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上- 第3部分

　　2003年5月份的时候，一位学者看到SARS危机中，官员问责制被普遍推行，数百名官员因抗非不力被免去职务，看到“信息公开”被奉为铁律妇孺皆知，他大胆地预测：“SARS是一次契机，它很可能促使我们的体制进行彻底性的变革。”

　　2003年年末，再见到这位学者时，他冷静地说：“现在看来，那时的估计过于乐观。对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一次不大不小的灾难影响还是有限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惊心动魄的SARS危机究竟改变了中国什么？它对这个民族的进程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SARS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高层显然已有足够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是在权力结构的中下层，某些方面还是缺乏改变的动力。

　　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有着一百多年寻求现代化之梦的民族来说，确实不能寄希望于“一次不大不小的灾难”能让我们顿悟什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奇迹。大国的进步是以一点一滴的体制变革作为保障的。

　　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北京的“选举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变革的力量及其发展逻辑。

　　2003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深圳和北京分别进行了热情澎湃的一次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从深圳肖幼美贴出第一张竞选海报，到北京许志永当选后广发致谢信，整个过程涌现出一大批自荐候选人，风起云涌，气氛活跃。

　　在这些自荐候选人中，业主代表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群体惹人注目。他们以维权为直接诉求，寻求自己的政治表达渠道。他们参与政治，不再是凭单纯的热情，而是把民主活动与自己的利益紧紧联在了一起。

　　长久以来，为什么农村的基层民主如火如荼，而城市却悄然无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农村，谁当选谁执政，决定着土地分配、农民负担、公共建设的命运，因此有的农民为了扳倒一个村主任，不惜行程万里、上访数十次；而在城市，人大代表、居委会主任与选民的利益关联度则很弱。

　　业主参选表明这种情况正在被改变，一种活跃的、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民主在城市里慢慢扎根。从农村突破到城市，中国的基层民主才有了一幅完整的图景。民主一旦和个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才更有可持续性。

　　这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的力量，是经济变革的影响，是财产权的确立。业主政治激情的背后，是保护私产的冲动。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深圳和北京的“选举现象”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表明经济变革的影响日益明显地在政治领域里显现出来，财产权的确立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诉求。

　　这也是2003年“民本政治”得以兴起的一个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推进及其影响成了促进体制变革最有力的力量。

　　公众力量

　　两年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铺工程躲过公众的视野静悄悄地上马了。到了2003年，它的配套工程杨柳湖工程准备修建时，舆论发出了“保卫都江堰”的呼声。随后，由建设部城建司王凤武副司长带队的调查组到达都江堰。王凤武说：“我们要感谢媒体，是媒体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要建一个大坝。”接下来，杨柳湖工程被有关方面否定。

　　有媒体评论说，紫坪铺、杨柳湖姊妹工程一上一停命运迥异，公众力量正越来越多地对大型工程决策施加影响。

　　除了都江堰事件，黄静案、李思怡事件都形成了公众舆论的影响。而在2003年，公众力量彰显最充分的是孙志刚事件。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从网上舆论到上书人大，人们在追问是什么让一个善良的人惨死他乡。6月18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而过时的收容制度被彻底废除。舆论指出，废止收容，实施救助体现了政治文明。

　　有人说，2003年是中国的公共政治空间已显雏形的一年，而且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个行列。“2003年，我们看到知名学者、作家逐渐在维权事件和签名活动中频频出现，律师、法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在个人和弱势群体维权中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如高耀洁、万延海之于河南艾滋病人群，李昌平之于农民群体，周伟之于乙肝病毒携带者人群，贺卫方、萧瀚、许志永等人之于2003年一系列个案等。一批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过19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在商业时代的边缘化之后，借助维权行动开始以一种温和的改良姿态，重新参与介入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学者王怡说。当然，他本人也是这个空间的活跃人物。

　　在这个空间里，当事人、知识分子、媒体、政府、公众产生了互动。学者秋风说：“这些复杂的、交叉的互动关系，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初步形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试图更加理性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妥协。”

　　当然，2003年的公众舆论也存在另外一面，民族主义的声音在这一年尤为高调。

　　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说，“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两股力量已开始赛跑，一股是历史屈辱感和现实自豪感交织发酵形成的民粹意识，另一股在呼唤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思想的培育，民族主义的幽灵恐怕就站在前头了。”

　　私权利与公权力

　　2003年，是公民权利觉醒的一年，也是围绕着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而矛盾颇多的一年。法学家江平在一次会上说：“从一个法律学家的角度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公权力维持着很大的干预和控制力……在崇尚公权力的国家里，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些国家和地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对比较少……在我们过去控制和管理都相当强大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而现在，私权利日益觉醒和扩大，而公权力仍然保持着干预和管制的力量，这就构成了转型社会里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甚至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时段更尖锐的冲突，这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经历了有冲突、有灾难、有危机的年份里，政府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有分析者说，这得益于两点：一是正面回应问题。SARS危机中果断处理不力官员，土地管理出现问题后，马上表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二是亲民的作风，党的总书记在危机中亲临一线，一国的总理亲自为农妇讨工钱。

　　然而，中国的改革之路在走了25年之后，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在拉大，经济发展受到高度重视而社会政策相对滞后，“公平”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一年来新领导集体的施政取向来看，“公平”的主题得到了凸显。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并提出破除“唯GDP论”，强调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2003年来看，年初和年尾的三件事必将载入史册。年初，随着两会的闭幕，第三代领导集体退居幕后。这是中国五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的权力制度性交接，平稳而顺利。这对开创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有非凡意义。

