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总书记是大型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洛哥夫博士终
于读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这很担风险，”总书记平静地说，“有什么保障措施没有？使它不会像——
其他行动那样引火烧身。”
他没有说出那个词。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在克格勃的最后一年，沃
伊蒂瓦事件的惨败使他大伤脑筋，花了三年时间才使那场喧嚣和谴责平息下去。全
世界的舆论都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这真使苏联出尽了丑。
1981年早春，保加利亚保密局报告说，他们在土耳其内部的人从西德拖到一条
怪鱼。保加利亚是苏联忠实驯顺的卫星国，但出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深深
地卷入了土耳其及土耳其族人的纠葛之中。他们发现的这个人是个恐怖主义职业刺
客，受过黎巴嫩极左派的培训，为土耳其极右派格雷。沃尔弗斯当枪手。他越狱逃
到西德。奇怪的是，他表示要刺杀教皇。他们该怎么办呢？把这位穆罕默德。阿贾
扔出去不管呢，还是给他钱、给他假证件、再加上一支枪让他去干呢？‘在正常的
情况下，克格勃的反应应该是谨慎的——干掉他。但现在情况不正常。卡罗尔。沃
伊蒂瓦，这位世界上第一个波兰教皇，是一个主要威胁。波兰在怒吼，在那里，
（共产党的）统治将要很快被持不同政见的团结工会所粉碎。
持不同政见的沃伊蒂瓦已经对波兰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苏联看来，产生了极其
恶劣的影响。克格勃回答保加利亚说：你们干吧，但我们不过问。1981年5 月，阿
贾揣着钱、假证件、还有一支枪，被陪送到罗马，并给他指明了方向。他便孤注一
掷，结果是许多人送了命。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Z ”洛哥夫博士说。这个“曙光计
划”基本上是他策划的，并随时准备为它辩护。“沃伊蒂瓦事件由于三个原因而酿
成大错：被刺者没有死；凶手被活捉；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替罪羊，
比如说，意大利或美国的极右派。应该有一连串有力的证据，使全世界相信，阿贾
的后台老板就是右派。”
总书记像鸡吃米一样地点着头。
洛哥夫接着说：“这次，情况大不一样。每一步都有回旋的余地和金蝉脱壳的
办法。执行人是一名高级职业特务，在被捕之前，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多数
制品看起来都是无害的，没有人会追溯到苏联这边来。执行人在事发之后绝对活不
了，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合措施，使矛头无疑地指向美国。”
总书记转向马尔琴柯将军，问道：“行吗？”
三个委员都觉得不大自在。马尔琴柯若是做出什么反应，大家都会很容易地随
和他。但他什么也没表示。
马尔琴柯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说：“很可行。我认为需要10到
16个月才能完成。”
总书记问菲尔比说：“上校同志呢？”
菲尔比说话结巴得更厉害了。他在紧张时总是这样。“至于风险嘛，我还拿不
准，技术上的可行性我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效果——它肯定会使百分之十的浮动选
票倒向工党一方。”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
“总书记同志，我反对。我认为，它的施行和产生的可能后果都是非常危险的。
它完全违背了《第四秘密议定书》的条款。这个议定书一旦被破坏，大家都要遭殃。”
总书记似乎陷人了沉思，谁也不想打搅他。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凝思了
5 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没有笔记，没有录音，外面也没有这个计划的废
纸，是不是？”
“没有。”四个委员一致说。
“把文件和封套都给我。”总书记说。他接过来后，以一贯的单调的声音继续
说：“这个计划很残酷、很毒辣，具有冒险性，也特别危险。现在委员会解散。你
们各回各的岗位，不要再提非常委员会了，更不能提‘曙光计划’。”
四位卑微而虔诚的人站起来之后，他仍然坐在那里瞪着桌子出神。他们无声地
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几乎谁也没看谁一眼，便被引到楼下，向他们各自的汽车走
去。
在空旷的院子里，各自钻进汽车。菲尔比坐在自己的伏尔加里，等着司机葛利
高利叶夫发动引擎。但司机却坐着不动。另外三辆车都开出了院子，出了门洞，驶
上林荫大路。菲尔比的车窗上有人敲了几下。他放下车窗，看到巴甫洛夫少校的脸。
“请跟我来，上校同志。”
菲尔比的心格登一下子。他明白，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是几个人中惟一的外国
人。总书记是善于抓薄弱环节而出名的。他跟着巴甫洛夫少校又回到楼里。两分钟
后，他又被领到总书记的客厅里。这老头子仍然坐在咖啡桌旁的轮椅里。他示意让
菲尔比坐下。这位英国叛徒诚惶诚恐地坐下了。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书记温和地问。
菲尔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个，残酷，大胆，危险。但是，如果成功
了，很起作用。”
“这个计划很妙。”总书记小声地说。“要实行，但由我自己抓，别人谁也不
能插手，只有我自己。而且，你要做不少工作。”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菲尔比大胆地说，“为什么是我呢？我是个外国人啊，
虽然我一辈子都在为苏联效劳，而且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三分之一，但我还是一
个外国人啊！”
“一点不错，”总书记回答说，“除了我，你没有后台。你不能搞阴谋来反对
我。”
“你要离开家和你的爱人，辞去司机，住在我的沃苏沃别墅宾馆里。在那里，
你可以把执行‘曙光计划’的先遣队组织起来。你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权力，可以
通过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来贯彻。你自己不要露面。”总书记按了一下桌下的
按钮。“你要在这个人的监护下工作。我想你早就认识他了。”
门开了。无动于衷的、目光冷淡的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里。
“他非常机警，而且特别敏锐，”总书记赞赏地说，“但又非常忠诚。他恰巧
还是我的侄子。”
菲尔比站起来正要跟少校离去时，总书记递给他一个纸条。这是一张第一总局
呈递给总书记亲阅的薄纸文件。菲尔比难以置信地看着。
“是这样，”总书记说，“我昨天收到的。你不能像马尔琴柯那样，要10到16
个月。看来撒切尔夫人要在6 月份就开始行动。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比她早一周。”
菲尔比长嘘了一口气。在1916年，只用10天就完成了俄国革命。而现在却给了
这位英国天字第一号的大叛徒90天，来进行一次英国革命。
第九章 南非旅程
13日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抵达简。斯马茨机场。驻在当地的站长来接他。站
长叫丹尼斯。格雷，瘦高个，黄头发。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个人监视
着他，但并没有接近他。
