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不同的画面。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不管人们对政治如何解释，我以为政治的基本关怀就是在一个群体内部维持稳定与秩序，当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保障安全与尊严。如果用这一标准来阅读西方历史，就会得出一些与哲学史专家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在哲学家眼中，希腊文明美不胜收，哲学、艺术、悲剧、史诗群星璀璨，构成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写下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至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希腊文明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当时，在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之间这块今天看来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上百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出现了像雅典民主这样伟大的制度，为后人的政治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多启迪，但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希腊的政治实在难以令人憧憬。城邦规模较小，少则几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而且，城邦之间战争频仍。最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两大军事同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元气大伤。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可谓第一部伟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腊衰颓之后，罗马取而代之。许多人把罗马仅仅看成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认为在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大为逊色。但若从政治的角度视之，罗马乃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奠定了现代政治基础的民族。波利比乌斯（Polibius）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Roman Empire）中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崛起，描述了罗马如何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时间，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公民的美德。
对于罗马人的美德，巴洛的《罗马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巴洛告诉我们，“罗马精神是农夫和士兵的精神；但既非农夫，亦非士兵，而是农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罗马人的性格与希腊人迥然不同。罗马人“质朴”、“严肃”、“虔诚”、“淡泊”、“勤勉”、“严以待己”、“无比坚强”。罗马人崇尚“行动”，而不是思考。她蔑视希腊人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借用我国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的提法，希腊人是“文胜质”，而罗马人则有“质胜文”的倾向。
罗马人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罗马留给后代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印证。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西塞罗既是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权威阐释。不过，我更喜欢阅读他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责任》。尤其是《论责任》，该篇是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类似于我们的《傅雷家书》或诸葛亮的《诫子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辈如何成人的谆谆教诲。西塞罗告诫儿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为目标，履行人生的“道德责任”。尽管西塞罗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还是可以体察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区别。罗马人的“善”体现了坚毅、质朴，体现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与挚爱，体现了为共同体战斗、牺牲的精神。西塞罗在信中对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作了对比，他说，他十分欣赏希腊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学特征，他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阅读希腊哲学。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儿子，要认真阅读父亲的演讲与哲学著作。“因为，虽然这些演讲显示出一种比较奔放刚健的风格，但我的哲学著作中那种冷静谨慎的风格也是值得培养的。另外还因为，迄今为止在希腊人中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集这两种风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绝地演说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哲学的人……”
当我们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人》以及西塞罗的“三论”之后，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明在政治上的差异就非常清晰了。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当，后者却以美德、以共同体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来构建共和国。在政治上，后者显然是成功者。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内部秩序井然有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罗马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短短53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这个帝国奠定了整个西方后来历史演进的物质地理基础。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大约从11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最早肇兴而且后来最成功的，莫过于英国。包括休谟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家喜欢将英国人视为“罗马人的后裔”。有一部在西方极为畅销的、由Simon Schama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历史，在追溯英国的历史渊源时，着力探索罗马与英国的关系。该书第一卷的书名《在世界边缘》（At the Edge of the World？）会激起读者的无边遐想。这片相对于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及其“内湖”地中海——而言的蛮荒之地，这个由数代罗马统治者苦心攻略经营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诩为罗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开拓者，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构建者！
英国人以罗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缘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上讲的。任何一个描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不会忽略英国宪法的混合政体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政体原则的近代翻版。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英国近代宪政的起源与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2001年，中国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英宪精义》（雷宾南译），是英国宪政难得的优秀读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也与罗马文化有相似之处。像罗马人一样，英国人质朴、坚毅，不尚浮华。他们在哲学上不耽迷过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文学艺术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虚华成就。英国哲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基于这种哲学之上，英国人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注重历史与经验，从不试图根据抽象的形而上学理念推导出现实的政治原则。英国著名史学家G。 M。 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 of 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的写道，英国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却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英国政治的奥秘是由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学者发现的。