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休止的弯腰收割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达爱情的方式：毛袜和镰刀。没有红玫瑰，没有小夜曲。我亦没有怨艾，和这个地区许多真正的农家青年比起来，我们算颇为幸运的。按本地习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许多彩礼，这一风俗60年代中止过一阵，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来。彩礼包括至少20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邻村就有一位男青年为此发了疯。
我从花儿那里听来这件事。（花儿秋天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穷，满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礼金额。女方家也曾给他宽限，要他筹足这个数目。他千方百计，东挪西借，几乎愁白了头发，眼看期限又到了，怎么都还缺一点。于是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付得起彩礼的人家。小伙子心痛欲绝，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听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时我正与周陷入爱河，我能体会那位小伙子的感受，也在为那位女孩子叫屈。
与这样的悲剧相比，周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但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亦困难重重。比如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从前还能回避，现在则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举足轻重，它关系到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对我说他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学校学的无线电技术，毕业不久正值日军人侵，于是他从军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家园。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亲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投的是共产党，他父亲投的是国民党。
周说，在抗战中他父亲的无线电台驻扎在云贵一带，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异族姑娘。她是白族人，为了爱嫁给了汉人，从此背井离乡，跟着丈夫走南闯北。战争还在继续，条件很艰苦，但她用勤劳、节俭和充满爱心的双手把小家安排得尽可能舒适温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但这孩子5岁时被手中的爆竹炸伤后不治。孩子的死使母亲悲伤不已，也就在这时，周降临人世。
后来我从周的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在1949年有过一次参军入党的机会，那时解放军中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短缺，北京和平解放后，政府曾动员他父亲参军，并答应给他与过去相当的级别，他父亲拒绝了。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忍不住说：
〃你父亲可真反动！〃
周顿时脸色苍白，他定睛看着我，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别过头去，不再置一辞。很长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向我解释说如果他父亲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得去和南方的国民党部队打仗，他父亲觉得自己实在难以面对。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丢了职业、社会地位、钱财。朋友……
〃否则他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好一会周发出一声微叹。他认为他父亲走错了路吗？他为此而恨他么？我倒恨起他父亲来。过去21年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所有的国民党都是恶棍，杀他们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对周太不公平。就因为他走错一步，周从出生起身世就如此悲凉。真是一着不慎，后患无穷。
但这一切当真都是他的错么？多年以后，我对周的父亲改变了看法。他拒绝那份工作是出于义气，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也不肯去屠戮昨日共事的伙伴。也许他不知这么做后果有多严重，还以为像他那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能凭技术吃饭。他过于天真了，1949年后，无线电通讯这么要害的部门，怎么可能雇用他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呢？他若用电台联系台湾特务，搞谍报工作怎么办？所以50年代他曾远去内蒙想找一份技术性工作，都没能如愿，悻悻然回到老家北京后，死了心，做了一名工人，出卖体力。
