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学记得，有一年他带着儿子去镇上借钱——他常常把旱烟卖给镇农机站一个人。陈太学之所以去找那个人借钱，是他实在没地方借了，只能想这个办法。陈太学住在老君山上的大荒村，这片土地就像它的名字，石头长，杂树和野草也长，就是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那天陈太学走到农机站门口，见那人刚好站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石梯上抽烟。陈太学抢上两步，喊了声：老蒲。老蒲又诧异又高兴，说今天又不赶场，你上街做啥？陈太学没答话，回头招呼儿子，福儿，你过来，这是蒲叔叔。下山的时候，陈福一直跟在父亲后面，到了镇口，他就故意落得远远的。可这时候父亲叫他，他只好红着脸走过去，叫了声蒲叔叔。老蒲问陈太学，这是你娃娃？陈太学说是，他正读书，成绩好得很！老蒲说，成绩好就对嘛，你太学将来就有福嘛。陈太学说老蒲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借几个钱让他上学呢。老蒲像被烫了一下，我有啥球钱借给你？我的娃娃也在读书呢！陈太学抿了一下被山风吹裂的嘴唇，说我知道，可我没法呀。言毕摸出早就裹好的旱烟递过去，老萍接了，陈太学又立即划火柴。他右手的大拇指在砌塄坎时被砸断过，现在是翻翘着，拈火柴很不灵便，老半天他才划燃了，捧过去给老蒲点。老蒲比陈太学高一大块，却不弯腰，陈太学只好踮起脚跟。老萍抽着烟，不看陈太学父子，只望着阴郁的天空。陈太学说，老蒲……老蒲像没听见他的话，陈太学吧嗒了几下嘴，又说老蒲……陈太学的声音听上去很微弱。老蒲紧紧地含着烟，但并没吸，他的烟早就没有火星了。陈太学不再说话，只望着地上，望着老蒲的脚。
农机站的院子里静得令人发慌。
又过了好一阵，老蒲终于说，进来嘛！陈太学抓住儿子的手，跟随老蒲就往里走。进了办公室，老蒲拉出抽屉，拿出十块钱，陈太学伸过颤抖的双手去接，但老蒲手一缩：你得打张借条。他摸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和一支圆珠笔芯。乡里人借钱，是从不打借条的，要你打借条，就是不相信你。陈太学的喉头滚动了一下，接过纸笔，歪歪扭扭地写。借条写好了，老蒲才迟迟疑疑地把十块钱递给他。
陈太学拉着儿子出门，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二场我给你带两斤烟来，就算我送你的。
当他们离开了农机站，陈太学才发现儿子眼睛红红的，气不是呼出来，而是往外抽。陈太学在心里喊，老蒲是个好人啊。在那年月，有谁敢把十块钱这么大一笔数字借给无缘无故的人呢？而且老萍也有一儿一女，都在区中上学。陈太学对老蒲充满了感激，从来也没想过，自己的卑微，却给儿子的内心是一种无言的伤害……
此刻，他在沙发上动了动，沙发吱吱地叫了几声，像很不乐意他坐在上面一样。陈太学将湿漉漉的手恼怒地在沙发上擦了几把，心里问自己，我哪像个当爹的？
夜晚走得出奇的慢，陈太学没感到饿，只感到累，真想开个房间好好睡一觉，但一个房间要四百多，他又舍不得，他就蜷曲在沙发上，一分一秒地挨。他回想着这一整天的经历，回想着他在张保国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连他自己都感到恶心。但他明白，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样做。他这样做了，才可能讨得一杯残羹。这是没办法的事。天底下，有几个掌权的不希望别人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又有谁愿意自甘卑贱？说到底，那都是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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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陈太学突然特别的恋家。他对那个阴冷的家本来没什么留恋的，已有大半年没回去过，但此时此刻，他想家都想疯了。
