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地位，并不看它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流行歌曲、通俗文学往往是产生很大影响，是不是这样的作品都应该进入文学史？当然不是。这些东西都存在一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当中，过了这个时代也就被人遗忘了，不可能一代代地吸引读者。我们现在来看1950年代，在一个文化需求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读这些政治上被肯定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无论是从艺术价值来看，还是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看，都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在今天可以供学者去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解剖的文本、研究的对象。但是没有必要把它放在文化市场上去炒作。
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把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进行改编和包装，看起来这些电视剧好像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取决于编创人员按照今天的市场趣味去改编演绎当年的这些作品，比如让杨子荣扮酷，让他有了情人，它吸取了很多今天通俗文化里的因素，迎合了流行文化里的趣味和需求。这里既有作品本身的民间艺术因素，也有今天所添加的市场意识的追求。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并不是它们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年它们留在读者记忆中的，是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素，我把它们称作为隐形结构。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强烈的作品能够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品在创作中吸取了很多民间文化里的因素，当时的这些作家，都是来自民间社会、生活底层，他们没有接受国外的东西，但是接受了相当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比如赵树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他们在创造过程当中，融入了很多民间喜闻乐见的因素，隐藏在这些作品的审美内涵中。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唤起了他们原来的阅读知识和审美修养。其实这样的民间因素很早就有了，延安时期对秧歌、平剧的改造就是这样开始的，把民间文化艺术用来为政治路线服务。比如《林海雪原》，说到底是一个剿匪的故事，它里面有一个传奇性的民间因素在里面，延续了《水浒》、《七侠五义》这样的旧小说传统，这些传统，如武侠小说，在解放以后慢慢被边缘化了，或者转移到香港的文化市场去发展，或者就作为隐形结构隐藏在现代小说里秘密发挥作用。比如《铁道游击队》里的老洪飞车夺机枪、《烈火金刚》里肖飞买药、《林海雪原》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等，这些描写说起来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段子。特别合适说书人去演播、改编，这样的东西是生活在民间里的，他们是把老百姓喜欢的创作因素添加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林海雪原》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从老百姓的眼光来看，它表达了一些他们喜欢的审美趣味。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旧小说里的“五虎将加谋士”的人物配置结构，在当代小说里曾经多次出现。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这模式就成了小说英雄人物常有的基本模式，《林海雪原》的人物性格也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分别担任了威猛、智勇、粗鲁、刻苦、陪衬五种角色。其他像《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里面也有类似的人物性格配置。五个猛将一个军师，这样的组合在过去的很多小说里出现过，老百姓在读的时候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这样一个隐形的审美结构放在当代文学作品里显得很生动，很有特色，人物太多不好，太少了也不好，刚好五个加一个的搭配，符合长篇小说的结构需要。
另外这些作品里往往有很多草莽英雄，如果没有那些大碗吃肉大口喝酒的土匪或者草莽英雄的形象，这样的小说肯定不好看。民间隐形结构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模式，像文人戏中才子佳人模式，比如少剑波身边一定要有个小白鸽，丁尚武身边一定会有个女医生的形象，就是一个才子佳人的模式在里面起作用。我要说的是，尽管这些作品中民间审美因素在起作用，但市场炒作并没有起作用。当时这些作品创作出版时还没有市场观念，作家可能只想着让老百姓喜欢读，但不一定与自己的利益挂钩。所以民间因素在这里显现了它健康明朗的一面，同时一定程度上还稀释了过于泛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但现在的市场炒作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性爱问题，在民间文化里可能是很自然很开放的，尤其是文明程度不高的环境下，他们对性爱抱有一种很健康的看法，比如我喜欢你我爱你，那我就跟你上床了，是一种很自然生命力的开始，显现了民间人的生命欲望和力量。在民间这个表达可能很健康。可是到了现代的商业市场上，它就成为挑逗情色的一种趣味，是为了迎合这个市场的庸俗口味需要。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夸大这个东西。所以，民间文化因素与市场的通俗因素，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把民间文化里纯粹美好的有艺术魅力的民间因素，根据市场趣味，夸大、突出，渲染，本身就违反了民间自在的原则。所以这里有个悖论，当时这些作品被那么多人接受和喜爱，可能是基于隐藏的民间文化因素，但如果你今天在改编电视剧的时候，把这些都抽掉的话，这些电视剧肯定就没有人要看的，但如果加以夸大和渲染，也违背了民间文化的原则。
