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还有别的更为玄乎的说法，比如氧气稀薄，寸草不生，鸟儿不飞，外面的人到了那儿，说倒下就倒下。倒下就别再想站起来了。以后，当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并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后，我知道那些说法的确是夸张的。
但我也同时知道，西藏的确是非凡的。
当时我们一路唱着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歌。我们才不害怕呢。
毕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们的卡车忽然停住了，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有同学说，不知是谁的家长得到了消息，赶来拦住了我们的汽车。
吴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因为当初参军他父母就不肯，现在要进西藏，那还得了？吴菲说糟了，肯定是我爸来了！怎么办。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说你别怕，我们帮你。我和几个同学叫她躲在车上蹲着，我们围着她站着。我当时已经想好了，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谎。如果吴菲的父亲问我吴菲在哪儿，我就说她已经回家去了。我的心因为这个预谋好的谎言而慌张得乱跳，腿也软起来。
我心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亲出现。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又希望母亲出现，又怕母亲出现。希望母亲出现，是想再见她一面。因为离开学校前，我没有回家跟她告别，我只是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分配到十八军了。我没敢说我报名去西藏了。一直到进入藏区后，我才写信告诉她我进藏了，但我仍是说，一年后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骗她的。
后来我终于看清了，拦车的家长中没有吴菲的父母，也没有我的母亲。但却有姚兰芝的父亲，还有另一个女兵的父母，他们正拉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坚决不准她们到西藏去。一时间许多路人都围了过来。
从那些家长的神情看，他们就像是来拯救女儿性命的，好像他们的女儿正面临着万丈深渊，面临苦海的岸边，如果他们不把女儿一把抓住，他们的女儿马上就没命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令他们的女儿又尴尬又无奈。
我看见姚兰芝傻站在那儿，就跳下车去帮她。我拉着姚兰芝的手，想说服她父母让她留下。但她的父亲凶巴巴地推开我说，不要你管，你自己要去送命，别拉着我女儿。
我只好松开了手。
接兵的同志见此情形，态度很温和地对两个家长说，对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我们从来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如果你们不自愿，就请回去吧。
无奈，姚兰芝和另一个女兵流着泪和我们告别，跟父母回去了。
我坐上车，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心里真为她们感到遗憾，由衷的遗憾。
几十年后，姚兰芝找到了我。一别20多年，她找到我时我已离开了西藏。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也几乎认不出我了。我们各自说着离别后的情况，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一样的，比如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都老了。但有许多地方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当我讲述往事时，常常情绪激动，她的情绪始终是淡漠的。惟有说起孩子时，她的脸上才露出笑容，她对孩子的亲昵让我羡慕。再比如我们的孩子因了我们的命运，也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最好笑的是，当我们老了，得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病。
很难说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我只能说我对我的选择不悔。
因了这样一个选择，我常常在回忆往事时感到心底的疼痛。
这样的疼痛使我无法麻木。
·4·
裘山山 著
第四章
欧木凯跳上三菱越野车后，对司机说了声去军区，就再也不吭声了。
司机小韩用眼角看看他的团长，发现团长的脸阴得像成都的冬天，云层厚厚的，一点儿光也没有。怎么了，中午吃饭时不还高高兴兴的吗？还说等他探亲时，他也可以探亲了。怎么一转眼就变了呢？难道团里出事了。
小韩已跟了团长三年，知道团长连每天夜里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惟恐出事故。可是在西藏带兵，一点儿事故不出，的确不是靠人为努力就能做到的，还得靠老天保佑。
小韩不敢言语，只有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
欧木凯一手抓住车前扶手，一手夹着一支烟，让烟雾浓浓地在眼前飘散。虽然已是下午5点，阳光却热烈得如同正午一样，照得马路白花花的。但一打开车窗，风依然是又冷又硬。
毕竟是11月了。但他还是摇下车窗，让硬硬的风猛烈地吹打着自己的脸庞。他有头痛的感觉。手中的烟被风一吹，迅速地燃烧下去，很快就剩个烟头了。他把烟头扔出窗外，随手又拿出一支。
