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坐在这个门口为宾馆值夜班，也叫值更。累倒是不算累，但就是不能睡觉。以前木棉为了对付时时袭来的倦意，想出了许许多多的办法，但今天，她不用喝茶不用洗冷水脸不用采取任何措施，也不会有一丝倦意了，因为她的心里已被悲伤填得满满的，被内疚搅得生痛，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父亲，她的威严的老父亲，她的一辈子声音洪亮、昂头走路、腰板硬朗的老父亲，竟会这么突然地离开他们。尽管他们父女有矛盾，直到前晚的家庭会议都还有冲突，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会那么快离开他们。可能正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她才会在父亲面前那么随意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那些对父亲不满的话和伤父亲心的话。如果知道父亲会那么快走掉，她怎么也不会把现在的困境和不满表露出来的。她不想让父亲再为她操心了，也不想让父亲再对她失望了。
惟一能够让木棉感到安慰的，就是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他以为她真的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当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比在岗时收入还要好时，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说，我早说过，再就业的路很多，干吗非要经商？我就知道你能行。
父亲这样的微笑是多么珍贵呀。
因为对她和父亲来说，那都是永远。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木棉就盼望得到父亲这样的微笑，可很难。
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在县里开会。那时母亲还在西藏，但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尼木县县委工作了。她是提前出生的，发作时提前了20多天，弄得母亲措手不及。不但把母亲那个会搅了，把父亲正在开的会也搅了。父亲一听到消息，就慌慌张张地往医院赶。父亲之所以慌张，是因为母亲前几次生孩子都很不顺利，已让父亲感到了害怕。从来都很沉着的父亲乱了方寸，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对不起，敌情来了，我得去医院，我不能让这一仗再打窝囊了。为这个父亲常和木棉开玩笑说，你生下来就是个破坏分子，一下破坏了军队和地方两个会议。
可那能怪她吗？她在母亲腹中的8个月从没安安生生地待过。母亲总是跑来跑去，而且就是这跑来跑去的8个月，她也没吸收到什么营养。那是1959年，是全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不仅如此，更是西藏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若干年来敌对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武装骚乱，已从局部发展到了大规模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父亲见她平安生下来就迅速离开了她们母女，从此没了踪影，直到整个叛乱平息，她快两岁了，才再次见到父亲。
因为局势严峻，生活艰辛，独自一人带着3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已极为虚弱。整个怀孕期间没好好吃过一顿饭。母亲说，她能够顺利地生下来并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她虽然活下来了，却瘦弱得像只小老鼠，连哭声都是细细的，听不见，只能靠看来判断。但母亲没有奶水喂她，只能发愁地看她发出细细的有气无力的哭声。后来母亲所在县委机关专门召开了一个支部会，经过认真研究形成了决议，发给产后的母亲两个鸡蛋罐头和一个水果罐头，作为特殊照顾。
那大概是支部大会最特殊的一项决议了。
拿着那三个罐头，母亲依然犯愁。她不能保证自己吃了它们之后会有奶水，这种可能不大。而且母亲的工作没日没夜，几乎丧失了有奶水的资格。母亲决定把罐头里的内容碾碎冲成汁喂她。靠着这三个罐头，她勉强活了下来。但一直病病歪歪的，直到4岁离开西藏时，体重始终不到10斤。据母亲说，她之所以下决心离开西藏，离开父亲回到内地，和她身体不好有很大关系。
但木棉还是有些不明白，既然她身体不好，母亲为什么又把她丢回到父亲老家去？母亲解释说，她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八一校也被运动搞乱了。许多孩子逃课。当时他们家里有四个孩子上学，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只好把她送回到山东农村。可是为什么只是送她，而不是别的孩子？对这一点，木棉心里始终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舒服。
她在山东农村一待就是7年。由父亲的一个远房叔叔和婶婶抚养，应该说叔叔婶婶都对她很不错，尤其是婶婶，很疼爱她。生活也不是太苦，父亲每月都寄30元生活费来，在那个时候算是一笔巨款了。当然，父亲交待说那不是给她一个人用的，叔叔一家，包括村里的人有了困难，都可以用。她勉强读到初中毕业，成绩很一般。不知是不是小时候营养不良使智力发育受到了影响。
后来她当了兵，自然是后门兵。那是1977年，一大批部队子女由于找不到出路全当了兵，那一年的后门兵就格外多。她在这一大批后门兵里，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不同的是，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当兵你就给我进西藏当，别找那种舒适的地方混几年兵龄然后找工作。她就进了西藏。
她喜欢西藏，她想到了西藏就可以和父亲还有大哥大姐在一起了。
