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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从18岁到20岁，跟戴绥之念书，点了念，念了点，基本功就是跟他们学的。今天看来，学的这些基本功没白费，作文、作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学的。我在大学教书，一方面卖画，逐渐有点小名气了，所以我的画也有人买了。我常说，你的画怎么样，这得有个地位，说我写字好，假如师大把我‘刷’啦，从前叫解聘，你试试，我的字有没有人买。”
“我小时候买不起书，我祖父死了，家里的书都卖了钱发丧，没有钱买书。这时偶然得着汪渔洋的诗，我才得了一套，应该有两套，我只得半部，半部我也看，我很爱看，作诗也模拟它，念的时候还一字一字背下来。我觉得现在念书没有机会得到书反倒好。我现在要买什么，爱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这么一来问题来啦，我买来的书，我几时看呐？一大摞书连过眼都没过眼。现在我觉得条件差，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受人家的讽刺，受人家的看不起，或者受人家骗你的道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再就是我不懂的东西，我就‘抠’，我的许多问题是没处问人的。所以，我不会就死‘抠’，‘抠抠’它也会了！”
“现在，我高兴的是，没机会临老师的画，当时要是亦步亦趋地临得特别像，我到现在就糟了，正因为我抢不上临老师画的机会，我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反倒是我自己的，有我的一个个人的见解了。我的那些师兄弟临的多、临的像到现在也没跳出老师的那个框框。我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不要学我，你要学了我又不像，你学我干什么？！”
惟有受到挫折，或者得不到好的顺利的机会，这个时候在学问上才是最好的条件，启功
说：“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两次大的运动的挫折，反倒在我写东西上给了很大的动力。我认为人老处在顺境，不会有什么发展，人不可没有一个压力。在这段时间里，现在出的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构思的，很宝贵的一段，刚一摘帽，我的文章都出来了……”
他对于做学问，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第一是不耻下问。我学过文学，不懂音韵的原理，我就拼命找人补课，向这人请教，向那人请教，连我教过的学生我都请教，谁学习过，我就请教谁。我到底研究透啦。现在我讲诗文的声律，它的音调到底是什么规律，连作曲家、音乐家、心理学家我都请教过。为什么要仄仄平平仄的？结果，现在还是没有人说出来为什么。可是，这基本总结我写了一本小书叫《诗文声律论稿》，这本书，那时大家不太注意，可是刚一出书也有人买。”
“听说有一位某学院的老先生买了这本书，在国外的一位老学者跟他要，问：‘现在诗词格律有什么书？’他就把我这本书寄出去了。我这本书薄啊！大伙也不注意，是手写的，大家拿去当字帖看。其实不是，我这里所讲的确实给总结了一下，因为我写的太简单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4年到1974年才写完，改了若干次稿子，为什么？后来我愈来愈压缩，没办法再压缩了，我就想，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安家落户，这样我拿下去也好带，是为这个，要是为稿费啊！字愈多稿费不就愈多么？愈多不就愈好吗！”这么幽默，启功先生说完自己也笑了。
外行有外行的好处，思想可以活一点，解放一点。启功说：“我从前文笔很苦涩，总不敢写，一位老先生说，你有什么，你就赶快写，写多了，自然就行啦！我就这么愣写，越写越写，手就左右逢源了，思路也活泼了，这样下笔不停止……这样我这外行反倒得到益处，不受各种框框的束缚，你问我是哪一门子的，我也说不上来，我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学，没有框框对我是好事。再就是不要套进圈子里去。别听人家的那套，现成的那一套说法，很多是靠不住的。你学一个东西，说书上是这么说的，我就不能怀疑，老师说的我就不能怀疑，就得像老师说的那样做……这是很危险的，得自己真正地好好想一想，不行，干脆就不听那一套，我怎么弄好，我就怎么试一试，这是我的习惯。做学问也是这样。有许多人说，这事就得那样，这是某些大师说的。某是名家，就不能怀疑吗？我不以为然。”
以上就是我20世纪80年代与启功先生畅谈时，他谈到的一些如何积累学问的经验，虽然有些零碎，但我觉得这里面蕴藏着不少人生闪光的东西。
虔 诚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启功诗作墨迹影印本》、《郑板桥集善本影印本》首发式。启功先生到会上讲话。先生照例先客气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感谢之余，还得指出，出版社今天把我和郑板桥的诗集弄到一块儿开首发式，这里头可有意思，我们这些写写画画的徒子徒孙能和祖师爷相提并论吗？把我和郑板桥的书放在一起，这是出版社有意让大家对比着瞧，你说这有多损？！”