反正儿子十多天后就要高考，干脆明天去巴川县中看看他，然后顺便回家去一趟……
天终于亮了，陈太学去付了所有费用，又回到沙发上，等张保国他们下来。
快到九点了，张保国他们还是没下来。陈太学只有上楼去敲门了。张保国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陈太学说，张经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这时候，他闻到了房间里一股暖烘烘的气息。张保国说，唔。又说，你的事你放心啊，等等吧，等七八天再说吧。话音未落，门砰的一声被撞上了。
陈太学下了楼，他去街上吃了五个馒头，喝了两碗稠稠的稀饭，才搭公交车去长途汽车站。
直到坐上回高州的大巴，他摸了一把痒酥酥的脸，才知道自己流泪了。
回到高州城，陈太学直接就坐上了去巴川县城的车。巴川县属高州市管辖，其间只有两小时车程。县城里到处都在挖路，烂泥满街，从土里刨出的锈管子，从这头横到那头。太阳光毕毕剥剥的，把什么都烤得冒烟，恶臭咬得人直打干呕。陈太学从车站走到县中，不过就半里地，可他在高州城汽车站擦过的皮鞋，又沾满了泥浆，连裤子上也是。还有那股臭气，都扎进皮肉里了，使他浑身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死尸味。他不愿意以这副模样去见儿子。当他明白自己的卑贱给儿子带去伤害后，在儿子面前就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他退出学校大门，去街口上把鞋擦了，又去店里买了条十多元的裤子，找家旅馆洗了个澡。
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心里不停地骂：娘的，人家搞女人的钱我也给了，未必我不该为自己买条裤子，花钱洗个澡，人模人样地去见儿子吗？
然而，陈太学最终没去见儿子。儿子前几次高考，他都提前去见了的，但儿子并没考好。陈太学害怕这一去会给他增加心理负担，他在校门口站了几分钟，就朝码头走去。
县城到老君山脚下，只能走水路，汽划子速度慢，下了船还要爬一座高山。当陈太学回到家，天早已黑了。在山区里，天一黑就是什么都黑了，仿佛能用刀把那黑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吃过饭，陈太学最想做的事就是立马睡上一觉。他躺到床上去了，却没法入睡。老婆和母亲一直在吵架。两个女人都为这个家熬得灯干油尽，但就是不能互相容忍。她们吵架的声音不大，话也不多，但字字句句是带锥子的。母亲骂媳妇伺候过两个男人，媳妇则骂母亲前世不积德，今世生出了个傻子。陈太学不想劝她们，这么多年了，往对方心窝里塞冰块，捅刀子，已经成了她们的习惯，成了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劝是劝不过来的。
陈太学只是累，只是不想听，而老君山上都是穿眼漏壁的木瓦房，放个屁也能传几层院子。天热，别看是山上，不吹风的时候闷得人直想叫，加上陈太学住的是虚楼，下面是牛圈，牛粪发酵后热蓬蓬的气息直往上蒸腾。还有蚊虫，山里的蚊虫指头那么大，飞起来哄哄响，咬不到你，也要让你明白它在惦记你。
你们不吵就好了，陈太学暗自乞求，你们不吵架，再热，再多的蚊虫，我也能睡着，我现在别的不想，就想睡觉啊。
但母亲和老婆还在吵。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同一个簸箕剥玉米。
