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奥利弗的故事》主要讲了奥利弗丧妻之后，重新生活的故事，但在婚姻方面，始终走不出詹尼的影子，因而影响了再次的爱情，以及事业上的创业经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第十五节
第十六节
第十七节
第十八节
第十九节
第二十节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七节
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九节
第三十节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二节
第三十三节
第三十四节
第三十五节
第三十六节
第三十七节
译后记
一
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见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步行，到我那个“光棍窝”（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光棍窝”）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菲尔转过脸来问我：“你晚上都怎么过的？”
“哎呀，忙着哪，”我答道。
“哦，忙得很？那可好。都跟谁作伴呢？”
“夜半突击队。”
“夜半突击队是干什么的──是街头党，还是摇滚帮？”
“都不是。是我们几个律师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哈莱姆Ⅰ去尽点义务。”
Ⅰ纽约的黑人聚居区。
“一星期去几个晚上？”
“三个，”我说。
又不作声了，两个人慢慢走啊走的，离闹市区渐渐远了。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五十三号街，菲尔又一次打破了沉默。“那不是还有四个晚上闲着吗？”
“事务所里还有好些事情得带到家里加加班。”
“喔，那倒也是。该加班还是得加班。”我承办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时下许多热点问题（例如征兵问题），我案子办得这样认真，菲尔听了却好像连心都没有动一动。因此我只好再稍微点一点，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
“我还经常要到华盛顿去。下个月就要去出庭辩护，有件案子事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Ⅰ。案子里的这位中学教师……”
Ⅰ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人权法案”。修正案第一条涉及的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啊，为教师辩护，那是好事，”菲利普说。然后又像顺着话头漫不经心似的添上了一句：“华盛顿的姑娘好不好？”
“这倒不了解。”我耸耸肩膀，只管走我的路。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六十一号街，菲尔·卡维累里却站住了，盯着我的眼睛直瞅。
“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你的车重新开得欢蹦活跳？”
“事过未久，哪儿能啊，”我说。心里却想：伟大的哲人说过“时间可以愈合创伤”，可就是忘了交代清楚这时间到底需要多久。
“两年啦，”菲利普·卡维累里说道。
我马上纠正他：“才十八个月哪。”
“啊，对，不过……”他嘴上应着，可是嗓音沙哑了，渐渐低得听不见了。可见他也至今还感觉到那个十二月的冬日的寒意──这可是才……才十八个月前的事啊。
到家还得过好几条马路，我不想让这凄凉的气氛再凄凉下去，于是就把我那新的住处大大吹嘘了一番。在上次他来过纽约以后，我搬了家，另租了一座公寓住。
到了：“这就是你的新家？”
菲尔扬起了半边的眉毛，四下一打量。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天早上我特地请了个打杂的女工来打扫过了。
“你这住处叫什么式啊？”他问我。“该叫时派破窝棚式吧？”
“什么话呢，”我说。“我反正简简单单的也就过得去了。”
“我看也是。在我们克兰斯顿连一般的耗子窝都有这样的水平。
有的还要讲究多了。这些书都是干什么的？”
“都是法律参考书，菲尔。”
“得，得，”他说。“那你平日究竟作些什么消遣呢──就摸摸这些皮封面当作玩儿？”
我想，这要是作为一件干预隐私案提起诉讼的话，我一定可以庭辩胜诉。
“我说，菲利普，我一个人在家里做些什么，那可是我自己的事。”
“谁又说不是啦？可今儿晚上你不是一个人呀。你和我还得去交际场上露露面呢。”
“去什么？”
“我特地买了这么件花哨的上装，可不是穿着去看一场蹩脚电影的──啊，对了，你对我这件新衣服还没有夸过一句呢。我特地把头发理得这么精光滑溜的，也不是光为了要讨你赞一声漂亮。你我得去走动走动，快活快活。得去结识一些新朋友……”
“什么样的新朋友？”
“女的呗。来吧来吧，好好打扮打扮。”
“我可想去看电影，菲尔。”
“得了，看什么鬼电影！嗨，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不得个诺贝尔苦行奖决不罢休的，可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听见没有？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
他简直是放开了嗓门在申斥我了。
“奥利弗呀，”菲利普·卡维累里一下却又变成个耶稣会Ⅰ的神父了，“我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我是见你危险特来救你的命的。你要听我的话。你听不听啊？”
Ⅰ天主教的一个修会。
“我听，菲利普神父。那么请明明白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呢？”
“该结婚哪，奥利弗。”
二
我们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为到下午一场特大的新英格兰暴风雪袭来，一下子就变出了一个雪垒冰封的世界。
爸爸妈妈问我是不是就跟他们一起搭火车回波士顿去。我尽量做到不失礼数，客客气气回绝了。我一再推说菲利普少不了我，没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实情况倒是正相反。我这辈子几曾尝过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之痛，连伤心痛哭都还得要菲尔来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说。
“好，一定。”我跟他握过了手，又在妈妈面颊上亲了亲。列车就北去了。
卡维累里家起初并不冷清。亲亲戚戚都不想把我们两个就孤零零撂在家里。不过他们终于还是一个个都走了──也难怪，大家都有个家庭，总得回家去吧。临走时个个都让菲尔作出了保证，铺子要重新开张，生意要做起来。不干这档于事又干什么呢。他听了总是点点头，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后就剩了我们两个，在屋里干坐着。我们根本就不用动一动，因为大家都没忘记替我们在厨房里备了许多吃的，色色齐全，都够吃上个把月的。
眼前没有了这些姑妈阿姨、远近表亲，没有人来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觉到礼仪这一剂麻药在我身上产生的药性也渐渐消失了。以前我只当自己这尝到的就是伤心滋味。现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觉麻木了而已。痛苦还才刚刚开始。
“嗨，你也该回纽约去了，”菲尔嘴上虽这么说，那口气听来却并不是很坚决。我也没有对他提出“答辩”，其实他的糕点铺子也不见得就已经开门营业。我只是说：“不行。除夕夜我在这儿克兰斯顿还有个约会。”
“跟谁？”他问。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错，”他说，“不过跟你说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说。
“OK，”他说。
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有电话打来。
“没有，没有什么事，巴雷特太太，”菲尔在电话里总是这样对妈妈说的。妈妈显然是在问可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的。
“请别费心，爸爸，没什么事，”轮到我，我总是这样说。“我心领了。”
菲尔让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当初詹尼下过最严格的命令，这些照片是绝对不许让我看的。
