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是一道为掩盖死亡而关起来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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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因此，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象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后面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萨宾娜向特丽莎解释的自己画作的准确意义：表面上是明白无误的谎言，底下却透出神秘莫测的真理。
但是，反对我们称为媚俗作态极权统治的这种东西的人们，感到质问和怀疑无补于事，他们也需要确定而简单的真理，让大众理解，激发群体的眼泪。
德国一个政治组织曾为萨宾娜举办过一次画展。她打开目录，第一张图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画了一些铁丝网。她在照片旁边，还发现了一份读上去象某位圣女或某位烈士的小传；她遭受过极大的痛苦，为反对非义而斗争，被迫放弃了正在流血的家园，却继续在斗争着。“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文章以这句话而告结束。
她抗议，但他们不能理解她。
你是说共产主义不迫害现代艺术吗？
“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她愤怒地回答。
那以后，她开始在自己的小传中故弄玄虚，到美国后，甚至设法隐瞒自己是个捷克人的事实。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离人们要强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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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画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后椅子上的老人，仔细观察着她的每一笔触。
“该回家了。”他终于看了看表。
她放下调色板，去卫生间洗手。老人也使自己从椅子里站起来，去拿斜靠在泉边的拐杖。画室的门通向外边的草地。天已渐渐落黑了，五十英尺开外，是一栋白色的隔板房，一楼的窗口亮着灯光。萨宾娜被这两个光辉投照着暮色的窗口感动了。
她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她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吗？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静谈，那么和谐，由一位可爱的摄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掌管。这种幻觉是双亲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梦，她就越是对这梦境的魔力表现出敏感。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她是在纽约遇见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爱画，身边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伴，住在一栋乡间房舍里。正对着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间旧马厩。他为萨宾娜把马厩改建成画室，而且每天都目随萨宾娜的画笔运行，直到黄昏。
现在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老太太把萨宾娜唤作“我的女儿”，但一切迹象都会使人导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萨宾娜倒是母亲，而她的这两个孩子喜欢她，崇拜她，愿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这个也即将进入老年的人，象一个小女孩那样找回了曾被夺走的父母吗？她终于找回了她自己从未有过的孩子吗？
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幻觉。她与这老两口过的日子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老头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将去加拿大跟儿子一块儿过。那么，萨宾娜的背叛之途又将在别的什么地方继续。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她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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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见不一，也有各种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欧洲的，美国的，民族的，国际的。
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被认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据各自声称的理论原则给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义都完全不可能。这不足为奇：政治运动并不怎么依赖于理性态度，倒更依赖于奇想、印象、言词以及模式，依赖于它们总合而成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弗兰茨如此陶醉于伟大的进军，这种幻想就是把各个时代内各种倾向的激进派纠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伟大的进军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仍然一往无前。进军既然是伟大的进军，障碍当然在所难免。
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是反对消费社会还是要求扩大生产？是断头台还是废除死刑？这一切都离题甚远。把一个左派造就为左派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力，能把任何理论都揉合到称之为伟大进军的媚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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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伟大进军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点象萨宾娜生活中那关于两个闪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兰茨投哪个政党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会投，感兴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过选举日，当然，这并不意昧着他不会被伟大的进军所打动。梦想着我们是跨越世世代代进军中欢乐的一群，总是美好的，弗兰茨从未完全忘记过这种梦。
一天，有些朋友从巴黎给他打电话，他们计划向柬埔寨进军，邀请他参加。
柬埔寨近来一直遍布美国炸弹，一场内战，使这个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后，它被相邻的越南所占领。而越南纯粹是苏联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饥荒的折磨，缺医少药的人们正在死去。一个国际医疗机构再三要求允许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门外。现在的办法是，让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识分子开到柬埔寨边境，用这种世界人民众目睽睽之下的壮观表演，迫使占领军允许医生入境。
给弗兰茨打电话的人，曾在巴黎街头与他一同进军。一开始，弗兰茨被这个邀请弄得欢喜若狂，随后，眼光落在房子那边扶手椅里的学生情妇身上。对方仰视着他，眼镜的大圆镜片把她的眼睛扩大了。弗兰茨感到这双眼睛在乞求自己别去。他歉疚地谢绝了邀请。
刚接上电话，他马上对自己的决定有些后悔。真是，他关照了现实中的情妇，却忽略了精神上的爱情。柬埔寨不是与萨宾娜的国家一样吗？一个被邻国军队占领了的国家，一个已感受到俄国巨掌重压的国家！刹那闯，他觉得那位几乎忘记了的朋友，是在根据萨宾娜的秘密吩咐与他联络的。
上天之灵知道一切，看见一切。如果他参加这次进军，萨宾娜会从上面惊喜地看着他，会明白他还保持了对她的忠诚。
“要是我参加进军，你会非常不安吗？”他问戴眼镜的始娘。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离开都看成损失，但事事都依他。
几天后，他与二十名医生，以及大约五十位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员以及市长），还有四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从巴黎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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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曼谷着陆。四百七十名医生、知识分子以及记者挤进了一家国际饭店的大舞厅。那儿聚集着更多的医生、演员、歌唱家、语言学专家，还有数百名带有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记者。乐台上约摸二十个美国人坐在一条长桌边上，正在主持各项事宜。