　　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堪称至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最高成果。

　　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这更是25年经济改革、民主政治追求的制度性成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等条款为2003年的中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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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验与考验中国　
　



　　2003…12…31　17：54：03　　来源：南方日报　　

　　□马克

　　今年的剧情表明，中国依然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故事。全球其他经济体因此受益，同时也因此不安———这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考验。

　　反过来说，全球经济的不安又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中国通向繁荣道路上的一个坑洼。

　　1986年，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出版了他的名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逝世于1991年，这本书已经不可能以他的名字再出修订本了。但是，在他逝世的第二年，“伟大的中国革命”骤然加速，如果费正清能到2003年的中国看一看，他会发现，中国变化的速度之快要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用了25年时间改革此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不彻底的计划经济。1992年之后，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市场经济，这个任务至今仍在推进中。

　　然而中国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对秦汉以来形成的整个文明系统的重塑———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思想生态。只有当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确立，只有当兼容了传统文化和工业文明精髓的新的中华文化形成之后，“伟大的中国革命”才能画上句号。

　　从这个角度，刚刚过去的2003年尽管有太多抹不去的记忆，但无疑只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一历史长河中的一瞬。

　　崛起的中国属于世界

　　CCTV经济频道主持人芮成刚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1月2日，他将和龙永图一起主持元旦特别节目“2003世界年度经济报告”，特邀嘉宾有WTO总干事素·帕猜、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刚刚卸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日本战略大师大前研一。

　　“这是一个梦幻阵容，”芮成刚说，“你能想象把斯皮尔伯格、汤姆·克鲁斯、苏菲·玛索这些顶级人物聚到一起为中国观众做一档娱乐节目吗？”

　　“只有在经济这个点上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不是CCTV的魅力，而是中国经济的魅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中国的崛起是毫无疑问的，”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在12月7日的“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感慨，“10年前你出国，有多少人看得起中国人？”

　　李兴浩的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空调出口商之一，也是三菱公司压缩机的最大买主，今年秋天他去日本，三菱社长捎话给他：“我们愿付10万人民币请你来三菱演讲。”

　　29岁的推销员方女士生活在北京，7月和12月，她的两个朋友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回来，带给她1岁的女儿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玩具熊和一套精美的小衣服，她打开一看，都是“MadeinChina”。

　　是的，中国正在崛起，2003年，直接或者间接，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感受到了这一点。

　　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布的数据，按照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980—200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是4。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2002年，以GDP计算，中国是继美、日、德、英、法之后的世界第六经济大国；以贸易量计算，根据WTO的统计，中国已超过英国，成为美、德、日、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大贸易国。2003年，中国继续保持大国中最快的GDP增长速度，全年增幅将达8。5％，总量突破1。3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3年，中国的贸易增长将超过30％，总量突破8000亿美元，其中进口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出口增长速度。

　　9月24日，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说：“今后三年，中国将向世界提供1万亿美元的进口市场。”他的同事、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则说：“2020年后，中国每年的进口额都将超过1万亿美元。”

　　同在9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的《东亚一体化》报告预测说：3年后中国的进口量将增加一倍以上，“东亚的所有国家都将从中获益，尤其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去年头三个季度，中国的前六大贸易伙伴中，中国除对美国和欧盟是顺差外，其余全是逆差。台湾《中国时报》12月5日报道说，1—9月，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依存度高达24。3％，韩国和日本这个比例分别是17。7％和12％。这意味着，这三个地区或国家每出口100美元，就有24。3、17。7和12美元销售到了中国大陆。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2003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美国人和英国人购买的玩具和服装事关中国人就业，中国人购买的飞机、大豆、电脑、手机也事关美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就业，一句话，崛起的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已和世界联为一体，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分享。

　　中国的百年大计

　　1991年，国际风云变幻，开启中国改革大门的邓小平告诫人们：“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2001年，邓小平逝世4年之后，随着数千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进入收获期，“MadeinChina”的商品开始遍布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就在这一年，两种有关中国的说法不胫而走———“世界工厂”和“中国威胁论”。两年之后，中美之间爆发了迄今最为频繁的贸易摩擦，美欧日联手向人民币汇率施压更让中国一度显得像是众矢之的。和美欧日不同，中国的大部分近邻们用近乎吹捧的语言称赞着鹤立鸡群的中国经济增长，可内心却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把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崛起与一个世纪前德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中国更需要和平与发展，只有和平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发展了世界就会更和平。邓小平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利用一切场合重申上述观点。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里，中国新任总理温家宝就至少在三个场合阐述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理念：10月的东盟首脑会议、11月的海南博鳌论坛、12月的访美之旅。尤其是访美之旅，温家宝更是高扬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

　　12月8日晚，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到访的温家宝向美国政要和学者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经过25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中国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要用50年，要赶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可能还要100年。

　　“我由此得出两个结论，”温家宝说，“请女士们、先生们记住：第一，中国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和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二，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准备奋斗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过去是，今天是，以后是。”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3000年历史中，恐怕还没有过连续50年既无内乱、也无外战的时期，我们凭什么确保100年的和平与稳定？

　　“世界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经济奇迹，但是一半的奇迹最终都破灭了。中国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20年，如何才能一直增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