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为什么会成为这些理工专业的理论基础、研究基础呢？因为这些学科的发展，都是要依靠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设定相应参数，以模拟物理、经济、计算机等现象的真实状况，进行大量的实验，验证模型的正确性，从而完善一套完整的学科的理论基础。同时利用这些正确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解释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因此，如果很多学科的数学理论基础被提高了一个档次，那么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就提高了一个档次。
某系的系主任曾经说过：“我们这个领域里的数学推导过程在数学家看来，就像看待垃圾一样不屑一顾。但把这些推导用在了我们这个领域里就是恰如其分的，很可能起到了发展学科的作用。”
图5《经济学原理》需求－供给变化
说唱式演讲得了第一名
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我们上了一门政治课《毛泽东思想概论》。一次上课，老师安排了这堂课的内容：
“同学们，大家都写了我留的作业《论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作用》，我们今天呢，就来上一堂演讲课。我来点名，点到谁，谁就上来讲一讲自己写的内容，也可以自告奋勇。我每个班点一个人，然后再选6个评委，让评委评判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最后每个班点到同学的分数就作为这个班级所有人的分数。”顿时座位上一阵“骚动”，谁也不愿意被点到。
老师首先点了一位女生，女生一张嘴，底下的同学就不行了，讲得太死板、太教条了。女生的发言简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广播：“今天我军异常英勇，敌军节节败退，共剿日寇5000人……” 顿时，底下没人好好听了，这么演讲太无聊了。最后的评委打分也没法高。
接着老师又点到另一个班的一个小胖子，小胖子是年级里有名的“愣头青”。上来先是鞠个躬，然后拿起稿子，一句废话没有就开始了说唱般的发言。小胖子底气十足，边念稿子，边在讲台上来回的踱步。一会儿挥起拳头，一会儿摆个造型，语气伴随动作抑扬顿挫。台下的同学一阵阵地发出喝彩和掌声，有的同学在笑个不停。可惜当时周杰伦还没有出名，否则当时大家一定会觉得他就是在模仿秀。最后6个评委全都给了他满分，那个班的同学也都因为得了满分当场全体欢呼。
小胖子的“表演”，让后面4位同学相形见绌，也都只得到了中规中矩的分数。
刚刚上到大一的第二学期，同学们才蜕去高中生的稚气，而此时能在严肃的政治课上如此发言，这种少有的敢为行为，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同学们其实就是喜欢课题能这样的丰富多彩。
言传身教
学校向来倡导的教育方式都是不仅是教书，更要育人。可惜的是，在大学里，其实也只能做到教书，而距离育人的目标的确还有些距离。
为什么会这样吗？不是清华的老师不想育人，而是因为大学的教师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了科研上，对于本科生的课堂教育实在是关注的太少了。因为科研的水平决定着老师未来的晋升，是至关重要的；而完成一定课时的教学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讲，只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一位同学在大学毕业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清华大学的老师水平应该都很高。我感到不满意的是老师们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很少能教会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面对未来的世界。王XX老师上课提起过去的成就让我感受到一种理想，也让我思考自己的理想。这学期虽然每周二的第一节课人都少得可怜，可是马XX老师仍然每次都提前好久到教室，做好上课的准备，对同学们也一直很照顾，至少可以看出他心里面有我们学生。殷XX老师那次说早晨很早就起来为我们做标准答案，然后坚持上了一上午的课。这些都让我看到老师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质，这样的老师让我敬佩。可惜的是，这样的言教身教在四年大学生活当中为数不多。而我也真的希望老师们作为过来人，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指导。”
做一次老师
学习工作双肩挑
在清华园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的大学生，和大家一样要面对繁重的功课和艰辛的考试，还有紧张的科研。不一样的是，他们又常常被称作老师，无论是军训、合唱、抗非典，还是班级建设、党团活动、奖助学金评定，处处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学习工作双肩挑、两个肩膀都要硬”，是学校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他们就是总和我们在一起的“辅导员”们。