我以为，G。 M。 Trevelyan在这里并不是恭维大陆理论家，而是为英国人注重实际、不尚浮华的文化自豪。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无论从美国制宪时期重要人物的笔名，演讲的引文，还是制度的设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的影响。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人来讲，这本书都是值得推荐的。该书详尽记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的风貌。认真阅读过这部文献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宪法是在罗马模式、英国宪政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且，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宪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坚毅、审慎、务实、爱国的罗马精神。美国人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陆构建“新罗马”的梦想，这一梦想持续至今，愈久弥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历史几千年，尽管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英才辈出，灿烂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过罗马人及其后裔，即古罗马、英国和美国。如果允许我作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的话，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实际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上述“罗马－英国－美国”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希腊开启的传统。后者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华，又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现。德国哲学家大多崇拜希腊哲学，因此德国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当与绝对的真理。这一特征既可以从康德哲学中看到，也可以从当代德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那里发现。但是，正如当代英国一位极为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彼德·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关重要之大事，绝不应轻易交付哲学家处理。政治事务的处置需要审慎、务实与坚毅，需要经验和智慧，而哲学家只能提供理性与原则。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
今年国内有一本颇为畅销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引用张君劢先生的一句话，“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的确颇富见地。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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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魅力
南方周末 2004…06…10 11：28：14
大历史的魅力 作为一个孤寂的学术边缘人，黄仁宇获得了学术自由
□萧功秦
《大历史不会萎缩》
黄仁宇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28。00元
黄仁宇在史学界是个独行侠式的人物，1980年代中期，他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时，一开始并没有在主流学术界引起重视，此书出版后不久，我曾求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然而，20年来，黄仁宇在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他的作品是书店里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所倡导的历史叙事风格，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深刻解剖，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一位学生对我说，是黄仁宇使他发现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在许多史学新秀的作品里，我们常常能发现黄仁宇的影子；现在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黄仁宇的。这使我想起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著名观点，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靠的不是范式之间你死我活的论战，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这位史学界独行侠留给世人的东西里，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他反复强调的大历史观。在他看来，大历史，就是以观照一个民族命运作为考察视角的、从总体上透视一个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在黄仁宇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得到最清晰的认识。
本书是黄仁宇多年来阐发“大历史观”的文章与讲演的汇集，聆听这位独行侠对大历史的呼吁，对我们有良多的启示。
黄仁宇这一大历史观对我们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多年以来，甚至可以说从近代以来，史学界不是以考据作为主流，就是以对政治家思想的宣传诠释作为主流，当历史学家在专业化的考证中舍本逐末，并使自己不自觉地变成“历史虫”时，历史学就失去了它的社会认识功能。20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在刚刚脱去了“政治奴婢”的身份牌以后，立即就钻到象牙塔里，在“实证”与考据中自得其乐，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专门家，至于历史为世人提供什么启示，并不在史家的关心范围内。近年来，学院考核体系里的量化指标导向，又使学院里的专业化倾向越演越烈，大历史观被视为“大而化之的宏大叙事”而进一步受到排斥。
黄仁宇之所以对大历史有缘，可以说与他的特殊经验有关。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全面危机时代中度过的，全面危机是考察大历史的最好机缘，这位当年抗日战争中的“国军”下级军官，在“穿草鞋，吃狗肉，讲士兵的粗话”的行伍生涯中，开始体验人生与民族的命运，而这种体验成为他日后在美国治学的经验资源。这是从学校到书斋的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克的一句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上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呈现你的面前。
黄仁宇在美国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处于颇不得志的边缘人状态，这固然使他失去主流学者的洋洋自得之乐，然而却使他不必为学院里的五斗米折腰，不必为自己的研究是否合乎美国大学考核的量化指标而煞费苦心。一位长期任教于二三流美国大学的中国教授，在那些来自美国农场的少男少女眼里，大概也不是什么值得崇拜的偶像，然而，作为一个孤独寂寞的学术边缘人所经历的这一切，却成全了他，使他从世俗功利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学术自由。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用他在本书中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在二三流大学历史系教书的老师，必须讲授专业性并不强的《西洋文化入门》，在这样的“学术杂货店”而不是“学术专卖店”里，却可以激发他对历史上的大问题的全方位思考，用他的话来说，凡教书总是这样，学生得益少，先生受益多。他从中受益最大的，就是酝酿出了他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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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长霞树立行使警察权标杆
南方周末 2004…06…17 14：47：59
方舟评论
□夏风
任长霞，《南方周末》6月3日第3版以“任长霞传奇”报道了这位“令老百姓落泪的女公安局长”，全国公安系统也正在开展向她学习的活动。任长霞为什么令“老百姓”———她为之服务的人———落泪？当地为什么有14万人自发替她送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她忠实地履行了为当地人民提供安全的职责，履行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
任长霞的事迹证明了，在一个警察身上，道德可以迸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这种道德感使任长霞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职业伦理，她知道作为一位公安局长，她对于自己的岗位、对于自己所服务的社区和民众所应承担的责任。就像任长霞自己在日记中说的：“任何一个在职业上有所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那就是职业良知，没有任何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只是物件而不是人。”
往深里说，我认为，任长霞形成其职业良知的来源之一，在于她对手中的警察权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在于她对老百姓虔诚的尊重。而警察权是国家最基本的一项权力。正是出于对秩序的迫切需要，国家首先就要组建一支有能力保护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且其惟一目的在于维护正义的警察力量。因此，对于警察来说，职业良知，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