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幽默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的这种特征。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死匹的我也给她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那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八)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掉算了,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曾经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看着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迷,因为森络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30个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5。15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九)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战后给蒋介石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他了,用不着田中帮忙。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因为武藤章在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周旋了不少日子,弄得麦克阿瑟挺没面子。将来会讲到,武藤章确实作为甲级战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六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五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军人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其他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了呢?
“9。18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进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伺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后来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俄国人抓到苏联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坎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看谁犯了哪一条,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估计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的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给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