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及其政治活动，傅氏的形象可谓面目一新。可惜此书是英文，大陆稍差的图书馆或不藏，能读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学术功业，其影响应比现在大许多；但由于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陆长期少见，仅近年稍有选本，实妨碍其思想、学术之流传。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虽仍不够全，并略有讹误，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资料。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确，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更重视史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傅先生以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法国史家布洛赫后来也曾引阿拉伯谚语“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以说明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特定时代。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
那么，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学领域才体现其语语四千年的通达风格呢？其实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便主张历史可“断世”而不必“断代”，且已形成其新颖而明晰的“断世”体系。一般皆知陈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即“种族与文化”，其实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确提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其中国史之“断世”，即“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
而傅斯年的“种族”概念，其实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故他断言：“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两个“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后者皇室将相多非汉种，更主要的是“风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后傅斯年成为北大教授，上课时仍贯彻这一早年确立的分期观念，其印发的《中国通史纲要》，再次明确“以‘民族迁动’为中国史分期之标准”，而具体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给陈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当然，傅斯年也注意到历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其枝分的标准分别是：上世为“政治变迁”，中世为“风俗改易”，近世为“种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尔朱乱魏，梁武诸子兄弟阋墙、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会，顿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统治者，如高齐、如宇文周、如杨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类之一流，塞上杂胡，冒为汉姓，以异族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时代皆此等人闹，当有其时势的原因，亦当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之表现。”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他早年论证隋、唐皆“外国”说：“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论是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还是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皆当疑而证之。更广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当时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若一般民俗，则“琵琶鲜卑语、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间”，载记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谓中华，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来陈寅恪申论李唐帝室非汉姓，曾引起轩然大波，朱希祖尝力辩其非，盖认为此说或暗示中国人久已无建国能力，当日本侵华之时而言此，太不合时宜。早存此见的傅先生闻此则“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其实陈先生所见者远，在他看来，必知“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而“非华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会制度风气变迁兴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
论”。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种族文化融合意义之上，傅斯年看出陈先生所发现者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时代的结构性剧变，即其所谓“时代之Gestalt”。他申论说：魏晋以来“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齐豪强之兼并，调剂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国本由过江之名士，济以吴会之旧门，为社会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边之杂胡，参之中原之遗族而成之社会”，其政体虽与南朝略同，社会成分毕竟有差异。统一之后，“南北门阀各不相下，而新旧又异其趋向”，其终能形成以诸科考试代九品中正的制度，“与隋唐帝室出身杂胡不无关系”。此后科举制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诚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傅先生断定，“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从唐代帝室种族考证“推类”至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科举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笔不易见及。鲁迅曾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一读他人之诗而“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盖心中先有诗，则诗人“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大约总要识力见解相近，然后可产生拨辄立应的共鸣。傅先生能看出陈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广的影响，诚可谓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却常被误解，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其实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将来西伯利亚一带，必多生若干共和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有这样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正因其观察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全集》中类此睿见比比皆是，实在值得认真研读；其书信、遗稿中还有不少论学论时之作，惜未收入。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检讨艾滋疫情“信息失真”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01：34
方舟评论
□何三畏
艾滋病对中国的威胁日益显露。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防治工作处于关键时期。”何以至此？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向新闻界坦陈———“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定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这是非常明确而严厉的批评；给国家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说明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关键时期”不容迟误。吴仪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和患者，如实、及时、规范报告和公布疫情，对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那么，对这样“严重的后果”，如何“严肃追究责任”，则是“关键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吴仪此时指出的“关键时期”，是说我们处于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的另一边，是普通人群面临大面积扩散的巨大的悲剧。如何才能不迈过这个临界点？或者最大限度地狙击它使它的危害降到最低，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交好这个答卷，必须认真面对问题，充分总结教训。信息为什么失真，信息是如何失真的？“严重的”瞒报漏报迟报，多大程度导致决策困难？有多少人负责任，什么人应该负责任？疫情人命关天，把天灾的归天灾，是教训的留给自己，这是必要的科学态度。用吴仪的话说，是要“严肃追究责任”。其实，这是依法办事，是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在以后防治工作中能否取得关键性成果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到那些长期以公民个人的名义主动深入病区救治艾滋病的可敬的人们，例如高耀洁和桂希恩。但他们都曾经受到过种种阻力和压力。目前，这些人渐渐获得来自政府的承认和荣誉。高耀洁、桂希恩等靠个人的力量一边排除阻力进行专业救助，一边向上级报告相关信息。我认为，吴仪和王陇德的讲话，一方面是对过去有关责任人的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拓荒者的至高褒奖。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深明大义和勇于担当的人。但是，面对艾滋病这样的大敌，并不是个别人的义举可以制胜的。它必须举国家之力，必须调动政府的组织力量，利用国家的政治意志，才能取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掌握最丰富最可靠的社会资源，包括信息源、知识源、技术源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所以，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才能使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最优化。
同时，要打赢对抗艾滋病的战争，就需要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在这方面，需要我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认真检讨。“信息失真”主要表现就是信息缺失，信息缺失是因为在源头上有人为的阻断。如果漏报和迟报可能是出于麻木无知，瞒报则具有故意的成分。人命关天，为什么有人敢于瞒报？无非是害怕负责。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都是极为可怕的惰性和毒瘤，都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艾滋病不是突然到来的。如果说SARS是对我们面对疫情的“突击检查”，艾滋病则允许我们一边思考一边应对。从1985年我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到今天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走过了将近20年时间。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到底怎样？尽管有多种版本，而最权威的信息是，去年，我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其“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当前的严峻现实是，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现感染者。并且，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局部病区已经面临发病和死亡高峰。
在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时期”不允许迟误。让我们从检讨信息失真开始，从“关键时期”开始转机。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政府高参〃低调55年后亮相前台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11：51
2003年9月10日，温家宝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共度中秋。在座谈会上，温家宝吟诵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实习生 法伊莎
■“政府高参”风雨55年的历程，是中国决策演进的一个缩影，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它亮相登台的背后，是“透明政府”的潮流、决策民主的觉醒和智囊机构的兴起
这是一个与新中国同龄，但却鲜为人知的群体。
自成立以来，他们向决策层报送建议及调研报告数千件。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再到最近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其背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温家宝评价说，50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为国家的建设，为人民的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反映了社情民意，功不可没。
4月8日，低调了55年的中国“参事”走上前台。国务院参事室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向社会介绍了自己的性质及工作情况。随后，权威的官方网站———新华网，当天以“‘中国政府第一参’国务院参事室首次公开亮相”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称：在中国政府内部及在中国智囊机构中久享“高参”美誉，撩开了神秘面纱。
“这种描述有些过誉，”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说，“政府内部兼具统战性和咨询性的机构，是我们今天的定位。”
直谏总理
坐在宽大的书房里，69岁的郎志正展示着他的工作记录。
出任国务院参事七年，他已向中央“谏言”近20条。1999年11月28日，一份《从天津、山东看金融危机对当前出口的影响及我扩大出口的建议》被送交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郎正志和其他几个参事提出，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应向出口企业退让更多的税收，以扩大出口，渡过难关。
对此建议，朱镕基在扉页上亲笔批转给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吴仪、曾培炎等领导同志，并要求主管部门落实，结合提高退税率尽快提出意见。“随后有关方面采纳了这个建议，出台了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