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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恢复社会的和谐、确立正义是必要的，但重要的仍是不再让今天的企业家又背负上“原罪”。为此，政府需要坚定地退出某些领域，放弃某些权力。因为，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进入的门槛越多，则官员寻租的机会就越多，企业家就不得不选择贿赂官员或绕开、突破法规，此即两千多年前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而这又让企业家的一些把柄留在权力部门手中，让其可以出于某种与正义无关的目的而有选择地执法。这些年来各地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形：好端端的民营企业因为一点点瑕疵而被搞垮。这验证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权力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控制，就是一种毁灭性力量。
正本清源，让民营企业家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赋予民营企业以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最重要的是，用复杂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才能让民营企业家———事实上，让所有人包括官员自身———未来不会再次成为灰溜溜而需特别处理的一个群落。（作者单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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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说错话”的意义
南方周末 2004…02…26 15：04：32
方舟评论
□何三畏
上周三，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听取政协委员的发言后，说了一段很有影响力的话：“政务公开需要大家有一个适应过程，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现在政务公开之后，有些事情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有时难免出错。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同样的意思，在他于上周五当选为新一届市长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对媒体表述了一遍。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在正式场合一再阐述同一观念，说明它在王岐山的心中已经是“成熟”的。重要的是，这个观点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在这一周里，全国各省市都在开“两会”，很多“意见”在媒体上表达，但我认为，最值得看重的就是这一条。
“老百姓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这句话实在不错。人是不可能绝对不说错话的———只有这句话才是绝对不错的。可是，我们背离这个常识久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岐山分析得不错：因为“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铁板钉钉的情况下才公开”，就是已经在不公开的范围，“确认”了事情的“正确性”。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习惯”了不经过自己确认的“正确”，就“不允许”官员说错话了。
王岐山分析说，现在，老百姓需要“允许官员说错话”的原因是，“有些事情”在官员们把它“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没有“铁板钉钉”。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是政府行为的进步。老百姓就是喜欢在决定自己的生活甚至命运的大事还“不太成熟”还没有“铁板钉钉”的时候就知道一些情况。政府这样做，首先已经获得了程序上的正确性，老百姓岂有“不允许”之理。
事情在“不太成熟”和没有“铁板钉钉”之前告诉老百姓，使老百姓有说话的机会——自然，老百姓的话也可能是“不太成熟”的，特别是我国的老百姓长期缺乏这样的操练，万事开头难——在这种时候，官员们也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要知道，老百姓是官员产生的自然前提，无论你多聪明，也无法选择老百姓，只有反过来才成立。
官员不仅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还应该“允许自己说错话”。问题是，长期以来，官员们已经“习惯了不说错话”，总要别人相信他绝对正确。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需要对自己有坚强的心理暗示。在这样的压力和暗示下，说话本身对他已经是一种困难。用王岐山的话说，就是“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其实，公众也紧张，任何人看到别人这样向自己说话都会感到着急。要把官员从这样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官员自己要“允许自己说错话”。我相信，只要官员“允许自己说错话”，立刻就会不再是那么紧张，那么害怕面对公众，以至于总是面色凝重，稿子念得结结巴巴，他们一定会获得自信，一定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念稿子，什么时候抛开稿子，谈笑风生，充满人情味，说一些“有趣的错话”。
揆诸常识常理，一个人不说错话，恐怕是不正常的。王岐山提到美国总统还“老说错话”，事实上，美国总统不仅经常说“错话”，有时即便说了自以为正确的话，也可能被国会否定而成为事实上的“错话”。
而也是揆诸常识常理，人们当然并不刻意要说错话，官员如此，老百姓亦然。只是，说错话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如同王岐山所说的知错后要“纠正”。
讲了上面这一段话，概言之，无非就是：允许说错话，就会让所有的力量都得到凝聚。允许说错话才能走向成熟，允许说错话才能导致正确。所以，我们应该对王岐山这一观念深思之，并认真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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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的群体
南方周末 2004…02…26 15：25：44
孤独症也被称为自闭症。
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在美国，10岁以下的孩子中，大约每1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或相关障碍。
我国对孤独症的认识始于26年前，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数据，广州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的邹小兵教授认为，世界范围内，孤独症的发病个案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中国也是如此。1980年代，发病率为1／10000；1990年代为1／1000；到了21世纪初上升到1／500。换言之，可能每5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自闭症儿童。目前仅广州就有这样的孩子数万人，而全国则有百万之多。
2001年，中国残联、卫生部、公安部在进行残疾儿童抽样调查中首次将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圈定0－6岁的6万名儿童为调查对象，得出的结论是，全国0－6岁儿童患精神残疾的约为10。4万人，每年新增精神残疾为1。5万人，其中孤独症列儿童精神残疾首位。
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全国性关于孤独症的调查。
从事孤独症诊断治疗20多年的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杨晓玲教授认为，保守地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
杨教授指出，这只是在儿童中的发病数字。因为以前的残疾人调查从来没有把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加上对孤独症的认识不足，很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从来就没有被检测出来，几十年累积下来，这群人已经进入了成年。但是孤独症并不会因为患者渐渐长大而痊愈，多数人要延续终身。究竟有多少成年孤独症患者是谁也说不清的，他们一般被当作精神分裂或者智障对待。
