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天的月亮特别大，毫无遮拦地悬挂在空中。如水的月光从帐篷的缝隙流泻而入，我忽然想起了母亲。她收到我的信了吗？她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今天晚上她在做什么？她看到月亮了吗？我知道重庆是很少看到月亮的，月亮和太阳一样，总是被厚厚的云层遮挡着。
我多希望母亲能一切平安，等着我回去呀。
在离开母亲一年多后，我第一次想她了。
我坐起来，看见刘毓蓉还坐在地铺上，打着电筒在那儿写信。她总是这样，一有空就写信，写给她的未婚夫。但走在那样的路上，信是不可能寄出去的。我曾好奇地问过她，写了也寄不出去，你干吗老写呢？她笑笑说，你不懂。
此时我又忍不住问她了，我说刘毓蓉，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写那些寄不出去的信呢。
她没有抬头，只是轻声地说：早晚会寄出去的。
看她那个专注的样子，我有些羡慕。除了母亲，我没人可写信。但我不想给母亲写，反正寄不出去。我已经想好了，到了拉萨给她写，这样也免得她担心。
我披上衣服，出了帐篷。我想看看月亮。
不远处有个人影，我一下就认出是苏队长。她独自坐在土坡上。回头看见我，她就拍了拍身边，我走过去，靠着她坐下来。
我们俩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月光下面。忽然，我发现苏队长的眼里有泪光。在月色下那泪光使她的眼神有些迷离。
我犹豫了一下，开口说：苏队长，你是不是想虎子了。
掰着指头一算，我们离开虎子已经十几天了。
苏队长点点头，说，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我也想他。停了一下我又说，我还想我妈。
这话一说出口，眼泪就从我的眼里滑了出来，让我毫无防备。苏队长抬起手来揽住我的肩膀，轻声说，你要坚强些。我点点头，看着她。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我说的，也是对她自己说的。
因为在说出这句话后，她眼里的泪光就消失了。
我忽然想起了虎子的父亲。我说，王政委他们这会儿在哪儿呢？苏队长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大概已经接近昌都了吧？他们要准备昌都战役。
一说到王政委，她的目光变得特别柔和了。我突兀地问，你爱他吗？你爱王政委吗。
她有些诧异地看我一眼，轻轻地说，能嫁给他，是我的福分。
6
有位作家这样说到西藏，他说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高原。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大悲苦，大磨难，所以它才有一副世界上最伟岸的骨骼。
我非常能明白他的话。
但我还想说，西藏它不仅仅是由大悲苦和大磨难形成的，它还充满了神圣、信仰和神秘。
当你把头仰到不能再仰的时候，看到那绵延不绝与天相接的雪山时，你会觉得那分明是一颗颗永不言说的灵魂，你会期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座。
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其中的一座？我是说在我死后我的灵魂能否飞升到那里。
不管怎样，我敬佩那些经历过大悲苦和大磨难的人，敬佩那些为了信仰在悲苦和磨难中祭献出自己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尼玛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信仰而历尽苦难。
尽管我们是为了不同的信仰。
我和尼玛，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很长的故事。但故事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时我们彼此是路人。真正的路人。
我第一次遇见她们，或者说看见她们，是在折多山下。
我们的卡车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一路卷起高扬的尘土，我忽然发现前面扬起的尘土中有起伏的身影。让我发现身影的是一个醒目的小红点。它在滚滚尘土中依然耀眼。接着我看见一个蓬乱的头从尘土中露了出来，我是从那个小红点判断出那是个女孩子的头，因为那红点是她发髻上的一朵小红花。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她又匍匐下去了。我们的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又回过头去看她们，大约有6个人，好像都是女人。她们认真地叩拜着，对身边隆隆驶过的卡车丝毫不在意，好像被尘土淹没的是我们，而不是她们。
我知道她们是在叩长头，准确地说，叩等身礼。这是藏传佛教中佛教徒对佛的最虔诚的祈祷方式。我在书上看到过。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实的景象。她们果然像书上描述的那样，双手合掌高举，先触额部、口部和心部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触地面……简单地说，就是五体投地。在这里，合掌代表领受了佛主的旨意和教诲；触额、触口、触心，代表心、口、意都与佛相融会，与佛合为一体了。她们要用身体一点点地丈量每一寸朝圣的路，以表达虔诚。
她们要这样一直叩到拉萨去吗？吴菲在一旁问我。
我点点头。照书上说是这样的。可我觉得这太难以想象了。前面有那么多雪山，还有那么多的冰河，她们怎么过？她们吃什么？住哪儿？会不会冻死。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小小的赵月宁满脸不解地问我。
我说，书上说，她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来世的幸福。