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木棉晒得又黑又瘦。她在分下连队前，请了半天假去看父亲。
自从进藏后她还没见过父亲。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见到父亲时，父亲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皱着眉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第一句话是，你的头发太长了吧？不合要求吧？去理个发。
木棉当时的头发不过是超过耳朵而已。但她不敢吭声，坐都没坐，转了身就去剪头，等剪了头再回到父亲那儿，请假的时间已经到了。父亲看她一眼说，好，短发好，精神。父亲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跟人提我，自己好好干。木棉点点头。父亲似乎再没话了，挥挥手说，早点儿回去吧。我不能派车送你，木棉就出门了。走到门口，父亲忽然叫住她，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笔，插在她军衣上面的口袋里。木棉的心里一热，差点儿流出眼泪，说了声谢谢爸爸。
父亲唔了一声，再次挥挥手。
在木棉的记忆里，父亲惟一一次对她流露出温情，是在她将要回老家之前。父亲从外面回来，见母亲在为她收拾行李，就一把抱起她，放到了自己的腿上。父亲抱着她有些不知所措，就拿起一把剪子给她剪起指甲来。那时没有指甲刀，也没有精巧的小剪子，父亲用一把很大的剪刀剪着。木棉心里有些紧张，可她一动不动，生怕稍稍地一动就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父亲的怀抱让她觉得又陌生又温暖，她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快乐。她真希望自己的指头多多的，指甲长长的，让父亲总也剪不完。但父亲很快就剪完了，三下五除二，差不多和他的每一场战役一样。父亲放下剪子，又放下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等若干年后木棉从老家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看见她竟有些疑惑，说，是木棉吗。
父亲从此没再对她有过任何温存的表示，甚至没碰过她。
木棉当兵3年后，有过一次考护校的机会，分数与录取线只差5分。木棉下了很大的决心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替她说说情。但父亲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把她给好说了一顿。
她只好复员。
如果说父亲不愿为她上学的事动用自己的权力她还能够理解——他从来就是坚持原则大公无私的——但后来父亲对她复员后的工作安排进行干预她就有些不满了。那本不需要他做任何事打任何招呼的，是人家民政局安排的。可生生被他搅了。
当时对她的安排有两个去向，一个是木材加工厂，另一个是银行储蓄所。她本来是想去银行的。当然，那时候她并不知道银行收入高，她只是觉得那个储蓄所离家近，工作也相对轻松。
但父亲得知后却非要她去木材加工厂。父亲说储蓄所天天和钱打交道，容易犯错误，木材加工厂是国营大厂，那才是真正为建设祖国出力的地方，是工人阶级待的地方。他说他一直希望他们家里有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还说木棉朴实，适合当工人。
木棉没有反抗，除了父亲的威严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她很想做一件让父亲高兴的事，读书不行，复员也对不起父亲，当工人总不至于那么难。既然父亲那么希望这个家里出现一个工人阶级，她为什么不去做这一个呢？那是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还没那么受冷落。
木材加工厂有5000多工人，真是个大厂。父亲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家终于有一个地道的工人了。木棉看父亲高兴，自己也高兴。同时她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地干，干出点儿名堂来，让父亲为她自豪。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两年后拿到了中专文凭，又当上了车间的检验员。但父亲再也没说过什么，似乎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因为在工厂工作，自然就和工人恋爱了。等父亲回家探亲时，木棉就把对象小金领回了家。父亲很开心，小金穿着工作服，理一个平头，不说话，只是嘿嘿地傻笑。父亲打量之后连声说，好，一个朴实的青年。又对木棉说，你现在是真正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好，好。
这两个好字，让木棉高兴了很久。木棉的高兴，是因为父亲喜欢。
但结婚后，种种问题都出来了。朴实的人不等于没缺点呀。接下来有了孩子，木棉被家庭和孩子一拖累，渐渐地没有了原来那股子劲头，只想凑合着过日子。
没想到凑合过的日子也被中断了。
去年底木材加工厂裁员，其中有一个硬杠杠，就是35岁以上的女工一律下岗。木棉37岁，自然在下岗之列。小金作为男职工，勉强留在了厂里，也没有好收入了。这一切，木棉在父亲面前提都没提。她知道父亲不会去帮她说话的。
但父亲还是知道了。他是从母亲口里知道的。父亲长叹不已。
木棉知道父亲这么长吁短叹不是因为她下岗，或者主要不是因为她下岗。父亲是为了她们这个大厂。父亲为这样一个国营大厂生存不下去而感到痛心，为国家面临的困境感到痛心，为所有的下岗工人感到痛心。父亲在为国家和工人阶级痛心的时候把她给忘记了。
木棉只好反过来劝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厂缩小规模是应该的，国家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大面积砍伐树木了。经营那么大个木材加工厂干什么。
