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里哇拉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写的纸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有时被拉去开批斗会，也是会上一出，自己心里唱的是另一出。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他也用大部分时间写自己的东西。有时搞专案的人来了，发现后呵斥他一顿，他嘴上唯唯称是，私底下仍然照写不误。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告诉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出了一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主要意见是：
1。大32开版本是“封资修”的东西；
2。现在这本书上的“前言”没有毛主席教导字样，这是不允许的；
3。这本书是讲诗的，里面引用的名句竟是“封资修”的东西，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就是没有毛主席的。
所以当时把书稿给退了回来。
退回来以后，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启功带着这本小册子又去请老师题签，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很是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
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形势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至今如在耳旁。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
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降下来了，教授当不成了！月收入有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点钱只能贴补家庭必须之用，原有的值钱东西也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在“荣宝斋”展出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于是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一听心头一惊，说：“没想到启功家庭生活窘迫到这种程度！”便把书画买下。回校后，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启功对老师的关怀心里头很感激，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恐怕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庚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
这对联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而他在这种处境下，要发挥自己所长，尽自己心力，浇灌出一片桃李松柏的绿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痛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
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找启功不行。造反派不得不放他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觉得在这样的年月能谋到这个差事是很幸运的，终于有机会部分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十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乱世。
启功在1957年参加“反右运动”，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1978年彻底平反。这二十年间，启功先生一直身陷逆境。打也挨过，骂也挨过，可是这一切只能扭曲他的形体，却没能扭曲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他的老师陈垣就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老师的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品质，深深印在启功的心底。每当困难而绝望的时刻，恩师的面容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细想自己的大半生，也是饱经忧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党是会了解他的。自己虽不能像陈垣老师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心里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改正了，没改时，我也没受到什么刺激，应该叫我做的工作，照旧叫我做，我也没有下放，没有受到特殊迫害，内部怎么算，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感觉没什么不好。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也逃不过的，两派打派仗，两派来回揪，我在甲派表态，乙派非揪我不可，我这个出身、成分，那还能不揪？除了这个，其他零七八碎的，没一条够得上“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我都够不上，那么
“右派”的问题呢，谁也不提我了，挂起来审查完了，审查也没揪出去。可对有历史问题的凶得很。我们这个叫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有人管。害怕是害怕，不知有什么事……唉！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我是便宜大啦！就是我没有“右派”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我也逃不脱的，往好里说，我不知道爬到什么地位，往坏里说，我不定钻到哪个集团里去啦，这些都难说了！我告诉你们，我非常感谢我有了这次教训，大家不批我、不斗我，安安然然度过“文化大革命”。所以说，那一次是个教育，这一次是个鼓励，我真是这么以为。可不是，如果不给你改了，你还有什么理讲！告诉你们，改了是什么意思呢？是解放生产力！让你更加积极、更加愉快，好好做贡献！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尽我的力，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了！老师、老伴，你们就放下心吧！……
说罢，心中平静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启功此时又想到“文化大革命”时专案组审查他的情景。可是，这明摆着是有路线错误，你们知道，我讲错的书有多少呢？那这就算了！后来拨乱反正了！给我改正了！不让我背包袱了！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了，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了……这不是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下了下面这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新的对联是：
“狡兔谁曾见，净几明窗钻它三窟。闲谈渐少，或直能平心静气，献我余生。”
现在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
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定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千字文》；书法理论《书法概论》和《书法概论参考资料》、《论书绝句》等；论述金石文物的《启功丛稿》；诗歌创作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
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已至无须评论的境界。
启功杂忆 博学
诗 仙
恕我不敬，开始时我对启功诗词上的成就，并没给予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的诗作，大都是“自嘲”或戏谑之作，有些甚至是“佯狂”。后来读得多了，就品出其中的意味，渐渐明白了启功的这些诗作的深意，哪怕是一篇看着不起眼的打油诗，也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思考。他与一般诗人有别的是比别人看的多，想的多，亲身经历的多，所以诗也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仙”。
启功先生年届七六所作旧体诗结成《启功韵语》，年届八十出版《启功絮语》，1999年87岁再成《启功赘语》。
启功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撰写有《诗文声律论稿》，对诗文声律及汉语的特性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还撰写有《论诗绝句》。《论诗绝句》中有独到的创见，如《综论》：“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给学生讲课有一条总结历代诗歌特点的笔记中说：“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这一论断对几千年来诗歌发展的历史做出了深入浅出的透彻分析，给青年后学很大启发。
启功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诗作散失殆尽。《启功韵语》中仅存四十首。1971年以后重拾旧业，大概也没想到出版，仅仅为了自娱，记录自己的若干“心声”，是一种性情所至。诗作仍守住旧诗的优点，是不失旧诗风貌的旧诗。但也是新时代的旧诗，甚至还可能给新时代的新诗提供一点启示。读了这些诗，新诗人也不妨学学旧诗的题材、视角、定位，换上新诗的形式。
启功先生论及自己的诗歌风格时说：“我的许多诗，都是在很难过的情形下写的。”继而又笑道：“即便是打油诗，那也是化悲痛为玩笑，凡收入集子里的诗，即便是酬答之作，也都有些意思在里头，完全是应酬的，我也不收。”诗歌中，挤车、住院、患聋、失眠、悼亡、自嘲、咏史等等占了不少，他是很能从普通人的生活琐事中随时随地撷取诗材的。
启功先生现虽属“坐小轿车之列”，却并未忘挤公交车之苦，他从1971年到1980年的十年中都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并有诗记之：
鹧鸪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车
其一：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
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
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
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其二：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
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
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
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其三：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
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
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
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其四：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
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
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
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其五：
挤进车门勇莫当，前呼后拥甚堂皇。
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
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
并非铁肋铜筋骨，匣里磁瓶厚布囊。
其六：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
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
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
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其七：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
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
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
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