们的身份昭然若揭，但这些家长们、老师们、甚至学校，却没有一个愿意将他们的名字说出来。
一位考生家长经过12个小时的痛苦煎熬，最终还是拒绝了记者的要求，他宁愿自己的孩子可能被曝光，甚至被毁了一辈子，也要保护这个给他办证的人。在电话里，他嗓音嘶哑、几番哽咽，“我最好的朋友帮我办的这件事，还找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你现在要我出卖他，我今后又怎么做人？”
放下电话，记者也不禁感慨万千，或许，每一个家长面临的都是情义两难的选择，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的追问是否显得特别的残忍？
这也正是这起造假事件最诡异的地方，与所有的造假者不同，他们并非用金钱、暴力乃至权势来支撑，他们得到的是“情义”这把伞，以至于在西安，甚至在全国，“国家二级运动员”造假已经流毒甚广时，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揭露它，因为它击中了人性的弱点。
甚至这些幕后的黑手，同样有不得已的苦衷，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分析，孩子的命运现在仍然是华山一条路，高考场上一分千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加分的手段，无疑都会被研究到“毛细血管”，都会成为各方力量介入的战场，你扛得住吗？
记者同样注意到，各种考生的加分政策，在程序的规定上，全都是在各部门之间履行完毕，运作过程中缺乏公示和大众的参与监督，在这种操作方式下，显然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在调查过程中，从学生到家长到老师到学校再到有关部门，只有一个抱怨是共同的，大家都认为社会风气如此，所以造假在所难免，但岂不正是众多人的参与，才组成了造假的完整链条？才形成了如此之风？
正因为此，我们在此吁请，有关部门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后，在处理之时，当给孩子们多一些人性化处理和宽容，避免他们成为无辜的祭品，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张刚展开的白纸，他们需要试错的机会。
如何将为恶者除恶务尽，如何避免类似丑闻的上演，或许才是更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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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本事件”看宏观调控和政府改革
南方周末 2004…06…24 14：52：47
□张曙光
“铁本”已经叫停，其结论是：地方政府越权审批，铁本公司违规违法操作，有关责任人正在进行查处。但其彰显出来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首先，如何到位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不是直接干预微观主体行为。
也许有人说，关闭铁本公司是针对它的违规违法行为。不错，铁本上马是有违规违法行为。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这种违规违法行为是怎么发生的？谁是主谋，谁是祸首？铁本应当承担多大的罪责？
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我们曾经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过热是政府过热，而不是市场过热，甚至是市场未热，政府先热。“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过热的一个典型案例。
据媒体报导，铁本公司违规违法有两大事实，一是化整为零，分散报批。即采取欺骗手段，把投资100多亿元、占地9000亩（实际占地6500多亩）、建设规模840万吨的大钢铁项目分为七个小项目，分散上报审批。但是，为什么搞成840万吨，为什么分成七个项目，没有人追问。铁本公司最初计划年产200万吨，按相同的比例计算，投资只有23。8亿元，占地也只有2000多亩（实际为1500多亩），从民营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理念来看，实际数量可能更少。这样，也许就用不着化整为零，分散报批了。现在建设规模搞成840万吨，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但至少主要是地方政府搞出来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的三个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基本上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差异并不明显，无锡强一点，苏州和常州不相上下，但是，经过20年的竞争和发展，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苏州大大超过无锡，无锡又把常州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政绩考虑，常州政府和官员自然憋着一口气。在现行体制下，缩小差距的最便当的办法是上大的建设项目，只要一个大项目上去了，一切就都有了。铁本的规模从200万吨加到400万吨，再翻番到840万吨，就是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一再鼓动、劝说、利诱、甚至施压和请求下，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另外，现行管理条例虽有投资规模报批的限制，却没有禁止报批以后再合在一起的规定。
