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被非法拘禁了几个小时。当时是晚上，整个过程中，《焦点访谈》领导和电视台主管台领导，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当时也非常紧张。被诬告拿了5万元钱，而且记者的包里也确实出现了钱。当时区公安局第一审时，已经定性为拿钱了；到市公安局重审，五个诬告者被分别讯问，问题是‘送给记者的钱是从哪儿拿出来的’？有人说从保险柜里，有人说从家里。事情才算水落石出。当记者从沈阳回来时，《焦点访谈》当时的总制片人袁正明到机场迎接他们，大家当场就拥抱到了一起。记者潸然泪下，记者落泪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终于清白地回到了北京。”
“五个人出来作证，你《焦点访谈》的记者拿了黑钱。如果台里没能强有力地解决，我们的记者面临着什么后果？《焦点访谈》还怎么进行舆论监督？”孙玉胜说。
如果说“沈阳白玫瑰事件”是个案，那么《焦点访谈》记者的职业风险则几乎是时刻都存在着的。1996年11月，《焦点访谈》四组记者谢子猛到东北拍摄一个粮食专项款被挪用的事件，在采访途中突遇车祸住进医院；1999年1月，《焦点访谈》记者刘涛和吕少波赴江西一个贫困县采访，途中发生车祸，汽车油箱燃烧。刘涛右臂粉碎性骨折，挠神经系统完全烧伤；吕少波的脸上、手上严重烧伤。“几天后我见到他们时，两个小伙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浑身绷带地躺在病床上。”孙玉胜说。
《焦点访谈》记者采访越来越难，其中尤为难者，是地方有关部门设置的行政、司法障碍。比如2000年3月，某省的一个部门发给《焦点访谈》栏目主管部门的一份传真称，该栏目记者再军、白河山两人非法采访并嫖娼。虽然最后调查显示两记者清白无辜，采访却夭折了。
“说情的也有，有的是承认确实错误了，要求《焦点访谈》不播；有的则干脆利用威胁、利诱或压制手段。”梁建增说，“前者倒可以理解，属于人之常情；而后者确实让人愤怒。”
除了“反监督”造成的舆论监督节目采访、播出受阻以外，其他舆论监督类节目的崛起也是一个原因，《焦点访谈》面临着如何在“同质化”节目中再次凸显特色的问题。
孙玉胜认为，“同质化”节目确实是对《焦点访谈》的一个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可喜现象，这说明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众多媒体共同的选择，我们的社会在发展。
梁建增表示，去年确实有丧失特色的担忧，但现在心里再次充满底气。除了4月8日温家宝总理来信勉励外，4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到中央电视台看望了《焦点访谈》。他指出：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作为电视台的一个栏目，能够引起中央领导的持续高度重视，我想在中国新闻史上应属‘前所未有’、‘绝无仅有’。”梁建增说。
从1998年开始，《焦点访谈》的收视率发生过波动。去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类节目播出比例只有20％左右，今年已经突破50％，为历史新高。据悉，今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类节目将不能低于50％，舆论监督力度将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
未来，《焦点访谈》将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群众关心的就是焦点，比如春天，农业问题肯定是焦点；城市题材的也要做，比如拆迁。”梁建增说。
具体地讲，《焦点访谈》立志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三农”问题；打假；未成年人保护；行政执法问题。
另外还要“盯住不放，一报再报”。比如，大连金州区占用虾场建高尔夫球场，没有补偿农民损失。去年《焦点访谈》就此做过报道，国土资源部也去查过。但有关方面今年依然没有给农民合理补偿，今年《焦点访谈》就接着报。
至于《焦点访谈》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梁建增表示，10年前《焦点访谈》并没有设立今天的目标，只是想做中国最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在发展，电视新闻在发展，这个目标也就是永恒的彼岸，《焦点访谈》永远不会放弃努力。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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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的隐忧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27：55
□薛涌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1。5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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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中的波德莱尔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42：56
波德莱尔（1821－1867）
□张泠
“喝得酩酊大醉！”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一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如此劝勉众人，但他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也就失去了广告代言的功效。关于他的一本新传记《枷锁中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 in Chains）最近在美国出版，书中坚持认为，这种沉溺，并非诗人灵感的源泉，只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本书作者弗兰克·希尔顿（Frank Hilton）总结了波德莱尔一生中很多问题，包括他“不能解决自己的经济状况，与他人不尽如人意的关系，糟糕的健康状态……”作者相信这些不幸折磨着诗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创作长篇作品的长期障碍”。所有这些，作者希尔顿归咎于波德莱尔的沉湎鸦片，他认为这一点被其他波德莱尔的传记作者低估了。那些作者将这些归因于梅毒（希尔顿怀疑这一诊断是否准确）及其他疾病对波德莱尔身体的困扰，还有他密友们的无情，及公众的愚昧。