除了他父亲的问题，我们亦难在前途问题上达成共识。我的意见很简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俩双双自杀，割脉，服毒，迎着暴风雪走出村去，冻死在荒原上，种种死法不一而足。我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的周和我韶华正盛，我们的爱纯洁而热切，远离铜臭和俗趣，赏心悦目，这近完美。自此往后，我们只会走下坡路。尤其在这么个缺乏正义，满目残忍、狡诈、人们互不信任的世界中，经过三四十年的艰苦劳作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到头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凡人难免一死，也许到我们肉体死亡时，我们的爱情早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周听了我的高论，思索良久，最后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自杀。我死了，我妈会活不下去的。我不能伤她的心，要她的命。〃
闻罢此言，我着实有些失望。但我也不能怪他，我知道自己的念头大违常理，周不像我，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三位女朋友听我坦白之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你们两人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你们的性格完全不般配！〃
〃你的选择大错特错！〃
我明白周和我是两路人，我喜欢他就因为他是他，我是我！我在优越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却备尝贫困和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却依然坦坦荡荡。我的良心上有那么多污点，理应受到天谴；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仅仅因为他摊上了那么一位父亲，不论他本人有多优秀，不论他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奇。书＇，还是被打入另册，横遭白眼。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前途，甚至得不到他人的同情。他感到愤怒么？我愤怒！
尽管我对周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头疼，但我还是喜欢周，也许我爱上周是因为我想象他的身上会有一股子叛逆精神。但我真想找到这股叛逆精神时，又不见其蛛丝马迹。我们相爱后，周一心希望能结婚成家。我倒是想和他结婚，但我一点都不想在北大荒成家。我试图向周解释，他感到难以理解。
〃看看这里的贫下中农，这种日子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大家都是人，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你没听当地的老乡说，一个人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么？〃
眼看这话说服不了我，他又换了种办法，援引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社论，说知识青年就应该扎根农村。这话真把我惹恼了，我定睛凝神望着他，弄不清他说这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想用宣传来迫我上钩。若是前者，他是个头脑简单的顺民，若是后者，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他不是伪君子，我不觉得他像这类人。那么难道他真地相信报上宣传的那一套？也许他只是现实一点罢了。在他看来，领导已经发话，说决不让我们回城，那么我们只好考虑怎么在这里安家。干嘛为了一些不实际的念头而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真是旁观者清：他和我纯粹是两种人。我后脑长着反骨，他则是个顺民，服从领导，崇拜权威，连谎言都真诚地相信。他逆来顺受，剥削压迫之下仍能心平气和。尊严？也许没有尊严他也可以活，我可做不到！无人格，不自由，毋宁死！
其实这样说对周是有失厚道的。这种种想法都是气话，我知道在他看来，北大荒的生活不赖，他的童年比这更为艰辛。至少目前他能自己养活自己，每个月还能寄10元钱回北京补贴家用。对这种状况他颇为知足，而我却感到不能忍受。
仔细想想，也许在中国本来就有两类人：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服从权威，安分守己，因为生存对他们说来乃诸事之根本。只有一肝部分人，这些人吃穿不愁，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条件东想西想，挑战权威，不受势力束缚。我父亲曾是这一类人，我或许能属于这一族群？要我脱胎换骨，从此逆来顺受，我实在做不到，我知道这种犟脾气只会给自己添更多的麻烦。
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不能像周希望的那样过农民的生活？我也不懒，能吃苦耐劳，但我一看到老隋夫妇和他们4个孩子，气就短了。如果周和我在这里安了家，我们一定步他们的后尘。江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周在14年后则会成为另一个老隋。这些念头让我心寒。
其实我很感激老隋夫妇，他们待我们真没话说。那个冬天，看到周和我没地方可去，他们几乎隔天晚上就请我们上他们家吃晚饭，这样晚饭后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当然这种场合是不能说悄悄话的。周和隋坐在炕的一头，江和我在另一头。4个孩子在我们之间爬来爬去，翻上翻下。但至少我们可以眉目传情，而老隋夫妇则在一旁有意无意地看着我们微笑。
是不是我们让他们回忆起14年前的一些情景呢？我听说江当时是村里最漂亮最活泼的闺女，好几个小伙子都爱慕着她，最后她嫁了老隋。没收彩礼，也没靠媒人，全是她和他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挺平等，至少结婚那会儿是这样。两人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又都年轻勤俭。
到了饥荒的年月，江丢了铁饭碗，成了〃臭家属〃老隋却还能在上班时间打打瞌睡。后来我看出，他嗜睡不是因为懒惰或脸皮厚，而是因为有4个小孩，生活又桔据，在家得干很多活儿：打水，劈柴，打草，垛草，种自留地，喂猪，起猪圈，出炕灰，秋收过后去田里始大豆，捡土豆，架栅子，盖苞米楼等等。