今天对这些作品进行改编就碰到这个悖论。在今天改编1950年代的一些所谓“红色经典”，当然不可能在它原有的政治情节上加以发挥，那只能在民间趣味上添加想象力，但它增加的不是一种民间的因素，而是一种通俗的市场趣味。这种改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原来的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消解了原来的民间文化因素。因为民间文化是不合适市场化的，一进入市场以后，就变味了。我不明白的是，那些导演既然掌握了市场规律，为什么自己不发挥想象力，去编创一个全新的故事呢？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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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为抬升良知的成本！
南方周末 2004…05…13 15：07：39
□笑蜀
近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超载加大了处罚力度。该法规定，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2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款，并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对超载负有直接责任的运输单位主管人员，也要从严处罚。
此举立意不错，但有多少可行性？窃以为大成问题。
超载顽疾由来甚久，虽经多方整治，却非但未见成效，反而愈演愈烈，现在已到十车九超的地步。超载导致的生命悲剧因之层出不穷———据统计，货车超载超限运输肇事占交通事故总数的30％以上，占货车事故的55％以上。超载之为生命杀手，作为专业人士的司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承平时代而出此下策，如果只是个别行为，还可理解为当事者的孟浪。但如果蔓延为运输业的集体行为，则显然不是个人素质问题，其中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究竟什么苦衷逼得运输业集体铤而走险？答案并不复杂：运输业是一个负荷过重的行业。中国企业税负之重早就是众所周知。如专家所云，近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宏观税负水平却在不断提高，留给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运输业则不仅要负荷国税地税，还要负荷名目多达数十种的非税费用，如养路费、保险费、运管费、营运费、贴花费、建设费，如货运附加费、民工建勤费、准驾年检费，如层层叠叠的过桥过路费、防不胜防的违章罚款等等。山头林立，雁过拔毛，运输业的营商成本因此已达极限。四川雅安交管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从石棉到成都往返700公里，一辆5吨载重车即便超载15吨，运费也不过1500元，而缴纳的过路费、罚款、汽油费等支出已达1060元，还不算分摊的各种固定费税和折旧、维修、工资等，不超载必然赔本。再以某报对长沙长途货运业的调查为例，一辆5吨载重车的硬成本，包括养路费每月1050元，运营费＋车船使用税＋长沙市路桥年票每月200元、保险费每月750元、地税＋工商税每月500元，还有过路费、油耗等等。这些费用事实上已超过一辆5吨不超载货车的收入。而且这些费用中尚未计入驾驶员的工资及车辆折旧费用，不超载同样亏本。不超不赚，少超少赚，多超多赚，已是运输业的铁律。正是如此铁律，使得超载屡禁不止，使得超载和反超载的“猫鼠大战”不断升级。
超载的终极责任并不在超载者，这一点其实早就是众所周知。四川交警总队通过调查发现，超载难以治愈，源于不合理收费多、运力过剩、大吨小标等原因，不合理收费则是驾驶员反映最强烈的主要原因。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就曾为此大发脾气，公开叱责：“有的机关领导指导思想出现偏差，错误地把交警部门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一些地方的交警部门更是层层加码，加大罚没指标。”把交警部门当摇钱树，实则是把运输业当摇钱树，此类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加剧了运输业的营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运输业的利润空间，使正常运营根本无利可图。超载之如春风野火，也就是大势所趋，哪里是一部法规、几个救火队般的职能部门所能禁绝的。
不合理收费是十车九超的主要原因，但仍然不是终极原因。不合理收费只是表象，隐藏在它背后的真相，则是行政成本的急剧攀升———全国各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增速最猛，“九五”比“八五”增长了266％，以至当下中国行政成本之高为全球之冠，已成不刊之论。这里说的还只是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更是天文数字，无从统计。由此产生的税费不能不登峰造极，而构成中国企业的巨大包袱，运输业不过是负荷过多的行业之一，其他如建筑业、服务业等等，概莫能外。就连本来属于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也难以幸免，而被某些地方政府当作摇钱树；甚至本应与赚钱绝缘的国家暴力机器，也被某些地方政府当作赚钱机器，“教授嫖娼”、“医生嫖娼”的血腥闹剧，随之联翩上演。换言之，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秩序———它必然转化为企业的营商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企业的平均利润；通过守法运营赢利以维持企业生存的初衷因此往往化为泡影，这种情况下，企业当然只能铤而走险，通过非法运营的手段博取额外利润，非法生存于是蔚然成风，而衍为中国企业的普遍生存状态。运输业十车九超，乃荦荦大端而已，它在本质上不过是运输从业者以生命为赌注，博取眼下的侥幸生存。用历史学者吴思创造的词汇来概括，超载博取的只是“血酬”。虽然于法不容，于情于理却难以厚非。
