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经理跟来的那些人说话，屁股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也基本上不笑，证明那些人不是张经理的下属，就是比他级别低，这样，陈太学就大胆地把钱输给张经理。如果张经理的屁股依然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但他经常笑，笑的时候只是嘴笑，眼睛不笑，证明这当中有张经理的同僚，哪怕有比他级别高的，但绝不是一个系统，这样，陈太学照样可以大胆地把钱输给他，只是对作假的水平要求更高，输了钱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抱怨几声。如果张经理只坐了半边屁股，有半边尼股是欠起来的，上身前倾着，笑的时候，不仅嘴笑，眼睛也笑，那陈太学就知道了，这个钱，只能给张经理输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则必须输给让张经理如此不安的人。
每次故意输一把牌，陈太学都在心里把那笔数目狠狠地刻下一刀，回去之后，他再详详细细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除了陪打牌，陈太学还要陪张保国外出。只要张保国私自离开高州城，都不愿带别人去，只带陈太学。他看重的依然是陈太学的耿直。张保国私自外出都是为了“做保健”。他从来不在高州城“做保健”。张保国“做保健”的时候，陈太学都像第一次去成都那样，在大厅里过夜，事后为张保国埋单。对这一笔开销，陈太学也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蛇大孔大，陈太学发现，自己虽然挣了钱，但细算下来，送出去的也真不少！那些钱本来是他陈太学的，却不得已拿给别人用了，这让他很不甘心。他盘算着从别的方面去想些法子填补一下。从材料上节省已不可能，如果再节省，他修的房子就会变成了豆腐渣；除此之外，如果不打一打农民工的主意，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意识到这一点，陈太学很矛盾。赖掉冉老头等人的工钱那件事，一直是他心里抹不去的阴影，他怎么能再做对不住工人的事情呢？那天，他独自坐在工地上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提醒自己：你也是农民，也是从下苦力过来的，可不能对他们胡来。同时他又不停地为自己开脱：我又不是赖他们的钱，我只是打算像其他包工头一样，工资压一个月再发。在高州承包建筑的老板，只有陈太学才是当月发工资，陈太学知道农民工挣下的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是孩子的书学费，是老人的棺木，也可能是命。耽误了一个月，孩子就可能没法上学，躺在医院里的病人，就可能被赶出去，从此一病不起。陈太学懂得这些，所以他不愿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可他现在想，情况哪里就有那么严重呢，以前不准农民进城打工的时候，不照样在活人吗？我家里那么穷，不照样把儿子送到高中了吗？
这么一想，他就定了心，也开始隔月发工钱了。
陈太学的本意，是想把钱存在银行多得点利息，可事实上，隔月发钱的好处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目前，随着开发项目的不断增多，农民工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高州城规定，如果农民工想离开，只要提前一月向老板打了招呼，他离开时就必须把工钱全部付清。对老板们而言，要应付这办法实在太容易了：你来打招呼的时候，我不同意不就得了。不同意就等于没打招呼，要走人你就走吧，反正有一个月工钱你是拿不走的。
说实话，陈太学这事还做不出来，只要有人来打招呼，他都同意，到时候都把钱如数付给你。可是，离开他工地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工人们对陈太学是巴心巴肠的，就因为他能当月发钱，现在他也压工钱了，许多人失望了，就不想跟他干。对此，陈太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我也做得仁至义尽了吧，凡是打了招呼的，我都把钱给了，平时待你们也和和气气，哪像其他老板，动不动就黑脸，就骂人，可你们却不领情，要离开我，拆我的台。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打招呼，陈太学就不同意了。
这样工人们即便想走，到底又舍不得那一个月的工钱，只好被迫留下来。
但也有不得不走的。在陈太学的工地上，有个叫沈志国的人，三十七八岁，满脸络腮胡。他本来是砖匠，可那段时间，高州连降暴雨，山洪骤发，从红旗桥到陈太学工地的这段路，有长达六十米被从翠屏山下来的洪水冲毁了。车过不来，水泥也就运不到工地，因此，包括沈志国在内的一些人，就临时做了搬运工。搬一袋水泥，可挣一元钱。这对农民工而言是相当诱人的，只是水泥太沉了，随便一袋都是百多斤重。沈志国好像生怕别人把水泥搬完了一样，不断地告诫人家，你气力小，你不行！那些人的气力的确都不如他，刚把袋子扛上肩，脖子上的青筋就绞成了绳子，迈步的时候，两条腿撇成了两个括号。可既然能挣钱，既然自己没被当场压垮，就都沉静无声地挣扎着。
沈志国见码在桥头的水泥越来越少，很焦急，于是把两袋扛在肩上，左肩一袋，右肩一袋！