老隋被家务缠身，累得半死，他有时也拿江出气，骂她，指责她跟别的男人有染。这些周和我都看在眼里。有人还说他打老婆，我们没看见。但倒霉的事躲是躲不过的，第二年春，老隋查出得了喉癌，后续治疗在100多公里外的密山市进行。长途跋涉，加上生理反应，他苦不堪言。即使享受公费医疗，单是来回的旅费就很可观，使这个小家庭不久就债台高筑。
当老隋在医院为求生而苦斗时，周和我竭尽所能帮助江，她快被生活重压拖垮了。现在她得一人管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得下地干活，不然她根本没有收入。其实她自己也带着病拼命干，她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妇科病，腰肌劳损，但家属没有医疗保险，她连病假都不能请，逞论看医生和买药了。
她在地里刚干完活，接着就得做饭、洗碗、洗衣。补鞋，没完没了，常常顾不上梳头洗脸。看江和其他家属这等狼狈，我仿佛看到了将来的自己。知识青年？只要我们是女人，保不准哪天国家也会让我们退职，像江和其他〃臭家属〃一样。这样的前景使我胆战心惊，我死也不想跳进这么个泥潭！所以我真开不了口对周说我要嫁给他。到北大荒已铸成大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否则我的命运就一了百了，再没人能帮我救我了。
与此同时，看着周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做了他的女朋友，给他的只有烦恼。他已经掉了好几斤肉，往日的幽默也难觅踪影，即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全写着深深的忧伤。我看他的眼神，真想大哭一场。
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周比我要内向和敏感得多。他也许早听到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开始时大家都不信我俩会相爱，而后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事实。他们背地里说周是于连，斯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中的主角。
这太不公平！周根本不是于连，他清楚我的家道中落，我的父母既没权又没钱，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麻烦：老革命是麻烦，知识分子也是麻烦。周是在我坦言相告这一切之后才成为我的男朋友的。他知道的事，别人不知道，他懒得解释，反正说了也没人信。现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看我怎么把他甩掉。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如此邪恶的念头？周又没得罪他们中任何人。也许对他们来说，周生而属于社会底层，他应该明白他的地位，莫作非分之想。按此推想，我一旦嫁给了周，我也应该知道我的地位。我不再是老干部的女儿，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媳妇，我的孩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孙子。
初恋使我大开眼界。遍地陷阱，漫天网罗，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晚上，我一遍遍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林妹妹和宝玉的爱情产生了共鸣。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哭、要病、要疯、要死。他们是以心相许的一对，只求厮守在一起度过此生。但在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他们空怀其想，万般无奈。他们做的每件事，都与本愿相违；说的每句话，都刺痛着对方的心。传统和权术，虚伪和嫉妒，情人的血泪斑斑，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中国！情势比人强，有志者事难成。纵然有铄金的热望，到头来只能是抱恨终天。真叫人欲爱不能！欲生不能！
一如书中的女主人公，到了1973年夏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除非说谎，无论说什么别的，都会伤周的心，唤不回他的欢颜。于是一天晚上，我对他说：
〃周，我不能和你结婚，我们相爱就是一个错误！你应该和香结婚，我知道她想嫁给你。〃
〃不！我一点也不爱她！我爱的是你！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
我哽住了，眼泪涌了出来。一开了头，就再也止不住，只觉得天地间除了愁苦充盈，再无它物。悲怆竟无边无涯！我的心沉到了苦海的海底。中文里有〃伤心〃二字，我这下才算是尝到了伤心的滋味。我的心在淌血，一阵阵疼痛难忍。周过来劝我，他根本劝不住，后来他便只能搂着我，和我一起哭。我们强忍了这么久，苦涩的眼泪泡着心，现在这泪水终于决堤而下，任什么也挡不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哭成这样的时候，此后也再没试过。至于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他流泪。
那天晚上，我反复问自己：
——你爱他么？
——当然爱！
——如果你不打算和他结婚，就不应该爱他。
——但我做不到，他也做不到。我们就这么彼此相爱。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和他结婚？毕竟这是新中国，没有包办婚姻，不像书中的恋人，你们可以生死厮守，共度余年。也就是说，只要你改变主意，说声行，你还是能给他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这可能么？我是说如果我非常不幸福，我能使他幸福么？
——谁知道，也许能呢。
——好吧。既然我愿意和他一起死，我想也许我能够和他一起生。牺牲我自己，成全他的梦。说到底，我也不能叫牺牲，我反正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何况我们真的相爱。为什么我们的爱这么辛酸，这么艰难，爱不是如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