陈太学从不偏袒谁，可他心里有恨。他恨母亲，也恨老婆马芬，这恨不常有，但他还是意识到了。母亲说马芬伺候过两个男人，是指她嫁过两次。她的前夫是个石匠，婚后不到二十天就在开山时被砸死了，之后马芬才以“过婚嫂”的身份嫁给了陈太学。当时母亲虽说不上满意，可她劝儿子：过婚嫂就过婚嫂吧，我们这家庭，能结个过婚嫂就不错了。现在，母亲却拿这件事挖苦马芬！马芬也没道理，她怎么能用那么恶毒的话去伤母亲呢？其实陈太学的弟弟陈太良也算不上傻子，“文革”期间，他搞过武斗，当过通讯员，这样的人能说他傻吗？他只是懒罢了。说懒也不对，他只是对自己的活儿懒，对别人的事却是尽心尽力的。十年前他就被分了出去，自那以后，他就没经管过庄稼，洋芋也好，苞谷也好，都是埋下种子就万事大吉，苗子生起来，瘦得都不忍心看。这村里，小兵家的庄稼也比他的即。小兵才十三岁，他爸几年前得了麻风病，被送到很远的一架山里隔离起来了，他妈又有风湿，常发鸡爪疯，指头僵直得筷子也握不住，可小兵一个孩子，硬是把庄稼侍弄得花是花朵是朵的，哪像他陈太良！有好心人教他，说太良，你挑两担粪去把庄稼淋一下嘛。听到这样的话，陈太良必然把厚厚的嘴唇一翘，将眉毛一甩，粗声大气地说，我那庄稼淋不得粪，一淋就淫了（肥料过剩）。他不做自己的事，却随时都在等候别人的召唤，只要有人请他干活，他就高兴得过年似的，砍柴、背力、站在奈何桥上装鬼收钱他都做得像模像样，兴兴头头。
有啥办法呢，天生一个当奴才的贱命！说到贱，陈太学自然又想到了自己。听着母亲和老婆针尖对麦芒，他的胸腔里咕嘟嘟地冒着气泡：你们哪里知道，我现在比太良还贱，为了这个家，我是在给别人当狗，可你们还在为莫名堂的事吵架呢！可怜了自己，他又恨起自己来。说到底，他恨母亲和老婆，都不如恨他自己。没有谁天生就喜欢吵架。贫贱人家百事哀，这是穷出来的。而家里这么穷，都是他的责任……
第二天，陈太学起得很晚。天要亮的时候他醒过一回，准备起来，可实在太困，困得翻个身都懒得动，他偏过头，又在习习晨风里睡了过去。狗在院里扑鸡，扑得鸡咯嗒咯嗒地抗议，才把他吵清醒了。翻身起来，屋子里没一个人，太阳光花瓣一样洒在屋子中央，带着凄凉的宁静。饭挂在铁火搭钩上，陈太学吃了，就准备下地帮妻子和母亲干活，可他的精气神一点也提不上来，再说他也不想跟妻子和母亲面对。他跟她们都没有话说。
这个家里，如果不是因为有儿子，他简直没啥想头。
他真想回到高州城去。
可是他怎么能马上回去呢，工地上的事情，昨天就完了，他手下的工人，正等着他结账呢。
而他已经没有钱了！
到这时候，陈太学才明白，他之所以回家，主要是想借此赖掉农民工的工钱。
他摸出烟来，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得舌根底下又麻又苦。
在此之前，他从没赖过农民工一分一厘，现在终于把这事做出来了。这让他觉得自己太卑鄙，太不是人。他眼前晃动着一个人影，这个人姓冉，六十多岁，长着乱糟糟的花白头发，瘦得穿什么衣服都像挂在晾衣竿上，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冉老头。冉老头来自云开县，云开县穷得很，一年四季都只能喝清汤寡水的稀饭吊命，外县人经常取笑他们，说云开县人喝稀饭的声音，飞机上也能听见，冉老头家在云开县又算穷的，所以他才拼了老骨头出来打工。来陈太学的工地不久，有天拌混凝土的时候，他把腰弯着，可弯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他把铁锹挂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痛，不远处两个年轻人跑过来，说冉老头你咋啦？他说我的腰直不起来了，你们给我扳一扳。年轻人扶住他，想让他慢慢伸起来，但他根本动不了。年轻人要把他抬到工棚里去，可冉老头不肯，他还有那么多话没完成呢。话没完成，就领不到钱。年轻人说，冉老头，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冉老头的脸都痛紫了，挥挥手，让年轻人去忙自己的事，之后扶着锹把跪下去，再把双手匍匐在地上。这么跪了好一阵，他的腰才缓过劲来了，又继续干活……
