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具有极左政治观点的人。但这些事一般都是由该部自己的治保人员负责的。
他要负责的较大单位是外交部、内阁和国防部，这几个部门的往来文件堆积如
山。但他们自己的治保措施也很严格。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与各个部的治
保负责人取得联系、约定见面时间，以便互相认识。
在打电话的间歇，他看着面前堆着的、从楼上旧办公室带来的个人物品。在等
着一个回话时，他站了起来，打开自己的新保险柜，把文件一卷一卷地放进去。最
后一份就是他上个月打的报告，他自己留存了一份，另一份已经被注上“不转发”
而埋在档案室的纸堆里了，这是仅剩的一份了。他耸了耸肩膀，将它放人保险柜的
最里面。它可能永远没用了，但他认为还没有必要将它扔掉，总是过去的一个纪念
嘛！不管怎么说，把它们归拢成一个报告，还是花费了他许多心血的。
第三章 致总书记的信
致：苏共总书记
自：H．A．R．菲尔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将英国工党的历史及其强硬左派在过去25年间的
渗透和最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提纲挈领地谈一下。我认为，只有在了解这些情况
的基础上，才能纵观过去几年的历史和今后数月的前景。
自从休·盖茨克尔陷入不可救药而死去之后，英国工党的发展几乎在踏步不前，
它的历史已被莫斯科写出来了。
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工党的内部一直存在着竭诚亲苏的马列主义势力。但是，
在该党的历史上，这股力量还是很小的，不能操纵事情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更重
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该党领导阶层的选举和该党的领导力量。
只要工党处于专断的克莱门特。艾特利或狂热的休。盖茨克尔的流毒影响之下，
这种状况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这两个人的手中都攥着“清党名单”。按照这个名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
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随者都是工党的败类，不能允许他们加入工党，更谈不上
在党内担任工作。
休。盖茨克尔1960年在斯卡博罗党代会上叫嚣为工党的（传统）精神“斗争、
斗争、再斗争”。1963年1 月他死了后，党的领导权落在哈罗德。威尔逊手里，一
直掌权13年。在这13年中，他的两个特点给工党带来很大影响他与艾特利不同的是，
他名利薰心、好大喜功；与盖茨克尔不同的是，他尤忌斗争、主张妥协。针对他的
这种特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政策，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地
打入了工党内部。
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项荆棘丛生、艰难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称全执委）里，亲苏的我们的朋友们采取投石
问路的策略，设法通过了一个决议，从“清党名单”中划掉了“劳工研究部”。这
个“劳工研究部”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团体。值得庆幸的
是，该党中央对这项动议没有驳回。下一年，即1973年，全执委中的强硬左派便全
部吊销了“清党名单”。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党内马列主义小组的意料之外。那时，他们之中少数人是太
嫩的新手，但多数都是30年代就亲苏的马列主义者。他们需要在工党内扩充势力。
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许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党之外，并且有一大批强硬左派
政治活动者在寻求政治归宿。现在大门敞开了。正是这些人，不同年龄不同组织的
人，大量地拥进了工党的队伍之中。
随着日月的流逝，大多数老党员，尽管他们在艾特利和盖茨克尔那些前途渺茫
的岁月里一直在党内维持着党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还乡了。现在，已是新的一代
——15年前很年轻，但现在已经成熟了的一代，组成了强硬左派，他们不仅在党内
占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在各阶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来，在全执委中，强硬左派一直占绝对优势。而且正是通过这个有用
的工具，使该党的党章和上层领导成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请允许我简单说明一下，总书记同志，我所说的“我们的朋友”在英国工党和
工会运动中是指哪些人。他们包括两种人：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我所说的自觉的，
不是那些所谓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蜕化出来的人，这两种人都仇恨莫斯
科，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极强硬左派。这种人具有献身精神，是彻头
彻尾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并不珍视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毫无用处的英
国共产党员。他们是莫斯科的坚定朋友，十有八九会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办事，甚至
有些意图不能向他们讲明，他们也能去干。有些人则认为是在靠“觉悟”或为了
“英国”而去干的。
第二种朋友是英国工党内部起着决定作用的强硬左派。他什1 是这样的人：他