父亲还是叹气，他不明白现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工人下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过不下去日子？而与此同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腐化堕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挥金如土？父亲一日日眉头紧锁。
但他仍没有对当初叫木棉去木材加工厂感到后悔，他从不说后悔的话。他只是让木棉的母亲拿了1万元钱给他们，以表达他的关心。在他看来，这点困难木棉自己能克服。
木棉却对父亲真的感到生气了。在她看来，正是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引上这条贫穷之路的。如果当初复员时父亲不干涉，她去了银行储蓄所工作的话，现在的日子就会是另一副景象，决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如今她下岗了，想通过新的途径改变一下穷困的境况，父亲还是不支持。
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板的父亲。
夜已经很深了。木棉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进进出出的人员。
今天的宾馆似乎很安静，也许是因为市场萧条，客房使用率不高的缘故。木棉犹豫了一下，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二姐木兰。木棉和二姐之间比较疏远，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木棉从老家出来时，木兰已经当兵了。加上木兰的性格总是那么内向冷淡，从不主动和家里人说话，木棉从小就有些怕她。
木棉胆怯地叫了一声二姐。木兰冷淡地说，怎么，你还没睡。
木棉一听，知道二姐误会了自己，以为她跑回家睡觉去了。这种时候，她怎么可能跑回家睡觉？实在是因为不好请假，她才跑来值班的。
但她不想解释，她只是问：妈现在怎么样了。
木兰说，刚刚睡下。
木棉想了想说，我明天不上班了，请假回家陪妈。
木兰说，你自己看吧，不方便就不要勉强，反正家里有我。
昨天下午木兰打电话四处找她找不到，后来还是通过她丈夫小金才把她找到的。小金打电话告诉她噩耗的时候，她正在张处长家做钟点工。她一下子四肢发软，差点儿倒在地上。张处长知道了情况，马上用自己的车把她送到了医院，但她还是几个子女中到得最晚的。尽管大哥他们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她仍为自己的晚到深深地自责。好在大家当时都悲痛万分，没人追问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木棉完全能想象出此刻二姐的表情。二姐从来就是那个样子，好像谁欠了她。其实在木棉看来，她已经够好了，自己是个医生，丈夫也是个医生，说起来都是知识分子。比起自己这个家，她算是生活在上层了。而且父亲待她也很不错啊，本来她在西藏医院里的，父亲竟然破例把她调了出来。可她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虽然是姐妹，木棉却永远无法弄清楚木兰心里在想什么。
木棉没再说什么，放了电话。
放下电话一抬头，木棉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了电梯。样子很陌生，不像是宾馆的客人。是来会客的吗？但现在已经11点了。
木棉心里存了一分警惕：要不要报告保安部门呢？
一个多月前，当木棉想开一个装饰材料店的计划遭到父亲反对、她气冲冲地离开父母家时，就在心里下定了决心，以后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决不再向父母开口了，一定要自己顶住。
木棉看出，当她和小金提出想租厂里的门面需要资金时，父亲的眼神里有一种不满和失望。他一定认为他们总是在依赖父母，自己不去努力。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正因为她想今后不再依赖父母，才想开铺面搞经营的。可父亲却那么不满。是的，木棉知道自己在6个孩子里是最没出息的。他虽然经常和父亲争吵，但他毕竟有自己的事业，毕竟会挣钱，人也聪明能干。自己就不同了，样样事情都不顺，嫁了个丈夫也不能干。
小金的依赖思想比她还重，总觉得他们家是高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也会有办法的，老是怂恿她去找父母。小金还说，你爸给老家钱都那么大方，动不动就上万，给自己的孩子应该更大方才是，未必你就不是他亲生的。
木棉恼火地说，正因为他给别人大方，所以才没钱了嘛，你还以为他是百万富翁啊。
她生父亲的气，生丈夫的气，也生自己的气。她发狠地对自己说，我就不信靠我自己养活不了这个家。我就不信靠我自己走不出一条道来。
可是真的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像她这样的文化水平，这样的年龄，又是女的，能有什么好工作等着她呢？她四处咨询，最后听说像她这样的情况，眼下惟有家庭钟点工还比较有把握。但一听说做钟点工，丈夫坚决不同意。
木棉生气了，大声说，你不就是怕没面子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如果你想要面子，你就去挣，每个月交给我500块，我就在家当什么高干子女。
丈夫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那天早上，木棉终于下决心到街道办事处的家庭服务中心去登记。
去的路上，她经历了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心理重压，短短的路程，她走了1个多小时。
走走停停，有几次都想倒回去。她就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低着头，生怕遇见认识的人。后来她对自己说，如果路上遇见了家人或者熟人，那就倒回去。可那天偏偏什么人也没遇见，她再磨蹭，也终于蹭到了地点。
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很热心，去登记的人也很多，这让她心里好受了一些。她刚把自己的名字写下，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