我虽然在回答她，但也和她一样，眼里心里全都是不解。甚至对她们充满了同情。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尽管母亲是一个基督徒，我却由于走进了革命队伍而在这一点上与她截然不同。我相信国际歌里的那句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总觉得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神身上的人，是愚昧的。我想她们一定是非常无奈才这样做的。但不知为何，当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行为时，却感到敬佩。也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尊重有信仰的人。
我们的汽车继续向前，将她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渐渐看不见了。但她们那起伏的身影，尤其是走在最后面那个女孩子发髻上的红花，却总是在我眼前晃动。
我没想到我还会遇到尼玛她们，在从甘孜到昌都的路上。
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她叫尼玛，我在心里把她叫做小红点儿姑娘。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了她们一行，就是因为认出了尼玛。准确地说，是认出了她发髻上那朵红花。不同的是，红花已经完全风干了，只剩下一个暗红的小点儿，在黑发中隐约闪现。
我想当我们在甘孜停留时，她们一定不停地在赶路，所以才会再次与我们相遇。但我知道我们又会很快把她们抛在身后的。
因为我们在行走，她们在匍匐。我们用脚行走，她们用身体行走。
我从她们身边默默走过。因为离得近，我看清了，她们的确都是女人。而且年龄都不算大。我还注意到一点，她们少了一个人。上次在折多山遇见时，她们有6个，这一回却只有5个了。我在心里猜想，那一个怎么了？是坚持不住回家了吗？还是生病了？或者……死了。
因为我从书上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死在了朝圣的路上。
我看着她们那褴褛的衣衫，看着她们满是尘土的脸，看着她们起伏的身影，心随着她们身体的起伏而起伏，充满了同情。
我想同是年轻的女性，我们是多么不同啊。我去看辛医生，我发现辛医生看她们的目光里，除了同情，也有一种敬意。
但她们不看我们。和第一次遭遇时一样，一眼也不看，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她们专心地叩拜着，目中无人，只有心中的佛。
那个发髻上有花的小姑娘仍是掉在最后面。我真替她担心。她能行吗？从这里到拉萨还有几千里路，她能坚持到目的地吗。
一条冰河横过路面。
准确地说，它是从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形成的水沟。由于年深日久，水沟已变得又宽又深，完全像条河一样。没有桥，也不可能绕过去。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在寂静中发出轻柔的流淌声。
走在前面的辛医生让队伍停下。他走到苏队长跟前悄声说，水太冰了，刺骨。
我知道，那都是雪水。
苏队长想了一下说，这样，凡是有特殊情况的女同志，骑马过去。辛医生说，可是队里只有一匹马，来回走太耽误时间了。这样，马跑两趟，我们男同志再背两趟。
为了抓紧时间，苏队长同意了。她大声宣布说，有特殊情况的同志，请出列。
小通信员一边牵马一边莫名其妙地小声说，什么是特殊情况呀。
我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有特殊情况。其实我那天就是有情况。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呢？但我的心里已经感到了温暖，有一种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有一种被关爱被心疼的感觉。
有人关心你，有人看着你，他们把你的生命轻轻地放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之上。我想我能够在那样苦的环境里一直快乐着，就是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人出列。
最后苏队长只好点名了。她太了解我们了。
我们5个人被单列出来。我和刘毓蓉都在其中。刘毓蓉个子比较大，先骑马过去了。辛医生和管理员各背起一个，前后踏进了水中。
我留在了最后。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让他们背我过河，无论是辛医生管理员还是通信员。
趁苏队长不注意，我“混”进了队伍，卷起裤腿跟大家一起锳进了河水。当时是中午，太阳非常耀眼刺目，可没想到河水却是如此冰凉。刚开始还行，走了两步之后，脚上立即有一种钻心的疼痛，好像有许多钢针在扎。一直往骨头缝里扎，没过多久，半个身子就麻木了，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
我强忍着一步步地往前挪去。走到河中间时，水已没过了膝盖，棉裤都湿了，河面上浮起了一丝丝的血水，我想走快一些，但走不快。好不容易靠到河边，有人伸手一把将我拽了上去，我抬头一看，是辛医生。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总是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
我笑笑，但马上咝啦咝啦地吸起气来，一阵钻心的刺痛让我咧开了嘴。我一屁股坐下去，发现脚上划开了无数道血口，伤口翻开，一些小石子冻进了肉里。我咬着牙，把它们一点点地抠出来。辛医生在一旁大声嘱咐我们，赶紧用干毛巾擦脚板心，擦到发热为止。我疼得钻心，不敢使劲儿擦，只是擦掉了血丝。
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锳过十几条冰河。我们把鞋脱下来掖在腰上，然后用破布条裹上脚，我们踏进冰河的时候就像踏进家乡的小溪那么自如。
当我穿好鞋站起来时，忽然呆怔住了。
我又看见了她们。
河对岸，那支小小的队伍也蠕动着靠近了。就是那5个叩拜的年轻女人。她们好像没看见面前有河似的，仍是起伏着往前移动。
我焦急地想，她们可怎么过河呀。