海关和人境只是一种手续。着陆30分钟后，两个英国人就驱车向北，朝着比勒
陀利亚疾驰。普雷斯顿好奇地望着南非大草原的风光。这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
—一条六车道的现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纵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两旁都是欧式的
现代化农场和工厂。
“我在勃哲斯巴克给你订了房间，”格雷说，“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伦敦通
知我说，你愿意住旅馆，不愿意住公寓。”
“对。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咱们先去登记一下。11点还约定与‘野兽’见面呢！”
这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本来是加在范。邓。伯格将军头上的，一位警方将军、前
国家保安局局长。在1979年的马尔德盖特丑闻之后，南非国家情报部队与保安警察
融为一体的害人机关解体了，从而使职业情报人员和外事部门如释重负。他们之中
不少人都尝过国家保安局铁拳头的滋味。
情报部队重新改组为全国情报局。亨利。皮埃纳尔将军从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位
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
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
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
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
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
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
400 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
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
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
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
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
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将军的办公室
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
是两个官员。
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讲究
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
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
用绿色的慢帘遮着。
皮埃纳尔将军又高又胖。他们进来后，他站起来，并走过来握手。格雷作了介
绍，将军示意他们坐在皮椅上。侍从端来了咖啡。他们的谈话声音很小，格雷领会
了意思，便起身告辞了。皮埃纳尔看了普雷斯顿一会儿。
“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
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
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
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
“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
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
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
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
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
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
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
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
“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
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
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 月开始，在
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
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人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
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
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
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
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
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
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 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
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
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
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
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
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
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
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 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
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
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
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 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