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现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
第二种是说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
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的。
在这儿瞎猜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王家桢弄来后给张学良，而那位“少帅”正忙着呢：鸦片要抽，女人要搞，哪有心思看那破玩意儿。于是王家桢再想办法转给了余日章，指望蒋介石能看到？
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的《我的奋斗》（Japan”s Mein Kampf），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有朋怎么又活了，田中义一怎么糊涂也不会把自己出访欧美的事情弄错什么的。说那是一篇伪书。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则是连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认的。
出自哪个日本人的手呢？现在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言必称“本人是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叫森络，他委托当时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谋），石原莞尔中佐（9。18事变的主谋）等人商议后起草了这份文件。里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的，这就可以解释日后的事态发展怎么就和这篇东西那么一致这个疑问了。
这位铃木贞一是陆大29期的，最后军衔是中将，人称“穿西服的将军”。因为他穿西服的时间比穿军服的时间多。陆大毕业以后，又去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了经济学，是陆军的经济学家，做过两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国务大臣和企画院院长，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负责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这就是他身列甲级战犯的原因。死于1989年，是最后死去的甲级战犯。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的田中还没有资格上奏折，他这次弄的是“帝国国防方针”。
这个田中义一是陆大第八期的，在校中成绩一般。按说他应该不容易爬上去的，但是俗话说：“人怕运气好”，因为功课不坏，毕业时田中被分配到参谋本部，又因为功课不好，参谋本部把他分配在二部。
为什么？这个二部是情报部。参谋本部从日俄战争以前开始到败战以后被撤销为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共分为五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运输部，四部是编撰部，五部是总务部。东条英教就当过四部部长，因为别人是首届首席，所以就不给个部长说不过去，因为东条英教出身于南部番，不属于当时走红的“萨长帮”（萨摩藩，长州藩），所以就只能给个最莫名其妙的编撰部部长当当。一直到现在日本企业还有这种把觉得讨厌的人派去修社史的习惯，你看了一般日本公司的社史，都会觉得写的莫名其妙。想想也难怪，受到排挤的人来写社史，怎么能写好呢？
前面说过，日本军队有轻视情报，轻视兵站的传统，你只要看看参谋本部连兵站部都没有就知道了这句话说的没错。那位要说了，不是有运输部吗？运输部不是兵站部，他只管运输手段，不管别的。
情报倒是有一个部，但是比作战部矮一个头。陆大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去一部，二流的去二部。所以田中义一被轰到二部去了。
参谋本部还算好的，起码有一个独立的情报部，到了作战部队就更糟糕了。日本军队参谋分三种：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作战部队是一个老资格的作战参谋手下带几个初出茅庐的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总之作战第一。知道了这一点，对于二战时日军为什么老打糊涂仗和饥饿仗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而美军则不一样，据说美军的作战计划是先从每人每天喝多少可口可乐开始制定的。所以美军打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口粮或者弹药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匀出口粮出来救救难民，二战时美军在欧洲，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除个人行为外，应该说美军好像还没有出现过集团抢劫行为，不是美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好，而是没抢劫的必要。皇军则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
情报和兵站的问题以后还会说，现在言归正传。田中被分在二部，反而走了运。田中学的是俄语，而且很不错。到二部报到以后，二部把他派到俄国去留学去了。田中在俄国干得很卖力，每星期都拉着认识的俄国人去教堂做礼拜，还参了沙俄军，自己亲自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了日俄战争前夕，成了陆军首屈一指的俄国通。
那时伊藤博文出访俄国，想和沙俄谈判解决问题。田中仗着年少气盛，在伊藤面前极力反对与沙俄谈判，让伊藤大为生气。但是伊藤是生气管生气，对田中的才能还是很欣赏，在日俄战争时推荐他去满洲军当参谋。打完日俄战争回参谋本部时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长州人，“亲不亲，家乡人”，这就升了一级，到一部去了。
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写了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看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象散文对不对？）里面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大将就递到山县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
这一下田中可算开始出人头地了。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七）
为什么山县要搞这个“帝国国防方针”呢？实在是当时军内吵得不可开交了。
为什么吵？为了怎么扩军，扩多少。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好不容易走在钢丝绳上打完了日俄战争，山县元帅心里那个后怕哟，总觉得沙皇还要回来报仇。就提出要把现在的17个师团的陆军扩充到50个师团，为什么50个？因为沙俄在远东地区能动员得起来的师团据说是50个。
但是山县自己再想一想也觉得不像话了，扩军又不是吹气球，说扩就能扩出来了？就改口说要么平时25个，战时再扩充到一倍。但刚刚走马上任的参谋总长儿玉大将坚决反对，根据很简单：有维持25个师团的国力吗？这边打俄国人拉下的饥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呢。儿玉提出来的建议是增加两个师团，加上近卫师团一共20个，战时倍增到40个。这样勉强还能凑合。可是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坚决反对儿玉的方案，干脆一下子提出要扩25个师团。分两步走，先扩20个，看财政状况再扩5个。
且慢，这里是不是有点在犯糊涂了吧？是不是打字打错了？按逻辑，应该是参谋本部不管家务事，拼命要扩军；而陆军省是政府衙门，从预算角度反对才对，怎么这次反了过来，是不是人名给打反了吧？
不是，这次没错。因为一切都不是绝对化的，寺内陆相这次的表现也很正常————他是做给山县元帅看的。当时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那场争吵刚开始，儿玉就因积劳成疾，去天照大神那儿疗养去了。儿玉一死，寺内就再也不跟山县谈扩军的事了，从这点看，倒可以猜出当时寺内的意思了。
山县一琢磨，想出了里面的奥妙了。心想扯不清楚的话，干脆诉诸文字，白纸黑字，看你们到时候再装聋作哑。就找田中义一中佐起草一份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田中领命而退，去找了一个海军大佐叫财部彪的两人一起干。既然是“帝国国防方针”，当然就得陆海军一起来，小二子也是儿子嘛。这个财部彪是什么人呢？他是前面提到过的海相山本权兵卫的女婿，后来做过四任海相，第一任就是在他老丈人内阁里做的。因为有个了不起的老丈人，财部在海军里一直是很牛的，在第二篇里讲到过所谓“侵犯统帅权”的问题，当时攻击内阁跳的最高的就是他。
这二位弄出来了一个怎样的“国防方针”呢？请看下面：
“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
“对于这些敌人，采取攻势战略在海外击破。对俄罗斯的战略：在南满集结兵力，北上击破，攻占海参崴。对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战略，首先击破其在东亚的海上势力，然后伺机而行。
