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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修正不了心中那个奇怪的“应该”情结。
那一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屈指数起我们认识的所有文学朋友，大大小小百十来人，没开过文学性的“作品研讨会”的，只有我一个。有一次，一位对我一直很欣赏的文学活动家和我详细谈了给我开研讨会的计划，我不置可否，结果他很生气，觉得我过于“傲慢自大”，从此很少再与我来往。
我根本不是什么“清高孤介”。作为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也对别人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也请过一位文学奖的评委朋友吃过饭，我也曾画虎不成反类犬地学习过“应酬”，我也曾经很想在圈内获得“成功”，以便能获得各种相关的好处。我只是后来确定，我喜欢“舒服”多过“成功”。
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帮我开了专栏的吴玄，我后来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我居然没好意思对他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归根结底，也许是成长的背景，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有一种“应该”，有一种“清洁”。我纠正不了这个“错觉”。
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
现在推荐一本书，谁还当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朋友的请求，坚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处理结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还可能使一位小编辑的前途受了影响。许多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我做得不对。
我的“心理疾病”确实令我落伍了吗？
第十三节
因为现在身为清华大学历史专业的博士后，与“学术圈儿”的交往比“文学圈儿”还要多，所以我现在应该算是游离在“文学体制”的边缘，介于文学社会和普通社会之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纯文学”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出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类的书。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读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当代》上开有专栏：他们很少读文学期刊。“纯文学”和“普通阅读”，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阅读大都固定在纯文学范围内，每一次文学圈内的会议，大家带的书，谈论的阅读，大都是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基本都在严格的“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致力于艺术质量。
“文学圈”远比“学术圈”更远离普通社会。每一次学术会议，那些专家学者私下交谈的，都是社会热点，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个个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学会议，朋友们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杂志上发了什么东西，哪篇被转载了，哪部作品又被列为“重点扶持”。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远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协里，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又偷偷把另一个人办公桌上的稿费单冲进厕所了。在某个笔会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决定某个女作家今晚睡在哪里……和这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唯一一点，是探讨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我读到一些对文学体制反思的声音，我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我和朋友们开过一些玩笑。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葱拌豆腐式地定义的。我在“文学圈”里遇到过许多温暖的人和温暖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干净清爽。比如《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就读过多次。我很奇怪，为什么韩少功要请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参加这个笔会。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
一见面，张承志就开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时“九一一”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觉，是有点像。体格粗壮，大鼻大脸，眉毛又粗又长，头顶毛发已经稀疏，声音重得近乎发瓮，显然雄性激素十分发达。和想象中的把编辑从家中骂跑的孤傲不同，张承志礼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随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急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和这些“文学英雄”在一起，我感觉又兴奋，又舒服。他们都真实朴素而自然，他们身上，有着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关心文学的少了。
冒充理论家的作家越来越多了，像我这样不会说话的越来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来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来越少了。
……他一口气编完，大家都大笑。蒋子丹立刻要求，这串顺口溜要交给《天涯》，放到“作家立场”里发表。
这个笔会让我感觉到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的余温。
第十四节
一九九六年，当我拿起笔的时候，误以为写作能给我带来一切。转眼，写作已经十六年了。我也由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付给了书桌。抬头一看，几乎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
十六年的时间已经把我身边的很多人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另一个人。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因为自小怀抱了当作家的梦想，拒绝给当地主要领导当秘书。如果那时他从政，现在至少也当一届县长了。当年，一谈起文学，谈起社会，他总是眼含泪水。而如今，他开始沉醉于一个鸡肋一样有名无权的副处级小官职，以善于讲话和敬酒而闻名，在他偶尔批判什么的慷慨悲愤中，每一次都夹杂着自己的巧妙诉求。有一次酒后，他对我说：操，鸡巴十几年，白活了。要是让我重新活，我才不他妈当什么作家呢！
是啊，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应该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蔓蔓青萝》、《泡沫之夏》、《潇然梦》……今日，某大学图书馆公布其2009年秋季学期借阅书籍排行榜，前100名几乎全为网络文学书籍。据该排行榜显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学英语规律338条》，其余的均为在网络上曾风靡一时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玥影横斜》、《爱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晓溪、安妮宝贝等青春小资文学作品。而与高校专业课程相关的书籍均无缘入榜……”
自己坐在大连市图书馆，翻读文学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读到这样的新闻，怎能让人不恍如隔世？当我恍惚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发现整整一代人的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子套牢。我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在二十多年前，这个世界就已经转向，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人，是最后一代“文学青年”。
第十五节
现在的我，已经成了历史写作中的“资深”一员。资深的一个证据，就是作品纷纷开始再版。
想当初和广西师大贝贝特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是丁东老师引见，所以在谈合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书出了几年后，才发现版权期居然是八年而不是常见的五年。人们常爱用八年抗战这个词，这说明在人的感觉里，八年是一个有点长的时段。确实，在这八年里，我换了两次工作，读了一个博士，又出了四本书。但是每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只能写一本书，我还是会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确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本书，也是读者们提到我时最常提起的书。
在这八年当中，有很多家出版机构提出提前再版这本书，但是原出版方一直没有同意，虽然后来在整整六年间，权版页上的印数没再被改过。这是中国出版界常见的现象之一。现在，时间到了，为了这本书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的吴怀尧开始操作这本书的再版。
这次再版最大的变化，是朱元璋一章，由原来的七万多字，扩展成近二十万字，就是说，由一篇人物随笔扩展成了一本书，一本完整的《朱元璋传》。希望它在已经出版的众多《朱元璋传》中，仍然能显现出自己的个性。
其他篇章，进行的调整比较小。现在回顾早年文字，有些地方，还闻得到青涩味道。可是，我很珍视这些文字，因为它们是不可复制的。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早年文字中时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做作，但是这些文字里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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