第二袋水泥上身的时候，他的头晕了一下，同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他定了定神，朝前走了两步，这一走，他听到身体内部发出吱的一声，像气球被锥破了的声音。紧接着，一股生铁的气息从喉咙里蒸了上来。他使劲吞了几口唾沫，把那股热辣辣的味道吞回去了，又继续朝前迈步。
当他把肩上的重物卸下去的一刹那，那股类同于生铁的气息又蒸腾起来，而且异常坚硬，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从嘴里冲了出来。
那是一口殷红的血。
这口血本来早就要出来的，可它好像明白，如果它出来了，沈志国就不可能将这两袋水泥扛过来，于是它顽强地留在了沈志国的身体里，最后一次为他长劲，帮助他挣了两块钱。
沈志国看着地上的血花朵一样枯萎，古怪地笑了一下。他知道这是伤元气了，按他老家的说法，是伤“统子”了。伤了“统子”就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他有些害怕。可是他几乎就没有多想，用袖口把胡子尖和嘴皮上的血丝抹掉，抹了两把洒落出来的水泥，把吐出的血埋了，又朝桥头走去。
尽管这次他只扛了一袋，但他明显感到不行了，那袋水泥在他肩上变成了石头，变成了铅……没走多远，水泥袋就自己滑落了，随即，沈志国又吐出了一口血。
带着金属质感的腥味儿，在空气里弥漫。
这回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他们都扔了肩上的东西，大呼小叫地跑过来，把他扶进了工棚。
吐血是有惯性的，只要开了头，别说下力，就连咳声嗽也会把血咳出来。沈志国就是这样。他没有恐惧，只有忧伤。在工地上，沈志国的话最少，也只有他从来不谈自己家里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他的境况，只是从他一年到头都不穿袜子看来，反正是好不了的。但是，你身体都弄成这样了，还图个啥呢？大家劝他回去算了。
事实上他自己也想回去，即便死，也死在世代祖居的村落里，可再怎么说也要再坚持一个月，先打声招呼，下个月走的时候把工资领全。
陈太学知道沈志国吐血的事，沈志国去他办公室，还没开口，陈太学就说，志国，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谁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地，都不容易。沈志国说陈哥，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呀。陈太学说，你还是没理解我，你没办法，未必我就有办法？你想想，要是我在你这里开了头，别人都跟你学，大家都走了，我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你走不走是你的事，反正我又没赶你。沈志国说陈哥是没赶我走，陈哥待人好，可我实在挺不住了。陈太学脸色阴下去了，声音也放大了：我吃亏就吃亏在待人好！你挺不住，我也不强迫你留下来。
沈志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舔了几下嘴唇，走了出去。
他没有离开工地。
但几天之后，他又吐了一次血，而且吐得特别厉害，不得不走了。
直到沈志国离开工地大半天，陈太学才听说，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望着熙熙攘攘的红旗桥，想象着沈志国背着帆布包慢吞吞地跨过桥去的样子，身上的某一处震动了一下。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陈太学一直都很郁闷，一直都在为自己寻找理由。他卢到了他故意给张保国输钱，想到了陪张保国去“做保健”，觉得你沈志国虽然白干了几十天，可你在我面前，不像我在张保国面前那样低三下四吧？同时他也想到了儿子，听说儿子也在建筑工地上，也受着老板的盘剥。想到这里，陈太学直想哭——既然我儿子都在受罪，你叫我怎么说呢？
想到这些之后，让陈太学震动的地方感觉迟钝了，更不像当初赖掉冉老头他们的钱时那么心痛了。但他还是很郁闷，很迷惑，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找出的这些理由，究竟算不算理由？
冬天到来的时候，陈太学的母亲走完了她生命的里程。那个孤独的老人死在冬日的早上。那天她起了床，把猪食煮好——煮猪食的时候，她照例和做饭的媳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锥心刺骨地互相攻击，自从陈福离家出走以后，两个女人攻击得就更加厉害了——就搭根凳子到门外去，靠着黑乎乎的木板墙坐下来。那时候，毫无热气的太阳正升起来，可死亡却降临到这个老人身上了。死亡来得很突然，简直不知道它是来自天空，来自大地，还是来自老人的身体内部，它一来就把老人笼罩了，弥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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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丧事办得很奢华，光响器就请了九拨，这在大荒村是前所未有的。但陈太学回到高州城后，喉咙里老是埋着一只苍蝇，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这主要还是与他儿子有关。邻近村子里来“坐夜”（吊丧）的，都要问起陈福，这真是往陈太学的心窝里扎针。何奎的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咬着根竹烟筒，开口闭口“我儿子说”。村里谁家婚丧嫁娶，都在几层院坝里放了八仙桌，饭时当餐桌，饭后供人打牌和闲聊，只要何奎的父亲在哪张桌上坐下了，四周就围了许多人，向他打听国家大事。本来是母亲的丧事，结果倒成了那老头子的新闻发布会了！