和弗兰茨一起进舞厅的那些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受了轻视和侮辱。向柬埔寨进军是他们的主意，可这里的这些美国人，象平常一样恬不知耻，不但接管了领导权，而且是用英语接管的，殊不知丹麦人和法国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丹麦人早已忘记了他们曾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国佬便是唯一能进行抗议的欧洲人了。他们的原则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绝用英语抗议，而用母语法文向台上的美国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报以友好和赞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国人别无它法，只得用英语讲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法国人参加，这个会为什么用英语？”
美国人对如此奇特的反对很觉惊奇，但仍然微笑，默认这个会议是该用两种语言进行的。于是，在会议重新召开之前，得找一个合适的译员。随后，每个句子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重复，使讨论花了两倍的时间，甚至还不止两倍，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懂一些英语，他们不时打断译员的话来给他纠错，对每一个宇都争议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站起来发言，使会议达到了高潮。就因为她，更多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涌进了大厅，用照相机的咔嚓声伴随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女演员谈到了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人权的保障，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还谈到卡特总统，说他对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忧虑。她结束发言时，已是热泪盈眶。
一位长着小红胡子的法国年轻医生，跳出来吼道：“我们到这儿来是救死扶伤，不是来向卡特总统致敬！别把这儿变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啦！我们不是来反共！我们是来这儿救命！”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知道欧洲人在众人同乐时，是喜欢挥举拳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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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在一个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间吊脚楼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茨和另外四个教授佐一间房子，远远传来猪的呼唱，近处却有著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过边境只能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狭窄要道。车停了，法国小分队从车上涌下来，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又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关键时刻到了。译员又给叫了来，接着是长久的争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再后面是余下来的人群。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道路狭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茨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已为和平写了九百三十首反战歌曲。他带来一根长杆子，挑一面白旗，衬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哗哗地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时唤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觉地转向他们的方向，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按下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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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声音传来了。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黯然失色的压阵者地位，决定发起进攻。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突然奋力向前，开始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甩下。
男人们为难地笑笑，让了步，不想挫伤这位著名长跑运动员取胜的决心，但女人们发出叫喊：“回到队伍里去！这不是明星的队伍！”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五名摄影记者和两名摄像师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这是一支医生的队伍，来给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无法挣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没有明星，你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道义的职责！”“放屁！”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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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叫了声女演员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过去。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们立即被新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所包围。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颇费了些周折。旗杆太长，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竞踏响了一个地雷。轰然一声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动也不敢动，举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们从未领略过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他们再一次加入了进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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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沿河有长长一道约六英尺高的墙，使河看不见了。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桥从那里横跨小河。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一边，但他们的位置也完全伪装起来了，也看不见。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茨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那人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得到这个位置。
弗兰茨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上，眼盯着对岸，象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粹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心。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绝对的沉寂使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象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茨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伟大的进军就要完了。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发生伟大进军的空间，现在不过是这颗星球中部的一个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没有了观众。是的，弗兰茨自言自语，尽管世界是冷漠的，但伟大的进军还在继续，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轰轰烈烈：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