们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堪称为类似马列主义的左派。
他们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贯彻苏联对英国或西方
盟国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们是一些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甚至不愿意被人教导的人，
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念、变异爱国主义、破坏观念、个人突出思想所驱使的人，屈
于威胁压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乐于随帮跟影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与我
们苏维埃的利益并行不悻。他们形成了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当然，他们都自称是民主的追随者。令人高兴的是，当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
“民主”理解成多党制，统治机构必须定期由广大群众秘密选举而产生。既然我们
的强硬左派朋友们都是俗体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间烟火，睡觉、做梦，每天醒着时
还要为左派方针而工作，所以，他们要一个“选举出的民主”，由他们或与他们具
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权。英国的舆论界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总书记同志，我现在想谈一下多年来强硬左派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干扰。这
就是两条道路共存、并行长入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在强硬左派的
思想中存在了几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才得以解决。
强硬左派多年来要在英国推行的两条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和“工业道路”。
前一条道路就是潜移默化地接管工党，以其作为工具来掌握政权而制造一个真正的
革命社会。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上街头，从
而产生革命的社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英国，真正的马列主义中流批柱是在工会运动之中，工
会的中坚分子总是比工党在议院里的中坚分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是
工会一方起主导作用并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达到顶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尔逊重新掌权时，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会。如果他把
工会推上来，就会使工党破裂并且丢掉交椅。那时工会发动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
资、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冲天涨的人头税，使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和财政上都陷。
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 月，哈罗德。威尔逊失去了对工会和经济的控制。经济学家们看得
很清楚，大动荡到来了。威尔逊宣布，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把政权拱手交给杰姆
斯。卡拉汉。
当年夏末，英国经济濒临危机，需要国际货币基金会给以大量的紧急贷款，但
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不理睬，认为不符合条件。在10月的工党代表大会上，英国财
政大臣只好书面请求工会的负责人遏制工资和接受削减公用开支。
菲尔比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多事之秋，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
当英国工会的负责人与莫斯科接触和聆听如何办的指示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聆听
者和得力的参谋。遗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纪内战以来，英国一直没有被革命
势力所掌握；自从那时以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机旁。
您会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莫斯科的建议是：工会要重视卡拉汉政府要求节
制的号召。不到两周，工会的战斗意志就垮下去了，对政府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协
约”作了让步。时至今日，英国自己还仍然蒙在鼓里。所以，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您
应该了解的情况，因为它与下述情况有关。
应该重视财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数百万的工人推到街头去与军队和警察对峙。
这里有一个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原因。正如那时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争辩的那