郑燮（1693…1765）清代书法家、文学家，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擅写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能诗文，《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作，描写人民疾苦颇为深刻，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为世所称。为“扬州八怪”之一，有《板桥全集》。
谈起郑板桥，启功在他写的“我心目中的郑板桥”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对郑板桥先生，却是一大堆敬佩、喜爱、惊叹、凄凉的情感，一个盛满各种调料的大水桶，钻一个小孔，水就不管人的要求，酸甜苦辣一齐往外流了。”
启功在十几岁时，刚刚懂得在书摊上买书，看见一小套影印的《郑板桥集》，底本是写刻的木版本，作者手写的部分，笔致生动，有如手迹，还有一些印章，也很像钤印上的，在他当时的眼光中，竟自是一套名家的字帖和印谱。回到家细念，诗，不懂的不少；词，不懂句逗自然不懂的最多。他说：读到《道情》，就觉得像作者亲口唱给我听似的，不论内容是什么，凭空就像有一种感情，从作者口中传入我的心中。十几岁的孩子，没经历社会上的机深变诈，但在祖父去世后，孤儿寡母的凄凉生活，也有许多体会，虽与《道情》所唱，并不密合，不知什么缘故，曲中的感情，竟自和我的幼小心灵融为一体，及至读到《家书》，真有几次偷偷地掉下泪来。在祖父病中，家塾已经解散，只在邻巷亲戚的家塾中附学，祖父去世后，更只有在另一家塾中附学。启功深尝附学学生的滋味。《家书》中所写家塾主人对附学生童的体贴，例如看到生童没钱买川连纸做仿字本，便买了“无意中”给他们。这“无意中”三字，有多么情深巨大的意义啊！启功稍稍大些，又看了许多笔记书中郑板桥关心民间疾苦的事，和他做县令时的许多政绩，但他最后还是为擅自放赈，被罢免了官职。前些年，有一位同志谈起郑板桥和曹雪芹，他都用四个字概括他们的人格和作品，就是“人道主义”。
在启功先生书房的南窗下，有一张大案子，在大案子两侧的墙上，悬挂着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手书“南无阿弥陀佛”墨迹和一帧李叔同遗像，像旁题跋“弘一大师遗像，元白先生惠存——丰子恺赠”。由此可见，李叔同在启功心目中的位置了。
启功说：“我佩服李叔同！”他说：“我有一首诗就是写他的！”
吾敬李息翁，
独行行最苦。
秃笔作真书，
谈静前无古。
并世论英雄，
谁堪踵其式。
稍微著行迹，
披缁为僧侣。
——弘一法师
李叔同（1880…1942），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浙江平湖人，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同曾孝谷等创立“春柳社”，参加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的演出。归国后，在浙江、南京等师范学校任绘画、音乐教员，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教材，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有启蒙意义。中年之后，因不得志，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号弘一，后专研戒律。
他原来是位大才子——音乐、美术、书法，无一不精，还当过军官参加北伐。他出家后立刻变为一个高僧。用启功的语言，就是这个人很厉害，很了不起，他干什么像什么，“长城外古道边，……”这首诗就是他出家以后写的。他还翻译了大批佛经，创作了很多好听的佛曲。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的救世济人之心。举个例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水煮萝卜，连一点油也不放，旁人都认为他太苦了。启功揣度他的想法，大概他认为自己既是佛门中人，又解救不了大众之苦，于是只有自己多吃些苦果作补偿。
启功先生讲，一次，有朋友请客，因为有人没按时到达，用饭迟了一会儿，等客人到时，已过了中午12点。弘一法师有过午不食的习惯，那天就只喝了点凉水。启功说：“弘一法师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十分认真，真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我十分敬佩。”
接着，启功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有件事挺怪，我不知怎么挺信奉人道主义，比如，我对我父亲、我母亲、我姑姑、我老伴儿，与其说对他们有亲人的感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我觉得他们太苦了，我应该多受点罪才对得起他们。我现在老了，反倒得劲儿了，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我这种思想从哪儿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真是这么想，这么觉得。”这也可能是冥冥中李叔同与他的缘分吧！
启功先生对钱与情是有着他独特感受的。他有这么一首诗，看题目，令人开怀，看完诗，令人悲哀，何以至此？
《中宵不寐，倾箧数钱，凄然有作》
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
