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15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16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
17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18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