行政成本奇高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变形，至此昭然。但这还不是行政成本奇高惟一的负面作用。须知，行政成本奇高所抬升的不仅仅是企业的营商成本，它尤其抬升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从而扰乱人心，毒化我们民族的精神。人心都有善恶两面。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扬善惩恶的社会。扬善惩恶固然需要通过“灵”的层面，即通过教化来引领人们向善，遏制人们趋恶。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物”的层面，即通过利益调节机制来奖励人们向善，遏制人们趋恶。人都需要尊严，需要荣誉，如果良知的成本比较小，道德的风险比较小，人们通过守法经营、诚实劳动就能得到正常回报，就能维持基本生存，就很少有人愿意牺牲尊严和荣誉去谋求非分所得，也就很少有人愿意突破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但如果良知的成本过高，固守良知往往意味着失败；道德的风险太大，坚持道德往往意味着困苦，这样的良知和道德未免不近人情。毕竟，只问对错、不计利害的超凡脱俗之辈只是凤毛麟角，趋利避害乃常人理性。良知和道德必须符合趋利避害之常人理性，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可能化为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常人理性的良知和道德往往是世俗的，换言之，良知和道德的背后，要有相应的利益支撑：但凡守住了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个人利益就有基本的保障；公民只要奉公守法，就可以安居乐业。必须具备这样正常的报应机制，才可能人争趋善而天下太平。
这就是说，良知的成本主要是利益成本，道德的风险主要是利益风险。要降低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主要路径就是让良知和道德充分包容个人利益。仍以运输从业者为例。如果法定每车五吨载重量，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只占到一两吨，他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负担，他就乐于听从良知和道德的约束，尽可能不超载。如果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占到三吨，他大致还能接受；如果占到四吨，他就要感到痛苦了；而如果占满了五吨，他就只好通过超载来为自己的生存奋斗，而超载则无疑以戕害自己的身心健康、透支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时对他来说，所谓国家利益、所谓社会利益，进而所谓良知、所谓道德，当然是与他的生存需要冲突的，当然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良知因此需要边界、道德因此需要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假若良知和道德不能安守本分，与正当的个人利益和平共处，而是动辄越界侵蚀正当的个人利益，甚至危及个人生存，必然的结局就是一场混战———它使良知未泯之人去对抗良知，使他们因此而陷于矛盾、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使本来就是非不清之人在麻木中陷得更深，更难有清醒之日；尤其可怕的是，它给本来就是不法之徒的少数恶棍增加了挑战法律和良知的借口，并为他们挑战法律和良知的行径增加了同伴，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对社会的危害因此会被放大到最大限度。如此扬恶抑善，必然加剧时世的混沌和人心的堕落。
这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顶用。假若超载蔓延为运输业的集体行为，假若收红包蔓延为医疗界的集体行为，假若敲诈学生蔓延为教育界的集体行为，假若被告原告两头吃蔓延为司法界的集体行为，假若几乎每一个职业都丧失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丧失了自己的职业尊严，这时最需要追究的显然不再是从业者的素质问题，而应该是我们的利益调节机制、我们的善恶报应机制。不图此谋，而仅仅颁布几个规章，仅仅加强监管，又有多少意义呢？用十个指头对付寥寥几个跳蚤，可以很从容。以十个指头对付十来个跳蚤，也还勉强胜任，但假若用十个指头对付成千上万只跳蚤呢？报应机制的错乱驱使绝大多数行业走上非法生存之途，驱使绝大多数人走上非法生存之途。这等于是动员整个市场的力量来对抗监管，等于是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对抗监管，等于制造成千上万只跳蚤，岂有获胜之望？
总之，高居全球第一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营商成本，导致企业普遍的非法生存状态，导致市场经济变形；而且尤其加大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风险，良知太重，道德太重，以至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负荷能力，导致大多数人精神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