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
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
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
说的是，启功夜里睡不好觉，起身后并未像一般文章中描绘名人们那样，于青灯下校勘经史以发挥余热，却拿起钱篓子，倾于桌上一张一张数过，此情景岂不令人开怀？然而，启功想到的是什么？想到了亡妻，想到自己虽有未亡人的悲伤，却不能不用这些钱以存活于世。由此而回首自己及全家历经艰难坎坷的大半生，当思潮复回到现在，不禁感慨万端，为今，钱是有了，身也老了，而更使启功伤怀的是，欲以今日之钱，报昔日之恩，而那些有义于己的人——老师和母亲都已经死了，要我自己享福，我不愿意，现在钱多了没有用。在欲报无门的愁绪里，相伴于己的，只有冷月孤灯，天外哀鸿。
人生，总是脚步匆匆，钱财，又总是姗姗来迟，所以启功一直将钱用于济世救人，不求浮名，只求心安。
启功先生信佛不信佛不管他，但他对佛教的宗旨——济世救人是崇奉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起码有佛家的影响，人道主义即是救世救人，多行善事，广结善缘。启功先生自奉甚俭，常以财物济人，善书，而不以此敛钱，以致伪品充斥市场，成了许多人的摇钱树，他不打假，虽酷爱金石文物却捐给了老家的博物馆，皆化私为公，无偿捐献。这是从佛门来看启功先生的人道主义。
启功先生参禅悟道的诗歌也写了不少。
题广州六榕寺藏僧今释自书诗卷今来书
诗曰：
自号庵
祝发逃禅勇服勤，半生歌哭动乾坤。
我来展卷如参礼，同是圆明镜里人。
还有一首长诗：沁园春戏题时贤画
达摩像六段
诗曰：
片苇东航，只履西归，教外之传。要本心直指，不凭文字，一衣一钵，面壁多年。敬问嘉宾，有何贵干，枯坐居然叫作禅。谁知道，竟一花五叶，法统蝉联。
断肢二祖心虔。又行者逃生命缕悬。忆菩提非树，那桩公案，触而且背，早落言诠，临济开宗，逢人便打，寂静如何变野蛮。空留下，装腔作势，各相俱全。
诗下先生又曰：
秀能二偈，分观各有精义，合读则如市人口角，一日即是，一日即非，浅直角背，不知何故。
此词中妙处在于“敬问嘉宾，有何贵干，枯坐居然叫作禅”和“临济开宗，逢人便打，寂静如何变野蛮”，参禅能参到如此境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以方外人的眼光来看玄机。而“谁知道，竟一花五叶，法统蝉联”和“空留下，装腔作势，各相俱全”则从宏观上作了评论。
启功先生不仅研讨佛法，还兼通基督教，如：
古诗二十首，其十二
元戎基督徒，问其部下将。
祷告近如何，答言圣灵降。
元戎掴一掌，俨然临济棒。
乃知耶与禅，参透都一样。
启功先生这是在妙趣中搞比较宗教学了。此诗心思之巧和言语之俏固然令人佩服，然而它是以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联想为底蕴的，否则很难作出来。
齐白石（1863…1957），现代书画家、篆刻家，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结交当地文人，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专业卖画、刻印。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融合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擅长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亦画山水、人物。论画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见解。篆刻初学浙派，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肆朴茂，单刀直下，劲辣有力。能诗文。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书画、篆刻的活动益见勤奋；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齐白石大启功50岁，对启功很优待，有一段较长时间启功没去见他，便要问：“那个小孩怎么好久不来了？”现在启功的年龄已经超过了齐白石初次接见启功时的年龄，启功先生回顾说：“我在艺术上无论应得多少分，从齐先生学了没有，即由于先生这一句殷切的垂问，也使我永远不能不称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
启功先生深深地记得，齐先生早年刻苦学习的事。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芥子园画谱》，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二金蝶堂印谱》。那本画谱，没画上颜色，即这一种多次重翻的印本，齐先生描写的也一丝不苟，连那些拓笔破锋，都不“走样”。当启功先生打开齐先生手描的那本印谱时，惊奇地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话：“怎么？还有黑色印泥呀？”及至启功先生明白是用笔描成的，再仔细去看，仍然看不出笔描的痕迹。启功说：“惭愧呵！我少年时学习的条件不算不苦，但我竟自有两部《芥子园画谱》，一部是巢勋重摹的石印本，一部是翻刻的木板本，我从来没有从头至尾临仿过一次。……诸位青年朋友啊，这个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