第一个女人接近了河水，准确地说她匍匐下去伸向前方的双手已经触到了水。但她像没有知觉一样，站起来，跨向前，天哪，她朝冰河匍匐下去了，她的胸脯扑进了浮冰，她的身子浸入冰水中，然后，她的头也没入水中。很快，她水淋淋地从冰河中站起，双手合掌，再次匍匐下去。在她之后，第二个也跟了上来，第三个……最后是那个小姑娘……她太小了，她在冰河中匍匐下去的时候，整个儿被淹没掉了，为了不被水呛着，她拼命地昂起头来，仰向天空。她的湿漉漉的头发上挂满了冰花，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感到浑身打颤，我好像听见冰块开裂的声音。我看见那朵风干的红花被河水滋润后又重新变得鲜艳，在阳光下如同她那被冰水洗过的红唇。
一只巨大的老鹰在她们的头顶盘旋，舒缓地从容地扇动着黑色的翅膀。片刻之后，它冲上高空飞走了。没有鹰的天空顿时显得空荡而又寂寞。我忽然想，其实她们也和鹰一样在飞翔呢。她们在她们信仰的天空中飞翔，她们在她们心灵的天空中飞翔。
她们继续在冰河中匍匐向前。阳光下，闪着碎银子一样光芒的冰河仿佛被她们滚烫的身体融化了，蒸腾起一片云雾，她们在云雾中轻盈地飞翔。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听她们轻盈地飞翔着，听那翅膀滑动空气所发出的振鸣。
我回头，发现大家和我一样在看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自己的心情，有惊讶，有同情，有敬佩，也有不解。
苏队长挥挥手说，咱们走吧。
我最后看了她们一眼，跟着队伍走了。这时候我真希望有神存在，能够保佑她们，最终到达她们心中的圣地。
7
我们往前走。一天天地走。
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就是那个不忍心批评我偷吃蛋黄蜡的老同志。
因为在那个路上，我们只是往前走，我们只关心驮运的物资是否一件不少，我们只关心牦牛有没有受伤，我们只关心今天又走了多少路，我们只关心能不能把物资早一天送到作战部队的手中……总之，我们没人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不过是我们往前走的载体，我们把自己当做了牦牛，甚至我们关心牦牛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心自己的身体。
就是这样，我们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我们只知道管理员常咳嗽。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太爱抽烟造成的。后来他断了烟，常常捡树叶来抽，我还帮他捡过。再后来树叶也很难捡到了，他就不抽了，可不抽了他还是咳嗽。
我想大概是没烟抽嗓子不习惯吧。
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笑眯眯的，好像没一点儿脾气。行军的经验也特别丰富。最初的几天我们的脚还不习惯天天与山峦摩擦，常常打血泡，到了宿营地，他就像能看见我们穿在鞋里的脚似的，指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吧，我帮你把水泡挑了。他一指就指准了，那个人肯定有血泡。然后他就地取材，用马尾为我们作穿刺。
后来，我们的脚不再打血泡了，那些瘪了的血泡变成了老茧。但我们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一有事就喊他，管理员，怎么办呢？我们总是问他怎么办，好像他是万能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那是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时至今日，我已记不得那座山的名字了。只记得它是那么大，那么冷。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翻越，但刚刚爬上山顶天就擦黑了。领导催促着我们赶快下山，在山顶宿营是非常寒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就哗啦哗啦往山下赶。可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还要长，加上牦牛并不体会我们的心情，仍是慢吞吞地走，眼看天黑尽了，我们的队伍仍在山脊上蠕动。
天黑行军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好在山坡上安营扎寨。
那天的天气糟透了，气温恐怕在零下好几摄氏度，我们几个负责搭帐篷的手冻得发僵，怎么也拉不紧帐篷的绳子。我们又叫管理员，管理员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眯眯地说，瞧瞧你们的笨样儿，看我的。他只是默默地过来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几顶帐篷支起来。
刚刚搭好帐篷，天就变了，冰雹突然而至，还伴着呼啸的狂风。几顶帐篷立即被吹得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般。如果不是绳子拉得结实，恐怕早已吹走了。冰雹打在帐篷和铁锅上，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震动着我们冻僵的耳朵，天地之间仿佛正演奏着一曲大型的交响乐。我们只好坐在那儿聆听。除了聆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等“交响乐”演出完毕，我们低头一看，灶火熄了，炊烟断了。锅里还没煮熟的饭已被冰雹打成了糊糊。疲劳使我们无心再重做，胡乱塞了几口冰凉的糊糊就躺下睡了。
也许是因为肚里没有东西，也许是因为冷，我睡不着。
我坐起来，拿出辛医生上次省给我的那半块月饼。这么多天了，我一直没舍得吃。有一回我看见辛医生把自己碗里的糊糊倒给赵月宁，就想把月饼拿出来给他，可月饼已经硬得像块石头了，根本没法吃。我一直想着，要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它来。被窝冰凉冰凉的。说被窝，其实就是张被单。从甘孜出发时，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