样，所有的历史教训都证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军队和警察之中、并使其大多数人
拒绝服从长官的命令而支持游行示威者之时，群众运动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杂牌民
主。
在英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尽管多年来一再努力，以便在工会的基
础上“组织”起来，但在英国从未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我认为也是对的——英
国士兵和警察仍然效忠于女皇、王权和英国政府（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权力），并且
服从他们长官的命令。
只要有这种状态存在，任何想从大街上而不是从议院内去改变英国历史的企图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旦失败，它会使我们真正的朋友的事业倒退，不倒退半个世
纪的话，也要倒退几十年。
从那以后，便开始努力改变英国革命的这个薄弱环节，着手于在警察和军队内
开展工会活动，但没有收到成效。杰姆斯。卡拉汉过去曾是警察联合会的顾问，他
不允许开展这样的活动。1979年5 月，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后，这种活动便被抛
出了窗外。
我们的朋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自从控制了大批都市的权力后，通过出版社
和宣传工具，在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中，他们或者亲自地或者利用托洛茨基小派别中
的激进年轻人作为突击队，开展不屈不挠的运动，来贬低、低毁和破坏英国警察。
目的当然是为了削弱或摧毁英国大众对警察的信赖，而这些警察却是世界上最和蔼
和纪律最严明的。
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显著。偶尔靠揭露当地的弊端、抨击当地的腐败和警察的
暴行等，取得了一点成绩，并发动了几次组织严密的骚乱。但整个英国的工人阶级
却是顽固地墨守成规和服从法制，而中产阶级也总是站在警察的一边。
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点，靠“工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发动千百万
群众走上街头去推翻选举的政府，完全是蠢人的举动。现在应该走的道路是“议会
道路”，不知不觉地、迂回曲折地开展工作。归根结底，这是最有效的途径。
这种通过议会道路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途径，现在已经踏上了胜利的进程。
这种结果应归功于强硬左派打入工党内部运动的巨大胜利，归功于工党结构的巨大
变化，归功于1983年大选悲剧以来我们真正的朋友所采取的自我否定政策的胜利。
由于与1976年秋季所贯彻的工业道路分道扬镳，我们在工党内的马列主义朋友
们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控制了该党的命运，采取了有效的方案，三年前废除了
“清党名单”。
工党始终像是一个三脚架一样靠着三条腿：工会。选区工党（每个选区一个，
构成了英国的选举模式）和议会工党，即大选中选出的工党议员们。党的领导人总
是从他们之中产生。
在三者中，工会是最强的势力。这股势力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一，他们是
党的财经来源，从千百万工人工资中扣除的钱中征得一部分充实到他们的金库中去。
二，他们在党代会上实行“团体选举”，由工会全国执委会来代表成千上万未经复
查的成员进行选举。这种集体投票的办法可以使任何决议得以通过，并能使党的最
重要的全国执委会的三分之一都得以当选。
工会选举执委会是绝对说了算数的，他们是由决定工会政策的脱产活动分子和
官员所组成的。他们是金字塔的顶尖，中层由地区干部组成，底层由支部于部组成。
这样，在广大工会于部之间，强硬左派分子是主要力量，实际上，他们已经成功地
掌握了权力。
在这个任务中，我们朋友的伟大同盟军是广大普通工会成员。这些成员对事物
漠不关心，不愿意参加工会支部会议，这样，参加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就可以控
制几千个支部、几百个地区和全国执委会。目前，附属于工党的80个工会中，其中
10个最大的工会控制着工会选举的半数以上，而这10个中的9 个都是由强硬左派掌
权的。但在70年代初却只有两个。这些成果只是靠千百万英国工人中那些不到1 万
人的杰出人物来取得的。
经过对选举团在选举党的新领导的作用的描述，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强硬左派所
控制的工会选举的重要性。工会在选举团中操纵百分之四十的选票。
其次是选区工党。在这些选区工党中，核心是总管理委员会。它不仅负责该选
区党的日常事务，而且还有另一重大职能：为议院在工党挑选候选人。在1973年至
1983年的10年中，极左派强硬路线的年轻积极分子开始进入选区，通过在选区内召
开一连串的枯燥的马拉松会议，开除了旧的干部，一个又一个地控制了总管理委员
会。
由于选区接二连三地落入新强硬左派的手中，代表这些选区的大部分中央议员
都变得越来越强硬，而且，他们还不容易被驱逐。为了争取强硬左派的真正胜利，
必须削弱议员的独立性，把他们从选民利益的代表者变成总管理委员会的驯服工具。
这一目的在1979年被布赖顿的强硬左派实现了。依靠他们的管理委员会通过了
年度选举议员的新规定。这个规定造成了权力大转移。一大群核心议员退出去了，
组成了社会民主党，其他人落选了，从而脱离了政界。最有资格的核心议员也不得
不辞职。虽然还是议会工党，但却被闭割成只有一种职能：只是议员，只能选举工
党领导的议员。把三个权力集中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81年，在强硬左派的
努力下，又一次实现了这一目的。由于创立了选举团，其中议会党掌握了选票的百
分之三十，选区党占百分之三十，工会占百分之四十。在必要和需要时，选举团就
选出新领导，并且每年给以确认。这最后的职能对现在的计划起着决定的作用。这
一点，我将给以说明。
我所说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