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6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7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个人的头部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他这样做！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他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白地说，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马斯对自己的笨拙恼火，想避开与警察的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关联。尽管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在我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深藏着什么别的东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8
托马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欢起贝多芬来，但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在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来手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根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轮唱：其中三个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插进来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钱来！）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现了。那时候，贝多芬已经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象是从命运的喉头直接吐出来的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连“早上好”一词用适当的声音读出来，也能成为某种形而上命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德文是一种语词凝重的语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戏谑，它已成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艰难或沉重的决心）。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谅讶。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成关于德氏债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变成了轻，也就是，消极变成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一首成功的杰作），却落入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再也不知道怎样象巴门尼德那样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他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
当然，那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会习俗留给他的。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则是内在的。他经历的磨难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强烈，导致反叛的诱惑也就越多。
当一个医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层，看看里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使托马斯离开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种欲望，他想去探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么。换句话说，现在他想知道当一个人抛弃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一些什么，
这一天，他去报到。一位好脾气的女人，主管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陈设事宜。从他们见面起，他就面临着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各种具体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他进入一种震惊状态，新工作开始的几天，都一直被这种震掠所缠绕。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惊的陌生感（大约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简直在享受一个长长的假日。
他于活可以无所用心，自得其乐。现在，他明白了人们（他通常可怜的人们）的快乐，全在于他们接受一项工作时没有那种内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强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净净。他第一次体会到其乐融融的无所谓，而不象从前，无论何时只要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他就沮丧、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