陈太学不愿意想这些，可又不能不想，想起来就不能不伤心。只要他早就不责怪儿子了，只责怪自己。他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的钱还不足够多的缘故。他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大荒村人就不会把何奎的父亲放在眼里的，就会跑到他陈太学的腚下来舔肥的！
那些天，陈太学持续不断地做同一个梦。他在梦中张开两臂飞翔，大河与群山在他肚皮底下影子一样划过。但是，不管他飞多长时间，飞多少里程，天气都是惨淡的，又冷又湿，而且后面还有人追赶。他看不清追赶者的脸，只觉得有一股阴气，使他恐惧得不敢有片刻的停留。醒来之后，他的手脚都麻木了，梦中的情景却刻骨铭心。
要是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就没有谁敢在后面追我了……想到这里，他无端地叹息了一声。
翻年过去，高州新城已初具规模，张保国也在这时候当上了建设局副局长，分管项目部。
这年初夏，张副局长传达了上级振奋人心的号召：开发翠屏山。
翠屏山海拔不过四五百米，在群山簇拥的川东北，它根本就不能称为山，不过是土丘罢了。这片土丘位于城南，面积广大，形体浑圆，夏秋时节，野花盛开，香飘数里，高粱、玉米和水稻迎风滚动，住在城里的人，经常站在窗口，欣赏那绿浪滔滔的壮丽景色。到了冬季，外围的高山阻挡了来自大巴山和秦岭的寒流，因此翠屏山上依旧是草色青青，千竿挺秀。其“翠屏”之名，就是这么来的。正由于它的美，有关部门觉得，让它长不值钱的杂树、野花和庄稼，实在可惜。开发是早就定下来的，只是不能随便规划，要是在上面修普通商品房，简直辱没了那块地盘。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利用山上良好的自然风光，修个别墅群！
这是高州城“民心工程”的一部分（命令刚刚发布、“高州市小康示范村”的石碑就立在了翠屏山口），因为别墅是给山上的农民修的。山上有数百户农民，多少年多少代了，他们都住在木屋或者土坯房里，漏风漏雨，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住进别墅就不一样了，那些农民就一跃进入超级小康了。按高州城的现行房价，老城每平米一千元，新城一千三百元，而翠屏山上的别墅定在三千元，按最小户型二百平米计算，就要六十万元。农民每人拥有一亩水田，几分旱地，一家有一头耕牛，几条喂猪。有的人家猪也喂不起，牛也养不起，一年的民入也就几百块，这么算下来，他们要把那栋别墅买到手，不吃不喝，也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农民这种现实的困难，有关部门是考虑到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实在买不动，就让别人来买吧，你们下山到老城住安置房，上面给每户补贴五千元，剩下的房款就靠你们自己支付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就做了市场调查，别墅还没修，就已经销售一空。
那段时间，张保国每天夹着公文包，带着几个手下，挨家挨户走访山上的农民：你买别墅吗？不买？不买就赶紧下山！
这一次，不像开发河沿时那么手软，再不允许钉子户存在，谁要说声不，立即扒房子！
推土机和挖掘机从临时开辟的土路轰隆隆地开了上来，在农民的田地里仓皇地奔跑。那时候，稻谷都抽穗了，正吮吸着金灿灿的阳光，准备长成饱满的骨肉，回报农民喂养他们的日子——农民只在春节休息过几天，之后就一直在田地里忙碌，他们要弄出那些庄稼，需要把眼睛看绿，把腰弯断，把指甲磨穿。可现在，庄稼都在顷刻间变成了泥浆。
那些没来得及下山的农民，扑在田埂上痛哭。
陈太学比较顺利地从张保国手里要到了一份翠屏山的工程，也上山去了。就在他上山的那一天，他看到了最早给他租房子的那家人。那家人在翠屏山修的砖房被推掉了，一家老小悲悲戚戚的，正背着锅碗瓢盆和破棉絮下山。陈太学知道，这些去老城住安置房的农民。没钱做生意，只有挑着担儿，占据街头巷尾做些小生意，而高州城正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不许这些人给市容抹黑，恐怕生意也做不长久了。
陈太学跟老房东招呼也没打。他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他已经有意识地在让自己的心硬起来。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可以变硬的，包括心。他基本上不再想冉老头和沈志国了，即便想起来，也没多少特殊的感觉。现在，真正能够让他心痛的就是儿子了。
让陈太学没预料到的是，翠屏山工程动工不久，陈福就从浙江跑来投奔他了！
在陈太学的印象里，儿子很瘦小，可那只是陈福小时候留给他的印象，其实，陈福上初中时就比父亲高， 有些瘦的，但绝非陈太学心目中的瘦成一抓筋，外出打了两年多工，陈福的肤色变黑了，手臂上鼓起肉疙瘩。陈太学看着他这模样，竟然比看到他瘦瘦小小的样子还让他难受。儿子的样子无疑表明，他这两年多真是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