2003年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50周年。很多学校都有辅导员制度，而这个制度的起源，是1953年由清华大学提出的，第一批辅导员是从当时6000多名清华的在校生中选出的20几名品学兼优、学习上、思想上和工作能力上都非常出色的同学担任了第一批辅导员，50年过去了，如今的辅导员队伍已经扩大到400多人，大部分辅导员都是现任的研究生，博士或者硕士，和本系比自己小三四届的本科同学们，同吃同住在一起，成为了一批在大学生活里再次度过本科生活的老师。
中学里，一个班主任管理一个班。谁淘气了，班主任会说：“你！不守纪律，写检查，1500字！”谁不交作业，班主任会说：“你这怎么行呢？还怎么考大学！马上把作业补上！”谁要是敢不上课，班主任马上就给家长打电话：“你的孩子居然没来上课？这个问题可严重了，你今天下午来一趟学校吧，我们好好谈谈。”可是在大学里，这些事情没有人会要求你做，命令你做。在清华里能为这些出格行为做第一负责人的就是辅导员了。作为长学生几岁的师兄师姐，辅导员的工作更多的只能是服务和辅助的，没办法命令和要求同学。毕竟到了大学，大家都成人了，不能像对小孩子一样来管理同学了，更多的是靠同学自觉。但遇到不自觉的也真是头疼。比如，发现了谁经常不去上课，辅导员只能把同学叫来，讲事实、摆道理，苦口婆心的告诉同学经常不上课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同学还是不去上课，辅导员也没有太多办法。即便要和学生家长联系也要经过同学的同意，再把情况反映给家长，但千里之遥的家长往往又只能寄希望于辅导员。在家长心目中，辅导员的角色和高中时的班主任没有区别，他们会和辅导员说：“你们离孩子近，希望您多费心看好我们的孩子。”
在清华里，辅导员岗位是神圣的，对本科生来讲，他们的辅导员会在他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对每个人的生活观和人生观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同学们会和辅导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大一新生禁止买电脑
由于我是计算机系辅导员，和电脑这玩意密不可分，2002年底，学校推荐我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大一学生不能买电脑 清华又添一条新规定”。
我在采访中表达的主要思想是“专业课到第三学年才开始大规模开课，前两年主要是打基础，少量的计算机课到学校或系里的机房就能完成，而且机房都有老师指导，一方面能帮助学生正确学习使用电脑和网络，另一方面也能督促学生不玩游戏，不沉迷于网络。”
社会上对清华这种措施是好评如潮，认为这样对保证同学的学习质量、加强学生管理都有很大好处。而当我经历了新生们从大一的不买电脑到大二的疯狂游戏，对这一举措又有了新的看法。
在计算机系，我对新生做过一个调查，“经过一年的清华学习生活，你认为你对本系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向是否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结果是有84。8％的同学认为对我们的专业“只有一点了解”或者“一点了解都没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活已经过去，那些高中没摸过电脑的同学正为不了解电脑着急呢，结果还买不了电脑。
其实大学里最不用功的是大二，就像前面的“大学曲线”里讲到的，大二的学生因为没有学习目标、动力，对学习放松了很多，而就在这个时候，又让憋了一年的同学可以买电脑，真是“雪上加霜”。一时间，年级里都在疯狂地打游戏、看片，根本管不过来。结果，大二第一学期，全年级180人，出现了40多人次不及格，是大一整个一年的4倍。
这个措施就像高中禁止谈恋爱一样，其实很多同学在高中都有感情的萌动，但不敢谈；而有些上了大学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谈一次了，这势必会让心急的同学变得盲目。
清华里的困难生
家庭经济状况困难同学的比例在清华是非常高的，每年大约有20％的同学，家庭人均收入是在月收入300元以下的。也就是说，一年清华招收新生3000人，就有600人左右经济困难。
而大学的学费是一年比一年高，2003年，清华的学费是每年5800元，住宿费每年1500元，总共7300元。入学时候再交些乱七八糟的被褥、饭票钱，小一万块钱就掏出来了。这对于来自贫困地区的同学们来讲简直算是天价了，他们不得不靠亲朋好友、甚至是社会上的资助才进入清华的。
在清华，一个同学生活一个月花费四五百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困难生们却支付不起这个费用。他们有的人不得不一两天才吃一次肉菜，而平时都买几毛钱的素菜；有的人不得不一边做着家教，或去学校的图书馆、治安服务队做勤工俭学来挣一些生活费，非常的艰苦。
原来我班里有一个困难生，同学们都觉得他不关心集体，很多集体活动都不参加，也不知道他平时在做什么。有一次，大家在质问他为什么没参加班里活动的时候，他掏出了一封家里的信，里面写道：儿子，这个月的生活费终于凑齐了，就是下个学期的学费还要想想办法……，你也争取想办法凑一些……。奶奶生病也需要钱……。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他拿着信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参加班里活动有意见，我也想参加呀，可是我这个状况哪里有心情参加？我真的需要钱呀……”从那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困难生的想法，才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关心。
