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十四，”那监工却一口咬定说。约翰也就听了他的。
“奥利弗，那合乎法律上规定的最低年龄。”
“我不是说法律上定得高了还是低了，我只是说，这个小姑娘才十岁。”
“她有身份证，”那监工说道。工作上用得着的英语他还是能对付两句的。
“让我们看看，”我说得很客气，不过也没有加上个“请”字。
约翰的脸上始终没有一点表情，那监工就叫小丫头把身份证拿出来看。小姑娘慌忙找了起来。天哪，我又不能对她说我是不会敲碎她的饭碗的。
“喏，请看吧，先生。”
那头头把一张证件冲我一扬。证件上没有照片。
“约翰，”我说，“上面没有照片哪。”
“不满十七岁，身份证上规定不用贴照片，”他说。
“是这样，”我说。
看他们的神气像是在怪我怎么还不往前走。
“也就是说，”我又接着说道，“这小丫头是从一个大姐姐那里借来了一张身份证。”
“明明白白是十四岁！”那监工放大了嗓门又冲我说。他把身份证还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如释重负，回过身去又干起活来，干得比刚才还快。只是现在还不时偷偷拿眼来源我。糟糕，这不要害她出工伤事故吗？
“叫她不用紧张，”我对约翰说。
约翰用中国话跟她说了两句，小姑娘于是就只管干她的，再也不偷眼瞟我了。
“请请，喝茶去，”监工说着，一路点头哈腰，把我们尽往一个小间里让，那就是他的办公室了。
约翰心里明白：我根本不信那小姑娘是十四岁。
他就对我说：“你瞧，反正她干的是十四岁的活儿嘛。”
“可她又能挣几个钱呢？你不是说过吗，童工的工钱只及得到成人的一半。”
“奥利弗，”约翰还是那么沉得住气，“她干一天可以拿十块钱回家哪。”
“那可好，”我说，可又跟着补上一句，“不过是港元。折合美元只有一块又八毛，对不对？”
那监工递给我一件衬衫。
“他让你看看这做工有多考究，”约翰说。
“不错，”我说。“这‘双针缝’的玩意儿的确很新颖别致（到底有多大意思我就说不上了）。事实上这样的衬衫我自己就有两件。”
要知道，这里出品的衬衫都是标上“宾氏名士世界”商标的。看来今年爱穿衬衫加毛衣“两件套”的男士，穿这种衬衫是时髦了。
我低头喝着茶，心里却在想：远在万里以外的老家纽约，我们那位埃尔维·纳什女士Ⅰ，是不是知道自己大力推销的这种风流潇洒的时式服装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呢？
Ⅰ前文提到过，埃尔维·纳什是纽约宾宁代尔公司“名士世界”
新潮男装部的售货小姐（见第17章）。
“我们走吧，”我对约翰说。
我憋得都快透不过气了。
我把话头转到了天气上。
“到了盛夏季节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我说。
“潮湿极了，”约翰答腔说。
这个题目我们是早就谈过的了，所以我的回话也是现成的。
“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
三十五
我们在生活中做这样那样的事，要说理由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一般以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为人处世总应该有个逻辑性，听从理智。遇事总应该考虑周全了再放手去做。
不过伦敦医生有一句话他们恐怕就未必听说过──伦敦医生有一次却告诉我：不妨等事情都过去了，过段时间再来好好想想。
弗洛伊德──对，就是弗洛伊德──有一次也说过，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我们的行动自然应当服从理智。
可是要作出一些真正重大的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听潜意识的。
玛西·宾宁代尔站在1800英尺高的山顶上，香港的整个港口都展现在脚下。天色已是薄暮。就像点蜡烛似的，市区的灯火一处处都亮起来了。
风很冷。吹得她的头发都披拂在前额上，以前我总觉得她这个形象是挺美的。
“嗨，朋友，”她说。“看山下哪，灯火点点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我没有答腔。
“要不要我把一些名胜古迹指给你看？”
“我今天下午都看够了。那个约翰陪我去的。”
她应了一声：“哦！”
渐渐的她发觉了，她对我笑脸相迎，我却并没有笑脸回报。我只是仰脸望着她，心里在嘀咕：这个女人，难道我就差点儿……爱上了她？
“有什么事不高兴了？”她问。
着哪，”我回答说。
“举个例说说呢？”
我把口气放得很平静。
“你的血汗工厂里用了童工。”
玛西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谁家的工厂不是这样？”
“玛西，这不成其为理由。”
“看看是谁在发这高论？”玛西说得不动一点声色。“是马萨诸塞纺织大家族的巴雷特先生！”
我对此是早就有了准备的。
“问题不在这儿。”
“怎么不在这儿？你们家沾光早就沾够了，你们的手段跟眼下这里的工厂又有什么两样？”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说，“那时世上还没有我，我也没法去表示反对。”
“你装得倒像圣人，”她说。“请问，是谁挑上了你，让你改造这个世界来啦？”
“我说，玛西，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这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她却摇了摇头。
“奥利弗，你打出这面自由派的破旗，不过是想找个由头来做幌子罢了。”
我瞅着她没有吭声。
“你打算要跟我一刀两断，所以就想找一个像样些的理由。”
我真想对她说，只恨我这个理由太充分了！
“算了吧，”她说，“你的话也只能骗骗自己。就算我把全部家业一股脑儿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到阿巴拉契亚山里去教书为生，你也会另找个理由的。”
我们心自问。可是心里明明白白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想快走。
因此我也就认下了：“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不拿出点胆量来，老老实实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呢？”
玛西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还说不上心里焦躁。也说不上怒火中烧。只是原先那副神话一般的泰然自若的仪态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
“别这么说。我是爱你的，玛西，”我说。“可我就是没法跟你共同生活。”
“奥利弗，”她的回话口气很平静，“看来你是跟谁都没法共同生活的。你的心都还在詹尼身上，你并不真想再找个人来做你新的伴侣。”
我答不上话。她提起詹尼，刺得我心都碎了。