二是违法圈地，侵犯农民权益。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这里有一个程序问题。农户的耕地要变成非农业用地，先要经过政府的征用，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工商业目的。没有政府的行动，铁本公司本事再大，一寸土地也拿不到手。如果没有上边官员的首肯和指示，乡镇干部岂敢胆大包天，越权批了那么多土地。至于铁本公司没有给足征地折迁补偿费，致使2000多户农民至今仍然无处安身，这也许有一部分事实。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铁本公司按什么标准补偿？农户真正拿到了多少？这些决定是谁拍板的（肯定不是铁本公司定的）？
其次，如何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在目前情况下更是如此。关键在于行政手段应当针对谁，以及如何实施。对于像“铁本事件”之类的事情，行政手段只能用于问责官员和企业的违法行为。
对于铁本公司不一定急急忙忙令其关闭，而是让其存在，然后把各种该由企业负担的投资成本都算进去。比如，专用码头本应由企业投资兴建，地方政府为其代劳，自然扭曲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低价批地同样不合理，也应按正常标准收取土地出让金和折迁补偿费；偷逃的税款也应照章收缴；至于违规违法，也应按规定进行罚款。这一切加在一起，如果企业认为仍能盈利，可以让其继续经营或者缩小投资规模继续建设，如果损失太大，无法进一步投资建设，可以提起破产申请，进入破产程序。与此同时，这里计算出来的低估成本和缩小规模造成的损失（包括土地不能复垦等），就是官员决策失误的代价，应按此对有关责任官员做出相应的处罚，使之承担决策失误的经济责任。这样做，既不存在侵权问题，又达到了行政干预的目的，同时也真正建立起对官员的问责制度。
再次，如何在宏观政策紧缩的同时推进政府改革。
“铁本”的上马，是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家共同行动的结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地方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实行紧缩中，各部门又是各搞一套，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现状是，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巨大的经济和投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行政能力又有待提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府改革是进一步改革的中心。
因此，政府改革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和官员权力，特别是经济和投资权力，而最主要的办法和措施是，明确规定政府和官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建立政府官员的行为规则，并对官员的行为实施公开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实行真正严格的问责制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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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责到问德
南方周末 2004…06…24 14：52：31
□董云龙
陕西省洋县国税局副局长张建红，带队参加汉中市国税局举行的演讲比赛，因迟到受到主持人的批评，于是便给主持人发了一条“过火”短信。汉中市国税局党组会议因此决定要张建红自己写辞职书，并给他半年考核期，若表现好就复职；张建红拒不辞职，市局便在县局召开会议，宣布免掉张的副局长职务。
按照当今官场游戏规则，下级通常是宁肯打碎牙往肚里吞也不会“抗上”的。张建红之所以“抗上”不交辞职书，“是因为自己想不通，自己不过发了个短信，为什么把职务给免了”——他对新华社记者这样说。而汉中市因此免了张的职，好像也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市局人事科长对记者解释道，是因为张工作不严谨，认错态度不好，才免他的职；免职后，给张建红半年考核期，他还有可能恢复职位。
那么，我们来看看张建红副局长发的短信究竟是什么内容。收信人是比赛主持人、洋县籍的市国税局教育科科长高景侠。张副局长写的是：“你是洋县人吗？你今天所作所为，全洋县国税人恨你，你有脸回洋县？树立你威信也不能拿洋县人开刀呀！你也到头了，想往上爬？没指望了！！日偏西山了！！！你忘了你根在哪儿了！你把洋县人脸丢完了。张建红11时50分。”从这一篇连珠炮式的发泄、教训、诅咒里，人们听到的分明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哪里是张“一再解释”的“开玩笑”？谁能从中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原则性、正义感、羞耻心？有的只是陈腐的面子观、狭隘的地方意识和以“洋县人”总代表自居的狂悖。须知，受信人身居上一级主管机关、官职也比他高半级，他尚且如此放肆无礼，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他平时对县局里的部属及辖区纳税人的态度会如何，却让人不敢猜测。张建红这样陈旧的思想观念，这样一副“老虎屁股”德性，怎么配当副局长？单凭这条短信，免他的职就天经地义，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张建红之所以觉得委屈，汉中市之所以也感到处理过重，许诺半年后可恢复其职务，那是因为当下确有许多官员犯了比张建红更不像话的过失却安然无恙。随手拈来一个例子吧。6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报有条报道《太原出台规定，领导升迁“坐骑”不能带走》。你看，原来，时下多见的做法是当官的升了官，要将公车当自己的腰带一样随身带走，以致要正经八百地发红头文件来纠风。可见政纪问题不是某地独有的。此外，那些见于报端的，如公然嫖娼寻衅的，“包二奶”的，混学历学位的，有几个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东窗事发，大都给个警告或记过了事，即便免职了也保留原有职级的待遇。