当辅导员把系里和学校的生活补助发到困难生手里，这对于他们来讲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虽然只是几百块钱，但对于他们来讲，就可以去少做几次家教而换来宝贵的学习时间。
从农村来的同学，性格上又往往比较腼腆、内向，如果不多关注他们，他们经常会做出奇怪的事情。有个山区来的同学，因为不知道学校的澡堂在哪里，从来没见过超市，也不知道进超市怎么买东西。从大一入学，几个月都一直没去过这两个地方。还好他身边的一名党员发现了这个情况，主动找他，陪他去洗了一个澡，还特意一起去超市买了一次东西，让这名同学顺其自然地知道，原来是这样用这两个地方的，才把心里的这个疙瘩解开了。
同时，贫困学生的自卑心理也是特别要保护的，想想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就是这种弱势群体心理造成的恶果。即便是轻微程度上的这种心理倾向也很可能会给同学造成很大的思想障碍。
一叠家长信
每年按照学校的规定，辅导员要给每名同学的家长寄信，内容是汇报一年来，孩子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也请家长能够给学校提出意见和反馈。这里摘出一些家长来信的片断：
“听孩子总说在学校上课、自习、考试，特别紧张，不知道学校还提供了哪些方式教育我的孩子，能来到清华不容易，希望学校多费心教育。”
“多与家长联系，提供学习、生活、思想动态，最好半学期提供一次。”
“希望学校能够全面地培养和教育我的孩子，孩子现在来上大学，还是感觉不是很懂事，望学校多教育。”
“我们和孩子很多时候交流得很不够，孩子很多事情不喜欢和家长讲，有情况请及时和我们联系。”
家长们提起自己的孩子都是满心自豪的，养了一个好孩子上了清华。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非常信任地托付给了学校，他们相信学校一定能管好他们的孩子。当自己做了辅导员，实在是对家长的重托感到有些惭愧。我们两个辅导员，要管理全年级180多个学生，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学习任务，一个学期下来，能和每个同学说上一次话就不错了，又何谈教育好他们的孩子，管理好他们的孩子呢？
一个学生，一个学期就突然出现了四五门不及格，一下子不及格学分数到了退学的标准。辅导员也非常意外，但管的学生太多，哪个同学没有好好学习，辅导员很难管得过来。而与从未联系过的家长联系，开口就要和他讲他的孩子要从清华退学了，家长能接受吗？出现了这种情况，有的家长没说什么，从家里赶到学校，承认是自己孩子不好，默默地就把孩子带走了。有的家长听到自己孩子要从清华退学，火冒三丈，怒斥学校为什么不能管好他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好好的孩子就沦落到退学了。
大学的管理体制就是如此，没有强制、没有监督，辅导员就承担了大部分日常管理学生的工作。学生学习不自觉，只好自己承担恶果。
创造吉尼斯记录的老辅导员
谭浩强教授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5年担任辅导员，还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副主席、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务。他编著和主编的书籍发行量达4500多万册，其中编著的《BASIC语言》发行量1200万册，这两项都保持着科技书籍发行量吉尼斯世界记录，可以说在中国，只要是一个学习计算机的人，就不可能不翻谭教授的书。谭教授最大的特点就是书编写得通俗易懂，把让人生畏的计算机语言教得不再难学，也把他的课称作“乌拉课”（俄语的“乌拉”是万岁的意思），节节爆满。正是80年代谭教授在中央电视台讲授BASIC语言，当时收看人数高达100万人，从而掀开了我国计算机普及高潮的序幕。
谭教授讲过：“作者写书必须考虑怎样写读者才最容易懂，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教师讲课必须考虑怎么讲学生才最容易理解，不能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在这个方面，我做学生工作的经历帮了我很大的忙。过去我常给学生讲话、作报告，要作好报告，必须事先了解学生的需要和特点，不能无的放矢。”在长期的学生工作中，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习惯于从同学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具备与同学交流和赢得学生的能力。
谭教授讲到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工作与学习在微观上、时间上是矛盾的，但在宏观上是互相促进的。两者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要善于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谭浩强教授和艾知生（前广电部部长）是老同事，艾知生颇有感慨地评价学生工作说：“一个人在政治（工作）上和业务（学习）上的能力是相通的，有能力的人干什么都行，没有能力的人干什么都不行。”
长期的学生工作，养成了一个人思想全面、作风踏实、方法灵活、工作讲究实效的特点，培养的表达能力、待人处事的能力，都是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早晚都要锻炼的能力。
十年寒窗
清华课表一张
在中学，同学每天的学习都是学校安排好的。从早上7点多到校，上午5节课，中午下课，匆匆一顿午饭以后，下午1点半继续上课，直到下午4点多放学。有些学校还会继续组织晚自习，大家在学校学习到1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