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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下一轮政治运动来临时——我甚至都记不得是什么运动了——赵被人从皇帝宝座上拽了下来，免除了官职。往后3年，轮到他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他的罪名之一是迫害知青，相应的另一罪名是干扰学生上山下乡运动。
其他人还在村里与赵斗法时，我已开始在美丽的乌苏里江畔巡回讲用，受到英雄人物一样的礼遇。事情的结局如此，我满意么？当然！但我是否愿意被历史或命运再次选择扮演英雄角色呢？一百个不！
我心里明镜似的，在整件事中，我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傀儡。木制的傀儡受人摆布，却没有思想和感觉，而我清楚知道危险所在。我其实怕得要命，如果说坐过山车令我胆战心惊的话，那么在中国，卷入一场这样的政治风波要骇人十倍。坐过山车，至少我还知道它往哪儿开，也明白这游戏其实是有惊无险，一会儿我就能毛发无伤地从车上下来。而在政治运动中，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保障。几年来，发生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说真话，那时我就开始厌倦了政治斗争，发誓将来离它们远远的，而且我得小心检查我写的每一句话，白纸黑字，不是闹着玩的！
尽管我决心远害全身，但当我一回到凉水泉，我便知道要退出政治谈何容易！对反叛者来说，半途而废的革命比不革命更糟，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推翻了赵，还得清算他的影响，他的有些亲信仍占据着重要岗位，大权在手，等他们的主子卷土重来。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主动对新来的严指导员提出去养猪场工作。
这一决定有两重意思：其一，我想试试自己有没有能力干全农场最脏最累的活儿；其二，去养猪场意味着与陈较量，这几年陈一直是赵的死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得低首下心，忍辱负重，先学会怎样管理猪号，不久我们就会把他取而代之，把权力归还人民。
人算不如天算，我万万预见不到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刚到猪号与陈接触时，我对他毫无幻想可言，他是赵的心腹，与赵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政治上他是我们的敌手，但他又是一个贫农，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一个已婚的40来岁的男人，3个孩子的父亲。在我看来，他是个势力眼、狗腿子，狡猾奸诈，利欲熏心。我应该像很多村民一样对他嗤之以鼻才对。
荒唐的是我在养猪场干了几个星期，竟发现自己整天做着关于他的梦。还不单止梦到他，更梦见那些两人之间夜里才发生的事。这多半在我值夜班的场合，孤身一人睡在猪场当中的小屋里。这儿，炕是热的，是陈和我一起砌起来的，很棒的一张炕！夜深时分，这张炕挡住户外的冰天雪地，使得小屋温暖如春。
一片漆黑，夜无边无际。狗悄没声的，猪也不闹。事先全无征兆，小屋的木门突然开了，他走了进来。我的心凝住了，整个人呆若木鸡。叫喊是没有用的，村里不会有人听得见。他抓住我，把我拽进怀里。他热得像火，而我却软得像水。他的整个儿身体都在燃烧，我的力量挥发殆尽，无力挣脱。他把我压在炕上，重得跟一座山似的，那胀胀的东西擦着我的双腿。他撕开我的衬衫，拉下我的内衣，我赤身裸体，他就要来了！我是刑场上的囚犯，喘着，战栗着，怀着痛苦的想望，等着最后致命的一击。
我的小洞穴有如洪水泛滥。我扭动身子，狂乱地缩紧肌肉，关上那扇门，想把强暴者关在体外，保持我的贞洁！但强暴者硬挤了进来。粗大、炽热、充满野性……现在再抵抗也无济于事，让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巴。我总是被糟蹋了，完事后我得自杀，但此刻我身在九天之上，龙凤纵舞，欢情无限。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我的灵与肉都耗尽了，以后的事，由它去，巴……
如果陈对此有所觉察，他也许会来强奸我而不是老眯子。如果他真的来，后果会怎样？最有可能的是我会动用那把藏在身上的剪刀，让他的血或我的血染红那张炕。谁知道呢？我也许迷了心窍，发生在老眯子身上的一幕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有时我怀疑陈对我的内心活动并非毫无党察，也许这是他预谋的一部分，他设了一个圈套，让我和其他在猪场干活的知青往里钻。又或者我高估了他，他并没有这么多心计，只是猪号活计的性质影响了我们的身心。