作风不正，成因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不能将腐败现象、官风不正等弊病归结为语言口号问题。以前，干部们都知道两条“潜规则”，即“不装错口袋”（指不贪污受贿）、“不上错床”（指不乱搞“男女关系”）；此外，还有一条显规则，即“不搞特殊化”。中基层干部要面对群众，若大搞特殊化，在政治运动中肯定难过关，不丢官起码也要忍受众人的唾沫星子。如今不搞群众运动了，这自然应该，却没有相应的制约将公权“私有化”的有效手段。
去年以来，中国兴起了对官员的“问责风暴”。现在“问责”最多的是重大灾难事故；也有一些地方开始对重大的决策失误、领导干部提拔失人（“带病提拔”显然不是失察）和重大冤假错案，进行问责。其实，对于官员还要问德，即对有严重“道德缺失（ethical lapse）”的人进行纠劾。这在发达国家已是常例。克林顿的“拉链门”风波，韩国候选总理的文凭真假事件，日本阁员的逃交养老金丑闻，欧洲某国要人的公车私用问题，诸如此类，举凡违背诚信、清廉等道德原则的行为，不论后果是否严重，一旦露出端倪，当事人总是被社会舆论穷追猛打，真可谓无所遁形。这样做一点也不苛刻：官员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精英，道德水准本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准；否则，公众把权力委托给他们怎么能放心？
我们的行政“问责”还刚刚起步，就提出官员的“问德”问题，岂非得陇望蜀心太贪？可是，没有对官员的“问德”，要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就是不可能的。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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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模拟的演习与真实的关系
南方周末 2004…06…24 14：52：32
□马少华
北京市朝阳区首批20名新闻发言人正式结业，为了检验这些新闻发言人的学习成绩，朝阳区政府特意请来了部分媒体记者在结业仪式现场召开了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北京娱乐信报》第二天的报道虽然简单，却也生动传神：“发布会一开始，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就直接抛给了刚刚结业的新闻发言人。记者们问题虽刁钻，但发言人却早已备足功课，一一将难题化解。”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人家检验成绩的。
朝阳区的这个活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普遍的意义上，这种事，这种关系，还是颇耐人寻味的。很明显，朝阳区政府是把新闻发言人的学习成绩的检验设计成一种“模拟实战”的演习，就像军事演习分为“红军”和“蓝军”练习进攻和防守一样。但是，如果细细琢磨，这两者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军事演习中的“红军”和“蓝军”其实同属一个部队，他们不会在真正的战场上交火。但是，在模拟的新闻发布会上“模拟交锋”的政府发言人与新闻记者，在真正的新闻发布会上，却会真正地面对面。到那个时候，如果记者的“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被功夫日渐深厚的政府发言人“一一化解”，恐怕记者们就不会像今日这么轻松了。
不能说我们的记者与政府发言人就是对立的关系。也不能说政府培训新闻发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记者。但是，这样一场特意组织的“实战演习”，的确反映了这两种角色之间关系的某种普遍规律。实际上，这两年各地各级政府培训新闻发言人，确实没少请新闻记者当老师，因为毕竟，在没有新闻发言人基础的条件下，新闻发言人是“新”的，新闻记者却是“老”的。由新闻记者“教”新闻发言人，实际上是一种“对手教”，因为新闻发言人直接的工作对象就是新闻记者，而不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尽管“新闻发布”这种传播活动的“信宿”（信息传播的终点）是普遍的社会公众。新闻记者与新闻发言人的关系，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与新闻发言人的关系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社会公众对于与自己利害相关的政府事务有问题要问，这些问题可能本来就是尖锐的，通过成熟老练的新闻记者之口问出来，可能就更加尖锐。而政府发言人代表政府发言，肯定也有自己的纪律和策略，不大可能是“知无不言”。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真正的新闻发布会往往会是一种智慧和职业能力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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