“你瞧，我是了解你的，”她又接着说。“你以为那‘事关原则问题’，其实这都是些场面话。你只是想找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借口，好在心里继续怀念你的詹尼。”
“玛西？”
“怎么？”
“你这个女人真是冷酷无情。”
说完我转身就走。
“等等，奥利弗。”
我收住脚步，回过头去。
她还站在那儿。在哭了。不过声音很轻。
“奥利弗……我需要你啊。”
我一言不答。
“我看你也是需要我的，”她又说、我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望着她。我知道她那种孤独的滋味是凄凉得够受的。
可是问题也就在这儿。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一转身，就顺着柯士甸山道下山而去。再也不回过头去看。
暮色已经四合。
我真恨不得这黑暗能把我吞没得无影无踪。
三十六
“那你来点儿什么呢，大夫？”
“就来个柠檬蛋白卷吧。”
乔安娜·斯坦因医生说着便一伸手，在摆食品的柜台上取了个蛋白卷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就这么个蛋白卷，加两根芹菜，便是她的一顿午餐了。她刚才还说来着：她现在要节制饮食。
“好奇怪，”我说。
“没法子呀，”她回答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特甜的甜食。只好来两根芹菜，好哄哄自己的良心。”
我回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头几天只觉得疲劳，随后几天又只觉得生气。后来，似乎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我心里只感到寂寞。
不过却有一点不同。
两年以前，我的心里是伤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却明白了自己需要的是有个伴侣。有个合适的伴侣。我不想再等待，也不想再瞎闯了。
我提起电话来打给乔安娜·斯坦因时，心中唯一的不安就是我还得胡扯些鬼话，给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一霞跟她没通音信。
她也始终没问。
在电话里她只是表示接到我的电话她很高兴。我请她吃饭。她说还是就在她医院里一起吃午饭吧。我马上遵命照办，因此现在就是在她的医院里。
我一到，她就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亲。这一回我也照样亲了她一下。我们相互问了近况，回答也都没有怎么详谈。两个人都是在埋头苦干，忙得够呛，等等，等等。她问我都办了些什么案子。我给她讲了个斯皮罗·阿格纽Ⅰ的笑话。她听得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很自在。
Ⅰ斯皮罗·阿格纽：当时在任的美国副总统，已见前注。
后来我问起她医院里的工作。
“谢天谢地，我在这儿的工作到六月份要结束了。”
“那以后呢？”
“到旧金山去干两年。那是一家教学医院，工资也不高，只够维持生活。”
我在心里飞快合计了一下：旧金山离纽约足有几千里路呢。奥利弗你这个傻瓜蛋呀，这个球可不能再接漏了啊。
“加利福尼亚，好地方！”我应了一声，好争取点考虑的时间。
我事先已经约好，这个星期要到克兰斯顿去度周末。我何妨就请她跟我一块儿去，作为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可以嘛。她跟菲尔一定合得来的。由此入手，倒不失是个机会。
我最后一句话却引出了她的话来，轰的一下往我的耳朵里直钻。
“倒还不在于加利福尼亚地方好，”乔是这么说的。“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人。”
啊，一个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奥利弗呀，没有你，这世上的人还不照样在过日子？你没去找她，难道还要她苦苦的想你、守你？
我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没有流露出失望的神气。
“哎唷，这倒是个好消息，”我就回答说。“是个医生？”
“那当然，”她笑笑说。“吃我们这碗饭的，不碰到医生，还会碰到谁呀？”
“他也喜欢音乐？”
“吹双簧管还勉强能对付。”
奥利弗呀，酸溜溜的刨根问底该到此为止啦。你应该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换个话题谈谈。
“路易斯王爷可好？”
“越发疯了，”她回答说。“大家都问你好，请你星期天有空……”
算了吧，我可不想碰到吹双簧管的那位。
“好极了，我改天一定去，”我说了句鬼话。
沉默了一会儿。我慢慢呷着咖啡。
“嗨，我可以跟你说老实话吗，奥利弗？”她压低了嗓门偷偷对我说。
“请说吧，乔。”
“说来也真有点难为情，我……很想再来一个蛋白卷。”
我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替她去拿了一个来，只装是自己要吃。
堂堂的医学博士乔安娜·斯坦因，居然为此对我感激不尽。
我们这短短的会面很快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祝你到了旧金山一切顺利，乔，”我临分手时说。
“请经常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一定，”我说。
于是我就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回市中心上班去了。
三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几年来爸爸老是说快六十五了，快六十五了，如今可当真到了六十五了。这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为他祝寿。
我是坐短程班机去的，因为下雪，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等我赶到时，很多客人已经几大杯下了肚，而调酒缸里的酒却还是加得满满的。转来转去，见到的尽是花呢套装毕挺的人。大家都盛赞爸爸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伙伴。瞧着吧，这句话以后就要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了。
我很注意礼数。爸爸的几个合伙人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来了，我就去跟他们一一攀谈。头一个是沃德先生，这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古董，陪同他的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