陈太学忿忿地把烟头扔进火堂，像冉老头就在他面前，他对冉老头说，你叫我咋办？我的钱都拿到成都去，让张保国那狗日的搞女人花了，你叫我拿啥给你？你想啃我的肉，就啃两口吧！
话是这样说，陈太学的心还是像被刀子剜了一下。
他无法想象冉老头跟那群人去工地上找不到他、去租房也找不到他的情景。
但事已至此，赖也就只好赖定了！他知道，只要他几天不露面，工人们就会离去。他们耽误不起。对他们而言，误一天工就是荒了一天的心，他们的家都荒了，心再一荒，就啥也不剩。他们可能在附近找活，那没关系，一旦离开了他的工地，陈太学就完全可以不认账，这是高州城雇主与雇工之间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也可能离开了高州，那更好，那证明这辈子恐怕就再也碰不上面了，因为那些人都不是大荒村的。大荒村的人，凡上了小兵那个年纪的，几乎都到外省打工去了，他们都觉得外省的钱好挣。只有陈太学在本市找活，也只有陈福还在念高中。
幸好不是大荒村人，不然还真不好办，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陈太学总不能赖本村人的账；何况，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村里人虽然无钱借给他，可哪一家没从牙缝里抠出点粮食，让他卖成钱给儿子送去……
算了，想这些事干啥呢，还是去山上散散心吧。陈太学烦躁地挥了一下手臂。
出了门，他才发现母亲并没下地。母亲坐在院坝边的杏树底下剥昨天没剥完的玉米。母亲把剩下的玉米装了一小口袋，放在屁股底下坐着。这是她准备偷偷送给小儿子陈太良的，这些年来，她每隔些天就偷点粮食出去，送给太良。这件事情，陈太学知道，但他装着不知道。他只是希望母亲小心些，千万别被马芬发现了。马芬恨死了太良，恨他懒，更恨他嘴岔，每次陈福高考落榜的消息，都是太良第一个传出去的。他只要看见侄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便立即走出他那间蟑螂都嫌臭的屋子，挨门挨户地放信：陈福又没戏唱哦。说了这句，他还要郑重其事地交代：莫告诉别人啊。要是他腿长，全国人民都被他通知到了，可他还叫莫告诉别人……
母亲的脸被太阳斜斜地照着，使她被一身黑衣裹着的干枯身体，透出更加浓重的阴郁。她分明看见儿子出门了，但她并没给儿子打招呼，更没问他准备上哪里去。除了跟媳妇吵架，她似乎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说更多的话了。当时分家的时候，谁都以为她要和小儿子住的，可是不，她偏要跟大儿子住一起。村里人都说，她不是嫌小儿子懒，而是想有人陪她吵架，不跟人吵架，她的日子就没法往下过。母亲的心太沉了。陈太学兄弟的父亲四十多年前就病死了，那时候陈太学只有四岁半，陈太良只有两岁，母亲也才二十多，但她埋了丈夫，就一手牵一个孩子，又上坡干活。她忠贞地守住大荒村，虔诚地守寡，从一个鲜润灵活的小媳妇，守成了一个暮气沉沉的老太婆。正由于此，她才总是拿马芬嫁过两次人说事。她作践马芬的时候，自己心里究竟怎么想，谁也不知道。母亲这一辈子，其实是很酸楚的。
陈太学喉头发哽，踅过巷道上山去了。从大荒村爬上老君山顶，只要四十多分钟。山头上是一块广阔的平地，旱杉铺天盖野。在那望不到边际的低矮植物里，栖息着野兔、拱猪、刺猥和翅膀上闪烁着铜钱斑点的鸟。天静静地蓝着，无限慈爱地注视着这片贫瘠的土地。
陈太学爬上去的时候，山顶已有了不少的人。都是从县城来旅游的，戴着太阳帽，穿着运动服，不管年老年少，还都无一例外地拄着光溜溜的拐杖。他们站在山口，望着山谷里涌动着的蓝色雾群，啧啧赞叹。陈太学埋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不想听他们的话。他觉得这些人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