小韩想，看来团长的确是遇到心烦的事了。
昨天晚上，欧木凯才带领全团从野外驻训回来，精神和体力都疲乏到了极点。脸晒得黢黑不说，人也瘦了整整一圈儿。一个月的外训，全团车炮拉出，行程千里，最后不但是实弹考核得了个全团优秀，还车辆人员一切平安。军区考核组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对身为团长的他来说，辛苦一年，这样一个结局就是最好的回报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也莫过于此了。
可没想到生活对他竟那么苛刻，仅仅让他愉快了一天，就一掌将他击进了黑暗。
他好像有预感似的。本来下午是团党委的总结会，他和政委坐在那儿说话，感觉非常不好，头一阵阵地眩晕。他想这是怎么了，难道一回来思想放松，身体就支撑不住了吗？还在野外训练时，他就感冒了，每天大把大把地吃着药片，但他一直挺着没倒。他不想在那样的时候倒下。怎么一回来休息反而不行了呢。
后来政委看出来了，政委说老欧，我看你得先去看病，打打吊针。你的脸色实在是太难看了。欧木凯说那怎么能行？军区等着要总结呢！政委说，会可以晚上开。无论如何，你现在得去看病，要不要我陪你去。
欧木凯连连说不用，自己就去了卫生队。医生一量体温一查血，不由分说地给他挂上了葡萄糖盐水，医生说他现在的状况再不控制就该成肺水肿了。欧木凯一边说别吓唬我，一边还是老老实实地躺到了床上。这边输着液，那边他就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疲乏了。
正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叫他接电话，说是他姐姐从成都打来的。他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爬起来提着盐水瓶就跑去接电话。他知道没有特别的事，姐姐是不会给他打电话的。一定是父母大人哪一个病了。他当时判断是母亲，母亲身体一直比较弱。
没想到竟是父亲。
没想到竟是父亲的噩耗。
欧木凯在一瞬间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怎么会是父亲？是的，他两年没回家了，两年没见到父亲了，可他也时不时地，差不多是一个月一次吧，往家打电话。每次打电话，父亲的声音都很洪亮，丝毫没有衰弱的表现，怎么会说倒就倒，说走就走呢？他真的无法相信。可是，姐姐已经那么明确地告诉了他，姐姐是医生啊。
欧木凯想也没想，就告诉姐姐他要回家。他怎么能不回家？他必须回去最后一次见见父亲。对他来说，父亲不仅仅是父亲，还是曾经的上级，还是心中的偶像；对父亲来说，他也不仅仅是儿子，还是相知的同僚，还是未来的希望。
而且，由于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他放弃了去年的探亲。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家了，两年没见到父母了。本来他是想春节的时候无论如何回去一次。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放下电话时，欧木凯发现自己的眼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他一言不发地拔下针头，交给紧跟着他跑出来的医生，一句话也不说，就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操场，向团部后面那座大山走去。
一直到他穿过操场不见了，医生才回过神来。但他不敢去追，他太了解他们团长的脾气了。
欧木凯大踏步地走，一路上有下级军官向他敬礼，他像没看见一样只顾往前走。这些下级军官们感到很意外，他们的团长怎么啦？他们的团长匆匆地往前走，只想尽快地爬上山去，尽快地站到那块石头上去。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泪水。除了大山，大山是他的知己。他噌噌噌地爬上了山，站到了那块他常常站立的巨石上。一站上去，泪水就急不可耐地涌出来。
他站在那儿，面对安静的山峦，无声无息地淌着眼泪。
满脸都是。
那些咸涩的泪水不等滑落下去，就被阳光吸了去。
一条细蛇似的血流，从拔掉的针眼中渗出，沿着指尖滴落到脚下。
17年前，欧木凯从炮兵学院毕业，来到这支部队。
走进连队荣誉室，他在墙上贴着的那张“红一连历任连长指导员”的表格中，竟一眼看到了父亲的名字：欧战军。父亲竟是这个连的第六任连长。他简直惊呆了！父亲从没对他说过。他一声没吭，心里却明白了父亲坚持要他到这个部队来的用意，他甚至能肯定父亲在他的去向上动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
他一个人在荣誉室站了很久。他为父亲感到自豪，为自己感到骄傲。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父亲争光，要干出个人样来。
那年他21岁。21岁的他被任命为红一连一排排长，是他们那支部队第一个军校大学生。或者说，第一个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官。
作为排长，他太年轻了。尤其是在80年代，当时排里的老兵有一半儿年龄都比他大。
他那张清瘦白净的脸上还有几分学生气。他开始用一套与过去老部队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他的排。排里的老兵从不服气到服气，从服气到佩服。
记得刚到排里没多久，他领着全排在炮阵地上训练，比他年长两岁的三班长走过来，用轻蔑的语气说，新来的，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木凯立即迎战说，行啊，就怕你输了不认账。
三班长说，输了我从今以后就听你的！木凯伸出手道：一言为定。
战士们一听说三班长和新来的排长挑战，全都围了过来。三班长提出比五六炮手压退弹。
木凯同意了。三班长是个老五六炮手了，这一招全连都没人能比过他。战士们都不由得替新排长捏一把汗，觉得这回新排长肯定要丢面子了。
三班长自负地说，你是新来的，你先请吧。