“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这些胡话如果只是陆军说说也就算了，怎么一直挺明白的海军也一起跟着发高烧了？
其实海军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没往深处想。海军认为陆军搞这个国防方针就是问政府要钱，海军也不要白不要。怎么要呢，得制造出一个假想敌来。大清已经没海军了；沙俄也没了；大英帝国还是盟友，不能明说；剩下来的所有海军国家一古脑儿全部列出来，妈妈的全是敌人，你再不给钱咱们就玩完儿啦。
美国，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假想国了。
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外交往往出乎人们意外，仔细一看经常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象现在小泉总理的靖国参拜问题就是这样。小泉在出任总理以前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为了“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揽来了这个活，不惜和中韩反目。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近视，为了眼前的，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维的政治家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国防方针”。开什么玩笑，上下嘴皮这么一动，就要和全世界为敌了？没有明显列入这个敌对国名单的就只有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一家了，但是美国是英国的亲侄子，你动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罢休？（当然现在是叔侄关系倒了过来）。
所以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为什么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任何国际信用。
虽然某政治家在总结外交历史时说过这样的话：“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但那只是对历史的总结，一个国家是不能仅仅用利益驱动来作为国策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信用，只是利益驱动的国策，迟早会把国家带入灭亡。
所以这个“国防方针”被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当时的日本政坛是被称作“桂园时代”，意思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坐庄，一人干一回，“你唱吧来我登场”，也算一种“安定团结”。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了，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那么这位西园寺公望又是何许人也？他是最后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县有朋死去以后，为抵抗日本军部的暴走，为反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作了尽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这个国家的宿命已经不是他能够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两个月后死去，临死前给他的同胞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国家究竟要往哪里去？”
打开上世纪6，70年代的“5。1”，“10。1”的中国报纸，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铁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那就是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孙子，战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先总理周公恩来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后来因为文革问题和日共宫本显治集团吵翻被开除出党，随后率全家移住北京，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园寺公望总理就一句话：“没钱”，就再也不理那拨了。实际上把那拨给晾了起来。
但是，那拨们可是滚刀肉，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十八）
陆军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常备兵力增强到了20个师团。明治40年（1907年）山县有朋借田中义一的口提出要将平时的常备兵力提高到25个师团的“国防指针”，被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以经济紧张为由束之高阁。这只是军部派出来的斥候而已。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陆军以朝鲜防卫为名再次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海军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开展军备竞赛的经费增加的要求。
西园寺首相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没钱”。打日俄战争欠的债还没还清呢，上哪儿去找钱？再者说了，现在议会里有那么多自称是“政党”的团伙，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找着茬攻击，哪来那么容易就给你们钱。
但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梦想和幻觉，战后处理带来的失望和愤慨，主流知识界的堕落，肯定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极度膨胀。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挡着最坏事态的发生。但是，就象已经再三说明了的，这道政治防波提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扩张主义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将其扩大，最后冲毁政治防波堤，把战争的洪潮淹没整个亚洲。
过了几年，到了明治大正交替的明治45年，大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这时的陆相是上原勇作，这可是位人物，千万得记住了。当时的陆军三大衙门已经几乎全是陆大毕业生了，这位可以说是陆大生以前旧军人最后的一位了，做遍陆军三大衙门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在官职上能和他相比的可能就只有后来的甲级战犯第一人东条英机了。在日本陆军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反对宇恒裁军，日本陆军一直有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分，这位可以说就是孵出皇道派这只怪蛋的“母鸡”。
经常能够听到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实就像《格里弗游记》里面说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目标是一回事。你不看到“皇道派”的统帅荒木贞夫和“统制派”的头领东条英机都坐在东京远东军事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吗？他们的区别只是在手法上的区别。
所谓“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主张“清君侧”，不要政府；而“统制派”则主张对政府施加压力。1936年“2。26”事件以后，皇道派的元气大伤，成了“统制派”的天下，到最后统制派就干脆成了政府了。关于“皇道派”和“统制派”的问题，以后再专门讲。
这位上原找出来了一道裂缝，西园寺总理不是不肯答应再给陆军扩两个师团吗，那就大家别干了。12月2日，上原陆相提出辞职，陆军不派人继任陆相，传媒称“陆军罢工了”，政府缺大臣，这就垮了台。
军人这一下爬到政府头上去了。明治33年（1900年）当时的山县内阁弄出来的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总算被军人们用上了。以后的日本军人（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昭和军阀”，不过现在还是大正年间），只要政府不合自己口味，立即收回军部大臣，政府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到了大正二年（1913年）山本权兵卫组阁时也觉得这条太不像话，把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给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