在猪号里我们干的什么活儿？每天我们都得密切注意发情的母猪，确保它们和公猪正常交配后全都怀胎。到了产期，我们把猪崽接生下来，为幼猪找到奶头，看它们吃奶……
这活儿使我大开眼界！看猪的活动，我突然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间的一切隐秘。我长大的年代，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没有一个长辈愿意和晚辈谈论与性有关的事，我母亲也不例外，奇书网（她甚至连女人每月有例假这件事都不跟我说，害得我初潮来时吓得半死，）二姨，奶奶，我的任何一位老师，包括教我们生理卫生课的老师，通通不肯越雷池半步，给我们些许暗示。我看的书和电影也都是消过毒的清本，完全回避性的话题。
但用另一种角度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线索可循的，古典文学中，民歌里，有些比喻，如巫山云雨、蜂儿采蜜、饿马奔槽、露滴花心、男女相与驰骋……大人懂得性，也许能理解这些隐喻，我当时只觉得它们奇怪，纳闷于这些意象的荒诞不经和离题万里。
我也曾追问过所有孩子都问过的老问题：婴儿是从哪里来的？稍大一点后我的问题变成了：〃女人怎么会怀孕？〃这不单出于好奇，我真的为此担心。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会不会怀孕？又如果吃错东西，站错地方，或者睡错了床呢？记得读过一篇故事，说从前有个女孩儿家吃了一棵梅子，结果有了一个男孩，她唤这个男孩作杨梅子。又有一个传说，讲一位少女踩着了神的脚印，她感到内心一动，立刻就怀上了胎。我有个一零一中的朋友告诉我，女孩怀孕是因为男孩吻过她的嘴唇。也有人表示异议，说女孩怀孕是因为和男孩在同一房间午睡。
现在我才知道过去这些猜测有多傻。我们的同学在家多半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到了农场我才意识到这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有多奢侈。即便对性略有所知的男女知青也一样受到我们所从事的日常工作的影响，干这活儿就像是天天在看黄色电影。事实上，我们不单看，陈还要求我们参与。
他时不时分配我们帮公猪和母猪交配，陈是猪号的头，这儿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他派下来的活儿我不便拒绝。我也不想拒绝，我怕这样做会泄露了消息，让他怀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强。否则任他绞尽脑汁，也拿不出证据。
我便干起了这份工作，陈在背后看着我，我讨厌他的这一举动，然而又没有抗议的理由，他会说他只不过在看我于得对不对。他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丝微笑，当然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公猪母猪圈在一起，疯也似地发泄着兽欲。我和陈则相互提防着。公猪跃上母猪的背，我得用手帮它把抖得满是泡沫的生殖器塞进母猪的阴道，于这话时我得保持呼吸正常，不能脸红，好在这点还能做到。但我很难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压制突如其来的欲火。我非草木，已经年满十七，身体健康，七情六欲俱在。尽管我为人清高，尽管我理智健全，有所谓良好的家教，我依然抑制不住像猪般泄欲的疯狂的念头。甚至可以就在当时当地，和任何男人。陈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半步之遥，他能看穿我的身心么？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看穿我的这些念头！
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陈到底知不知道我的这些心里活动。有时我几乎敢断言他对我们没安好心，但有时我又推翻这一结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对我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袁怀有特别的好感，我们俩是他的得意门生，跟他学会很多活计，除了养猪，他还教我们兽医、瓦工、木工。他这些事样样拿得起，公道地说，他蛮聪明，也很勤劳。