“哎呀，菲尔，我戴着矫齿架的照片可说什么也不能让奥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时候你的样子才逗人喜爱呢。”
“我现在还要逗人喜爱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她的詹尼性格。随即又补上了一句：“娃娃时代的照片也一张都不能让他看啊，菲尔。”
“可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看？”
“我不想让奥利弗看到我那个胖娃儿样。”
她们父女俩的这场快活的舌战，叫我看得简直出了神。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结了婚，我也总不见得会因为她小时候戴过矫齿架，就提出要跟她离婚吧。
“嗨，这屋里到底谁说了算？”我巴不得他们热热闹闹把嘴斗下去，就问菲尔。
“你猜呢？”他笑笑说。结果照相簿没有打开，就这样又收了起来。
可今天我们看了。照片还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张张都有个显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萨·卡维累里。
“她真像詹尼。”
“她长得可好了，”菲尔叹了口气说。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儿照之后、戴上矫齿架之前，中间看得出有个分野，从此照片里便再也没有了特里萨的身影。
“我真不该让她晚上开车，”菲尔说话的神气，好像她出车祸去世还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我问。“你怎么经受得住的？”我这样问他其实可是为了自己，我想听听他是不是有什么巧方儿可以供我借鉴，好抚慰抚慰我心灵的创伤。
“谁说我经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说。“不过我好歹膝下还有个小女儿……”
“对，是得要你照看……”
“哪儿呀，是她来照看我呵，”他说。
于是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迹中这些故事原本是归入“背景材料”一类的。小女儿总是想尽办法来照应爸爸，来减轻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听女儿的，由女儿来做饭。更要命的是，女儿从超市的杂志上一知半解看来了菜谱，学着做出来的菜他还不能不硬着头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儿就非要他照老规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几盘保龄球不可。总之女儿是千方百计总想使他快活起来。
“你一直没有再结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菲尔？”
“因为什么呀？”
“因为詹尼的缘故，是吧？”
“哪儿呀。她倒是老缠着我，要我去找个老伴哩──还替我物色对象、安排约会哩！”
“真的？”
他点了点头。“我不说瞎话，南起克兰斯顿北到波托盖Ⅰ，凡是条件相当的意大利裔美国娘们，她全都给我介绍过，我敢说决漏不了一个。”
Ⅰ罗德艾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几位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他这话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纳尔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时的英语教师……
”
“哦？”我应了一声。
“她就挺不错。我们来往过一阵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个了。”
“我看你是根本没打算想结婚，菲尔。”
他望着我，把头摇摇。“我说奥利弗呀──这样的好福气我可是已经享受过一回了。我算是什么东西，哪里敢存这样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难得的好福气，难道想要上帝赐给我两次？”
说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开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后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简直是连推带搡逼着我乘上火车回家的。
“别忘了是你亲口答应了的，得回去干你的事了，”他说。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于点儿事有好处哪。真的，奥利弗，好处真大着哪。”他的话说完，列车也就开动了。
菲尔的话说得有理。一头扎进了人家的诉讼案子，我原先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我原先总有那么个感觉，总觉得自己仿佛受了谁的什么委屈。是社会体制有问题！是天道有亏！因此我就觉得自己应当切切实实做一些事，去纠弊补偏。这样我同意承办的案子里，属于“错案”性质的也愈来愈多了。要知道，当时我们的百花园里秽草恶卉还是不在少数的。
由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384 U。S。436）Ⅰ的影响，我便成了个大忙人。从该案开始最高法院就确认了：对嫌疑犯务必先讲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师的情况下他有权暂不回答问题。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还没有请教过律师，便给匆匆押上法庭审理结案了──我一想起来就激动，真为这些人愤愤不平。利罗伊·西格就是一个例子：我通过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承接下他的案子时，他早就给关在阿蒂卡Ⅱ了。
Ⅰ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Ⅱ阿蒂卡：指纽约州的阿蒂卡监狱。
这位利罗伊老兄当初之被定罪，依据的是有他签字的一纸供状，其实那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审讯以后，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们也真有办法──可这是不是合法呢？）他签下名字的时候，也不清楚这个字签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签了字就能让他阖会儿眼。他的案子一经提出复审，当时就成了援用“米兰达”案判例的纽约几宗大案之一。结果我们终于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讨回了一点公道。
“真谢谢你啊，老兄，”他谢过了我，就转过身去吻他热泪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动了，”我应了一声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罗伊·西格把快乐分一点给我。再说，他到底还有个老婆呢。而且，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律师私下行话中的所谓“冤包子”，天下也实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韦伯也是一个例子。他是跟征兵局打的官司，为的是出于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征兵局觉得事情难办。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罢了Ⅰ，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难证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于怕死，而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尽管他明知官司打起来吉凶难卜，桑迪却还是情愿留下来打这场官司，怎么也不肯逃到加拿大会。他要表明自己是对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坚决主张非暴力的。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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