木凯微微一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上前一步，按动作要领迅速上炮，左手握火把，右手扶于装填机后壁，两脚成丁字形站好，而后报出一个“好”字，做好了压弹准备。
充当裁判的老兵一声令下：压弹！木凯拉火把，抓弹，压弹，放回火把，打开保险，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仅用了7。1秒。
周围一片安静，战士们简直看呆了。片刻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三班长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谁都知道他这个项目的最好记录是8。4秒。木凯退完弹，为三班长准备好了弹头，朝他一笑说，该你了。
三班长红着脸摇头说，不用比了，排长，以后我听你的就是了。
一年后，木凯的脸黑了，皮肤粗糙了，烟瘾也出来了。抽第一支烟那天是他22岁生日，他没好意思对谁说，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走出来时，听见几个老兵在那儿议论说，咱们排长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不像个爷们儿，烟都不抽一支。
木凯一声不响，交了信，就在团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不管三七二十一叼在了嘴上，然后一个班一个班地转悠。班里的老兵们一脸惊讶，继而是万分热情，这个拉他坐，那个递他烟。这让木凯体会到，有些本事，再优秀的院校也不会教，得到部队上学。后来，随着他职务的不断升高，烟瘾也越来越大了。如今，他的烟瘾和他的军事技术一样出名，大概是全团第一吧。
他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父亲对他越来越满意了。
尤其是大哥转业离开西藏后，父亲就把他那充满希望的沉甸甸的目光全部移到了他的身上，让他在不堪重负的同时感到骄傲和自豪。
可是两年前，当他终于无奈地同意离婚时，当前妻带走了孩子剩下他只身一人时，父亲看他的目光中，又多了一分内疚，好像他的婚姻失败是他造成的。他想对父亲说并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从结婚一开始就选择了失败。用他妻子的话说，像他这样一个男人，是不该结婚的。差不多从结婚第一年起，他就没管过这个家，他不知道他们家的煤气罐是怎么搬上6楼的，他不知道女儿萨萨那一口牙是怎么矫正整齐的，他不知道妻子得过胆结石并因此切除了胆囊，他不知道老岳母脑中风后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除了每月能记住给妻子寄回他的工资外，他几乎像个外人。特别是当了营长后，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被他自行改为了两年一次，两年一次还常常提前归队。用他妻子的话说，他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男人。就像一尊石雕，你可以远距离欣赏他，却不能和他一起生活。她要过正常的生活就只能离开他。所以他一点儿也不埋怨妻子。谁叫他像个殉道者一样守在那块土地上？他自己作了选择，他自己就该承受。
但他还是害怕看到父亲那怜爱的、负疚的目光。对他来说，父亲不该有那样的目光。父亲应该永远乐观、开朗、严厉、自信、坚强。但父亲却叹息了，为他叹息，甚至为他的离婚感到懊悔。木凯宁愿自己死，也不愿让父亲有这样的感觉。他更加努力地干，想干出更大的成就来，让父亲知道，婚姻失败并没有影响他的事业，并没有影响他去实现他们父子共同的理想。或者说它影响了，但他会坚守。他被击垮了，但他会爬起来，重新扑上去，死死地拽住他的事业和理想。他想证明父亲没有错，他也没有错，他们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像他们这样的人，生命不是以应该的方式存在着，而是以必须的方式存在着，准确地说，是以意志和信仰的方式存在着。
就是这样。
但木凯在内心深处不能不承认，这些年来他是多么孤单。这种孤单不是寂寞，不是冷清，而是心的寂寥，无边落木萧萧下，是一种巨大的、蚀骨的孤独。特别是去年，当他偶然得知了那个关于他身世的秘密，这种孤独变得更加强大和可怕。他常常觉得自己那颗心离开了身体，丢在旷野上被冷风吹着，被石头硌着，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着。很多时候他无法承受了，就一个人走出营区，爬到营区后面的这座山上，站在这巨石上，一站就是几小时，渴望被高原的黑夜融化，融进那块巨石里。
他甚至想，自己也许就是由一块高原的石头变成的。
他站在那儿，一直站到黎明到来。然后匆匆回到宿舍，靠在床头抽上一支烟，军号就响了。军号一响，他就精神抖擞地站在了大操场上，和太阳一起升起在全团官兵的面前。这样的升起所带来的愉悦足以抵挡三更半夜的寂寞和孤独。
因此，无论再苦再难，他也不愿意离开这支部队，不愿意离开西藏。他的生命是属于这儿的，属于这个高原的——如果说以前只是在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一点，那么，现在他则是清楚地确定了这一点。
三菱越野车驶进了军区大院。
路两旁那一排排左旋柳的叶子已经落光了，露出了褐色的枝干。没有浓荫遮蔽的路显出几分冷清。木凯让小韩直接把车开到政治部干部处去。他在心里盘算着，他已经两年没休假了，眼下政委在位，两个副团长也在位，即使不提父亲的事，也该同意他休假吧。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不提自己的父亲，这是木凯为自己定下的原则。他不想别人因为父亲照顾他什么，或者顾忌他什么。他要靠自己。他必须靠自己。虽然父亲没有说过这话，但他相信父亲是希望他如此的。而且，他高傲的心性也令他会如此。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干好，有能力成为一个出色的军官，而不需要借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