杨晓玲说，中国有3亿儿童，但从事儿童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却不到100人，也就是说100人在照顾着3亿儿童的精神问题。对于一个精神科的的医生来说，一个上午看6个病人就已经很多了，但是这速度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收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医生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科室也就自生自灭了。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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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晓光现象”喝彩
南方周末 2004…03…04 15：30：34
方舟评论
□刘山鹰
浙江省义乌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近来成为“两会”前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自费8000元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征求议案，倾听民声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外，她还出资建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聘请5位专家作为智囊，帮自己出谋划策，征集民意。
在她之后，人们听到和看到更多的人大代表通过类似的方式征求意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周晓光现象”。有媒体认为，“周晓光现象”是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凸显民主思维的好办法”。
可以说，“周晓光现象”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一起，成为2004年春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相得益彰的事情。
笔者也为周晓光们喝彩，首先为他们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喝彩。
周晓光虽然是2003年才当上人大代表，距今不过只有一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但是，周早在1998年就当选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当选金华市人大代表，应该说在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不管是收集民情，体察民意，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议案，都是老马识途，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可周晓光为什么在今年全国人大召开之前，自费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公开征集议案呢？周的回答是：“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和广度。”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周不愧是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
笔者为周晓光喝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她为了解民意，不惜自掏腰包。周晓光之所以能通过电视广告征集议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她作为民营企业家，有能力自掏腰包。此外，周晓光为了弥补自己精力、经验的不足，还出资50万作为自己“人大代表联系点办公室”的运行费用，并聘请了几位专家提供帮助。
像周晓光这样的代表为了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付出了这么大的心力乃至财力，那么其他代表怎样获得真实的情况呢？在目前，人大代表可通过集体专题调研等方式联系群众，了解情况。这种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其运作也有时间、经费等相关条件的保障。但个别进行则会有一些问题。南京三乐集团电子研究所设计师汪春耘，也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她认为自己是南京市最基层的代表。今年，她想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建议，但让她尴尬的是，要提出这方面的建议，需要的是广泛的调研，可她却几乎没有机会去和其他工厂或是公司的职工接触。
“周晓光现象”可喜之处就在于，人大代表越来越注意与其所代表的区域和人群展开有意义的互动，只是，周晓光的作为在某些方面难以复制和推广。人大代表的调研活动需要经费的支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实际的情况是，人大代表要进行独立的调研，很难从体制内的渠道获得经费支持。当汪春耘，而不是周晓光，想要从事独立的调研时，由于不可能像周那样自掏腰包，她最好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这不是汪春耘的责任。当一个人大代表为了公益而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却需要自己解决经费时，一定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一种模式能让汪春耘这样最基层的代表都能自如地进行调研时，它便是可以推广的。
因此，从周晓光们的“别出心裁”和汪春耘的“尴尬”中，我们也看到了现有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制度改进和完善的必要性。在人大会议上，汪春耘当然可以表达观点和利益，但由于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最根本的是没有经费的支撑，难以完成深入的调研，便没有充分的论据，进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论证，也就难以去完成一个完整的意见表达链条。
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善人大代表与群众的沟通机制。目前可行的办法是，逐步推广人大代表专职化，至少给这些人大代表配备个人助理，并从体制内解决这部分代表的活动经费，使之更好地行使代表的职责，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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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解放男人”
南方周末 2004…03…04 16：17：26
□蓝怀恩
中国妇女解放走了半个世纪，一径被视为“汉子”的北方老爷们儿有感道：“谁来拯救中国男人？”
“拯救”或许太严重，却意味着男人心路历程的不堪负荷，面对新旧世纪蕴积而成的强大“女力”（女人的力量），“田力”（男）人非但已毫无传统“英雄有用武之地”的男性优势，渐被蚕食的男性社会角色空间，也反挫男人的“父权位置”，所以今年妇女节，我们是否可以谈谈“解放男人”呢？
解放男人，无论在中西方的发展路径如何，大多有异曲同工的样貌，也就是男人开始感受到强者面具的负担，以及试着想放下莫须有的男性尊严，回归以人为本可强可弱、可成可败的自然状态。
男人都怕对号入座
然而，要男人主动大张旗鼓地开启一种公众诉求或改革运动，是不大可能的，美国从1970年代展开的男性运动，固然是针对高涨的“女性主义”、“女权运动”提出反思或反制，但也都仅仅存在于如学术界或宗教界等的范畴内论述而已，极少真正付诸行动，成为社会主流议题。
原因无他，这些由各路男性主导的男性运动派别者，谁也不想让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与还普遍被同情的“女性＝弱者”生态对立的“打手”，此其一也；再者，主其事者纵有满腹理论和研究成果，也不愿意自己被误认是男性弱者而跳出来向社会讨公道的，所以有关男性议题，在整个言论市场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更妙的是，当我这个研究男性文化的女作家，对一群台湾男性精英，讲述一般上海男人爱家顾家和不暴力的性别文化特质时，有位颇富人文素养的知名男作家当场质问我“是否企图阴柔化男人？”
男人面对的处境
到底有哪些真实处境呢？信手拈来列举几项：
女性企图自杀人口是男性的两倍，但男人自杀身亡者是女人的三倍；40岁以上男性性功能障碍者达五成以上，且有不断攀升之势；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成立之离婚案中，近八成由女性主动提出（美国2000年）；女硕士是男生的1。38倍（英国）；每天有100个男人因监护权判决而与孩子分开（墨西哥2003年）。当然，还有更多隐而未现或难以量化的数据和趋势现象。
正由于男性处境问题始终隐含在个人事件中，等发酵成熟时，往往已经化为社会新闻版面上一桩桩的惨剧，大家也就带着幽微心情，日复一日变得麻木不仁：“只要不发生在我家就没关系”。
女人的心态又如何？
不幸的是，尤其在东方社会，过去女性大多处于父权宰制的第二性角色位置上，一部部妇女运动血泪史，让很多女人没有情绪回头看也是男权社会受害者的男人同样已经伤痕累累，包括，尽管中国妇女在近50年虽未感受到直接的压迫，但两性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尊卑、强弱关系依旧存在。
就拿现今面临的“赶女人回家”，把工作机会让给男人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