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
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
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
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
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
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
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
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
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
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
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 英里，找到了杜。普
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
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
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
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
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
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
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
——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
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
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
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
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
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
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赢弱而美丽的新
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
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
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
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
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
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
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
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
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
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
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
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
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
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
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
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
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
人正在那里等他。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
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
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
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
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
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
“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一切。他们将把一些物件
偷运过去，或者通过海关，或者通过不检查的地点。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
么，也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只要记住一个接头暗号以及另一个备用暗号就可以，以
防一旦某一个联系不上时使用。每个人将东西交给执行官后便回到我们的国土来，
并且立即隔离起来。除了执行官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但这一
点，他们谁也不知道。
“指挥信使的是一位调度官，他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国的执行官手中。
还要有一个供应官与其配合，及时提供运送物件。这个人要有四个助手，每人负责
一项专门工作。
“一个人负责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个人自己要学会高级技术；第三个人负责
提供制成品；第四个人负责通讯联络。重要的是，执行官要向我们报告进度、困难、
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准备就绪的时间。我们要在任何计划更动时，能够及时通知他，
当然，还包括向他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关于通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的因素，不可能采用正常的通讯渠
道或人员会面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广播波段，以密码的方式
定时与执行官进行通讯。但是，为了使他在紧急时能与我们联系，他必须在英国某
地有一台发报机。这是一台老式的发报机。这很危险，是一台战时使用的发报机。
但必须有一台。你会看到我在里面提到过。”
总书记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计划中所需要的每一个人。最后，他抬起头来。
“你会得到这些人的，”他说，“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人地找出来，都是最好的，分
别给以特殊使命。”
“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计划’透露给我们在伦敦大
使馆的克格勃人员。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没有说出来他的另
一个担心，“就这些。”
第十章 大使与集中营
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顿的请求下，维尔扬和他在联合大厦四楼的办公室里会
了面。由于是星期天，几乎整个大楼都归他们所有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维尔扬上尉问。
“昨晚睡不着，我想了许多，”普雷斯顿说，“有些事情是不对头的。”
“从北边回来你睡了一路，”维尔扬不快地说，“可我得开车。”
“啊，但是你比我结实多了。”普雷斯顿说。
这话使维尔扬很高兴。他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经常坚持锻炼。他变得随和
起来了。
“我想找另一名战士。”普雷斯顿说。
“什么另一名战士？”
“跟马雷一起逃走的那个。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战士’或‘
我的同志’，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名字呢？”
维尔扬耸了耸肩。“他认为无关紧要。在温伯格医院时，他一定会告诉当局的，
以便通知家属。”
“那是口头的，”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听他说的军官们可能很快就被遣
散为老百姓。只有书面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他提到了但又没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
个战士。”
“但是他已经死了，”维尔扬分辩说，“他42年前就埋在波兰森林的坟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谁。”
“可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呀？”
“马雷说在那个集中营里只靠红十字会食品包维持生命，”普雷斯顿说，似乎
在冥思苦思，“他还说是在圣诞节以前逃走的。这必然使德国人感到不安，通常是
全体都要受到惩罚——失去特殊照顾，包括不给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那个圣诞节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个人？”
在南非没有旧战俘协会，但有一个退伍军人联谊会，包括那些打过仗的人。这
个组织叫钢盔协会。钢盔协会成员的每个分会的会议室叫做“弹洞”，负责人叫
“老牛”。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每人用一部电话，分别与南非每一人“弹洞”联系，
设法找到一个在344 号集中营待过的人。
这是很麻烦的。那所集中营里的11000 名战俘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或美国，南非人很少。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死了，
钢盔协会的成员中，有的到高尔夫球场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认，有
的给出了一些主意，结果仍然到处是死胡同。太阳落山时，他们歇手了。
星期一上午又接着干。到中午时，维尔扬才喘了一口气。他在开普敦找到一位
退休的肉类加工商，维尔扬和他讲着南非语。他用手捂上话筒说：“这个人说，他
在344 号集中营待过。”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安德森先生吗？啊，我叫普雷斯顿。我正在对344 号集
中营进行一些研究工作。谢谢，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儿待过。你还记得1944
年圣诞节吗？两个南非战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确实记得。对，我肯定
是相当糟糕的……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啊，不住在一个屋？是啊，当然了。那么，
你记得南非国民大会组织负责人的名字吗？……罗伯特准尉。全名是什么……请仔
细想一想……什么？瓦尔特？你能肯定吗？太感谢你了！”
普雷斯顿放下电话。“瓦尔特。罗伯特准尉。我们到军事档案馆去，好吗？”
他们找到了南非军事档案馆。出于某种原因，它附属于教育处，坐落于比勒陀
利亚的维萨治大街20号。名单中有100 多个姓罗伯特的，有19个人是以瓦字打头的，
7 个人叫瓦尔特，但都对不上。把瓦字打头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无所获。普雷
斯顿在罗伯特的卷宗里，从字母A 开始查起，他很走运，一个小时之后，他查到杰
姆斯。瓦尔特。罗伯特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
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
100 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
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
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
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
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
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
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 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 月底
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
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
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
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
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
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
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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