我们刚到养猪场不久，陈就开始教我们基本的医药知识。然后他教我们给猪打针，这绝非易事，我们得用粗针猛劲扎透厚厚的猪皮，在眨眼工夫将药液完全推进去，猪感到疼后会踢腾起来。经过一番实践，我们做这活儿完全得心应手了。而后，陈又教我们施行手术，如治疗脓疮。疝气，阉割仔猪。这些活儿中，要数阉割母猪仔的手术最棘手：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在一头吱哇乱动的小母猪肚子上恰到好处地切入，刀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这样在刀口处使点劲，卵巢和输卵管就跑了出来，然后在血流如注中将这些东西去除干净，再一针针把刀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麻药。
出起差错会很致命，第一次动这个手术我就失败了，不知是割得太深还是割得位置偏了，我一刀下去，血便狂喷出来，一两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头肥嘟嘟的小猪就在我手中一命呜呼了。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告诉陈我不干了。但陈说谁干这第一回都难保不弄死一两头猪，〃别灰心，再试一次！〃
我哆哆嗦嗦又抓起另一头猪。陈站在我后边，右手有力而准确地把着我的手，一直做到手术结束。袁则死命压住挣扎的小猪。这次手术很成功。我们直起腰来，我不由得对陈发出会心的微笑。3个人此刻的模样定然颇滑稽：一头一脑的汗，眼睛亮闪闪，乐不可支的样子，手上血淋淋的，像刚参与了一场凶杀案。
然后轮到袁操刀，又一头小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马，他该心中有数的。难道他知根知底还诚心教我们手艺？还是完全蒙在鼓里呢？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用心呢？一个人就是一团谜。有时阶级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能用政治立场来解释。我应该憎恨老陈亦或感激他？我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养猪场里我们一人负责一群猪，这上百头猪一出生我就得管它们的吃喝拉撒。春天来到时，我把它们赶到野外吃草，夏天出工更早，每天4点不到就起床了，4点半，我的猪已经全在草地上了。
晨风徐徐吹来，清凉而沁出芬香，6月里的北大荒是一片鲜花的海洋。金百合娇艳亮丽，红百合则像蜡制的一样，透着结实。鸢尾花有紫色有蓝色，在清浅的水塘边顾影自怜。野生牡丹更是怒放得跟小脸盆般大。这片沼泽地中的黑土壤从不缺水，植物的个儿都硕大无朋。荒园风光美不胜收，至今我还梦见她斑斓的颜色。
然而在沼泽地里放养这上百头猪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猪儿不像羊，猪又固执又任性，不愿成群结伙。它们常常会走丢，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要把它们拢在一堆，我得前追后赶，一口气不停地奔跑四、五个小时。晨露打湿了我的裤子，粘在腿上，跑都跑不快。丝丝凉意侵入着我的筋骨，脚下的球鞋在吱吱叫唤。但湿透的球鞋还是胜过于爽的橡胶靴子。靴子太笨重，每天要跑这么多路，每增加一分重量都要付出许多体力。
我不追赶猪儿时，便会一展歌喉：民歌、外国歌曲。样板戏……其他人也在放声歌唱，我老远就能听到飘过来的歌声。不知别人为什么唱，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只要我唱出美妙的歌声，猪儿就不乱跑了，也不再互相争斗，它们竞会安静下来竖耳倾听，还一左一右甩动尾巴，像是为我在打拍子。这使我相信猪很聪明，懂得欣赏音乐。
我在养第一群猪时，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有一只猪看上去很可爱，长了一对低垂的耳朵，腆着大肚子，我管它叫小资本家；另一头猪高挑而有威严，我叫它王子。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这只小母猪模样俊俏，活泼风骚。林妹妹一度病得很厉害，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弱柳扶风。它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时，我真觉得它通足人性，因而对它充满爱怜。陈认为它的病没治了，想把它杀掉，而我却不肯放弃，盼着有一天我们能把它的无名病痛治愈。信不信由你，我的猪听懂它们的名字。我叫一声林妹妹，它果然就病骨支离地晃了过来，知道我唤它定是有好东西给它。慢慢地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