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的一个机关，后称“服部机关”，因为那位“森”不是别人，正是战败时驻抚顺的步兵第65联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
谁也不知道服部和G2的维罗比少将是怎样搭上关系的，反正这个服部机关是越来越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
他们在干嘛？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因此找来军部的人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这本书是很有争议的一本书，因为是在美军的监督下由旧军参谋们编写的，所以除了歌颂美军之外就是替参谋们开脱。例如服部亲自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居然不见提起。
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还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作准备。
服部机关有点像秘密帮会，真正的内幕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据说朝鲜战争中服部机关的成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已知成员的经历来看，几乎都有朝鲜半岛或中国东北部驻防或作战的经验。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七十二）
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编入联合国军赴朝参战。作为重整日本军备的第一步，麦克阿瑟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组建18万人的警察预备队的要求。
对这个要求，吉田茂没有拒绝。但是吉田茂首相坚决拒绝了维罗比少将的建议。
维罗比少将的建议是，这个“警察预备队”由服部卓四郎原日本陆军大佐指挥，还提出了另外六个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的名单。
本来吉田茂的思想和维罗比接近，但在阻止旧军阀复活这点上和维罗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持自由派思想的GHQ民政部长惠特尼准将和吉田茂素来不对，这时候和吉田茂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麦克阿瑟面前拼命反对。
吉田茂在战时受过军部排挤，被特高警察和宪兵几次逮捕，所以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旧军人深怀戒心。吉田茂推出的人物是原驻英武官的辰已荣一中将，就是那位被广田派去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说服了的那位。通过辰已荣一再集合了一批搞教育，兵站工作的旧军官，作战参谋佐级以上一个不要。
就是说现在的日本自卫队，确实流着旧日本军的血，但不是最坏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继承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一部分衣钵。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后来成为了厚生省的第一复员局和第二复员局。
现在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合祀问题，就是厚生省一手制造出来的。
第五类主要是指战后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关东军官兵，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苏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六十万日军官兵作苦役。战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条里是白纸黑字保证遣返日军士兵的。
这是一个谜。有几个说法，一个是老冰在前文提到过的斯大林对第一次大战中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的报复，这种说法看起来未免有点荒诞无稽，只能作为强调西伯利亚出兵这件事本身的荒唐。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一直有另一个一个说法：这六十万人是日本政府送给苏联作为战争赔偿的，根据是关东军投降时和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接洽投降事宜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谁都不知道，而当时在场的关东军参谋濑岛龙三也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回忆录里对战俘的处理说得非常详细，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则一字未提，这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猜疑。
为什么要赔偿呢？战争期间最后的内阁首相铃木贯一郎曾经很认真地和苏联进行过交涉，指望苏联出面调停。当时许给苏联人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60万关东军呢？因为一败涂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东西出来了。
经常有人觉得奇怪，日本人从日俄战争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就在和俄国人过不去，怎么到现在反而想起请俄国人帮忙起来了。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首先是病急乱投医，大难临头看谁都是观音菩萨。其次就更加妙不可言，大正年间的日本人像杉山元们几十年内老琢磨着要打俄国人，但莫名其妙的同时又对俄国人很有好感。像铃木贯一郎首相就说得出让谁听了都要昏过去的胡言乱语：“斯大林的体格和西乡隆盛很相像，都是大肚子，肯定都是重情义的好人，会帮日本忙的”！
人家重情义就非得帮你忙？你这几十年都干了些什么？日本的思维方式可不这样想，日语有一个字叫做“思い込み”，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现实了。像现在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我现在要和你亲近了，你怎么不和我亲近呢？”
所以麦克阿瑟元帅有一句是日本人就知道的有名的话：“日本人只有12岁”。
一点不假。
到了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一般倾向于是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曾经就苏联的受降区域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斯大林要求将北海道划归苏军受降，理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就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根据），在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以后，作为泄愤或者交换，扣留了这六十万人达十来年。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其实这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唯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活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还是自己的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
绝大多数的军人是属于第四类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辻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小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据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当然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2000余名日本兵。
冈村宁次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将组织，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从1949年末到1969年初，有一支名叫“白团”的援蒋日本旧军人顾问团在台湾活动，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陆大39期，第23军参谋长），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的，更不能出国了，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台湾船只偷渡去台湾的。
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其实也只是装作不知道，处在当时冷战时期，美国对于从东南亚到日本的防共包围圈十分重视，不如说“白团”的出现正中美国的下怀。
1989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101岁的高龄死去，1955年被释放后，铃木贞一几乎一直深居简出，也没有像其他的参谋们一样著书立说，争吵不休。只是在1979年2月26日在NHK的关于“2。26”事件的节目中露过一次面，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真的结束了吗？伤痕还没有完全平复。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每一记脉动，都还能让人感受到旧伤的痉挛。
有过一个国家，在30年内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国一跃跻身于列强大国行列；又过了三十年，这个列强大国变成了一片焦土。
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一个有趣的传奇。
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近邻。他的兴衰，给我们的先辈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历史，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
现在，中华正以2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势头在崛起。
在和平崛起。
我们需要学习，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的失败教训，也包括我们的敌人。
过去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