波德莱尔的自我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被许多他的传记作者扩充了的观念，集中于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个例，是不能以时俗标准来衡量其行为和人格的天才。“瘾君子就是瘾君子。”希尔顿如是回应。对波德莱尔的其他传记作者，他暗示，宣扬诗人的个人神话，这些神话并不比每个瘾君子钟爱的借口高明多少：迫害妄想症，坏运气，自怜自艾，“改邪归正”的永恒承诺———当然从不会兑现。
作者也将他与19世纪那些被鸦片扼杀的天分甚高的作家作对照，比如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无论后者的鸦片瘾带给他多少痛苦，也给他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他因1821年的自传《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而出名），使得他在今天还不被人遗忘。而柯勒律治，如波德莱尔，代表了无数潜在可能性，但只有部分获得实现。波德莱尔极有天赋，尽管很多浪费于琐事；而柯勒律治的非凡魅力为他赢得韦奇伍德家族（英国陶瓷工艺家）终生俸禄。但他们使得自己也使得钦敬他们的人们失望了，以柯勒律治来说，至少，鸦片成为生活主要内容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沉溺鸦片同样毁了波德莱尔的天分，如果瘾君子们都表达一种态度和行为，那么两人定是以相似方式毁了自己的生活。
波德莱尔与柯勒律治都在童年时失去父亲，并缺乏母爱，都长时期热情地迷恋那些并不会回报他们爱恋的女人，尽管波德莱尔迷人但知识浅陋的情人珍妮·杜瓦（Jeanne Duval）与柯勒律治的朴素聪明的萨拉·哈钦森（Sara Hutchinson）截然不同，两位诗人都围绕他们欲望的客体构建了精致的幻想。
波德莱尔和柯勒律治都曾借助药物减缓消沉和压力，又被服药过量和停止服药之间的两极交替症状折磨：失眠，痉挛，噩梦，便秘，无精打采，绝望。不可否认，他们在鸦片中寻到灵感和意象，但也剽窃，这种过失被他们的传记作者认为与药物习惯有密切关系。对于鸦片吸食者，希尔顿写道，“他们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之间的分界线往往非常模糊”。
两位诗人特征上的不同不能被他们共同的嗜好掩盖。波德莱尔的本能是探索内在幻想的领域；柯勒律治，他所有的“幻想”趋向于外延扩展，即使在他鸦片用量最多的时期，他仍有巨大的写作能量，足以使波德莱尔嫉妒。批评柯勒律治的“懒散”，尤其这些言论出自他之前的助手、后来苛刻的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我们想到他所浪费的能力，我们失去耐心”——具有欺骗性。柯勒律治仅相对于同时代人对于他超人成就的期待而言显得虚度时光了。
柯勒律治也被人们承认曾再三与自己的鸦片瘾斗争，但波德莱尔，希尔顿论述，从未作过努力。希尔顿对比他所认为的波德莱尔的遮遮掩掩、自欺欺人与德昆西的令人钦佩的坦率。部分对照在于国别特征：法国浪漫主义趋向夸张和宏大，英国人则倾向被反讽性自我否定催促的率直。拯救柯勒律治生活的，除却他自己的生命力和达观态度，是他的谦卑、幽默感和把握友谊的才能。在诗人最低落的时候，仍有人———常常是被波德莱尔摒弃为庸俗的中产阶级的人士———照料他恢复健康。在希尔顿的论述中，这些是波德莱尔在吸食第一口鸦片前缺乏的要素，或许这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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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41：25
□复旦大学教授 陈思和 口述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记录整理
我是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的，因为这个概念不科学。
什么是“经典”？过去我们习惯说的“经”是经文，比如圣经、四书五经，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文献。“典”是典范，是从意境到文字都非常完美的文本。所以“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它代表着人类整个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
有些被改编成为电视剧的所谓“红色经典”，连几十年的时间考验也没有过，如果不是出于商业动机炒作的话，早就被人们遗忘了。有些作品只留在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读者的记忆当中，脑子里只剩下那么模模糊糊的一点痕迹。今天的青年读者还有没有人因为兴趣或者喜欢还在读、公开谈论这些作品？我想是很少有人读的。
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自己已经失去的青春年华带有一种自恋情结的话，这些作品大多都被遗忘了。“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来很模糊，尤其是当有人把样板戏纳入“红色经典”这里头来，这已经把“红色经典”的意义给颠覆掉了。样板戏严格说来是极左的文艺路线导致出现的文艺上的怪胎，强调政治宣传意识、强调政治功能和作用到了破坏文艺规律的地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根本上背道而驰的。对这样的作品，我们在今天还要把它当成是“红色经典”，特别是把它当成是一种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圣经一样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这与我们今天时代的主导思想理论也是相违背的。
这个思潮本身是一批自恋的创作人员、评论家和文化市场的从业人员的不正常心态造成的，也包括那些没把这些道理看清楚的人，一起造出来一个“红色经典”的概念来。我不否认有些作品与样板戏不一样，它们在某一个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我们真正判断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并不看它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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