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访，不是都说某篇作品发表后，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其中会掉出漂亮女读者的照片）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者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当然，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担心可能失败。不过，我期望的是，在我成为作家之后，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杂志上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是“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从来没人知道这一点。
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了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颇有点不寻常：她是彼时以一本《现代化陷阱》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学者何清涟。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何清涟的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八十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不再从事文学了。他们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许多才华正盛的作家，都纷纷转行去给导演们打工，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变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来讲，你发表的作品，只有编辑以及你通知到的几个同行会读。
与上两项变化互为因果，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八十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也不能说我没有得到过反馈。在得知我发表了一些东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长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探讨过“写作”这个话题。据他理解，在作家当中，写散文的尚属正常，写小说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写诗则是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的确凿证据。
同时，我全力写作的年龄正是一个中小城市青年找对象的关键时段，“不好好上班”、“写小说儿（人们管文学杂志上的东西一律叫做小说）”
不但没成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婚姻对象的证明：这证明我不会很好地沿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之路攀登，反而有成为浪荡之人的可能。在我逃离了“行长秘书”这一职位后，这一征兆更为明显。而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第十节
奇怪的是，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做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
写作是痛苦的。写作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兴奋体验。
写作又是快乐的。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惊讶、惊叹乃至惊呼。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你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你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评价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在历史中，各种情节都已出现，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开始观察农民起义、观察中国人的盛世梦，观察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比如，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结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就这样，我从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历史是社会学科的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一九九六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其途径正是由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而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创造个写作环境。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前年他因车祸去世，愿他在天上平安快乐）为人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古墓那样安静。每当这时我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十一节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学期刊，读者群基本已经净化为“纯文学读者”。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了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隔三差五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一笔一划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对一些人确实发生了影响。
让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第十二节
在主要传播方式转为出版的同时，我的传统“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朋友作家钟求是有一次和我通电话时说，我感觉你的东西挺适合《当代》的风格。你寄给我的朋友吴玄吧，他现在在《当代》做编辑。
我按钟求是提供的邮箱寄去了几篇稿子。一周后，吴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主编洪清波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从二OO六年起，为我开一个专栏。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专栏的名字后来定为“史纪”。这成了我在“纯文学”领域最辉煌的“业绩”。我获得了一些省级文学奖和一项不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对了，还有“文学创作一级”这个职称。因为这些成绩，我成为省作协的“理事”，后来又成为“主席团成员”，还成了一个市作协的“副主席”。我参加了“青创会”，并且见到了常委同志。这是我“纯文学”之路的顶峰。从一个小城市的无依无傍、赤手空拳的草根青年，到一个地级市的“作家协会副主席”，这就是我爬过的“文学之峰”的高度。
不过，整体来说，我的“纯文学”之路走得不温不火，换句话说，其实是不太成功。用某个文学前辈推心置腹的话来说，你不会经营自己。你怎么不开个研讨会，找几个有名的评论家评论一下子，给你归成一个什么文学现象。那你不就火了？
前辈说得轻松。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我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气。这把火哪那么容易“点着”。
不过，他说的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作为一个写了相当年头的作家，我对一些心照不宣的事也相当清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只要你的才气不足以掀翻地球，那么你就有必要“经营”一下自己。
这就是中国“圈子社会”的现实。如果有了人脉连接，你完全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四两拔千斤。事实上，我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成功”，除了一开始几篇“自发投稿”是完全自我奋斗之外，其他的重要几步，也都是在人脉的连接下完成的：那篇《无处收留》最终得以在“一流刊物”上发表，毕竟是文能先生不懈推荐的结果。第一本书的出版，则是刘元举先生向老乡祝勇介绍我的副产品。《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好的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在那之前认识了丁东先生，再加上章诒和先生的序。而我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卖得不错，柴静写的那个跋和刘瑜、老六的帮着吆喝自然功不可没……我不得不承认，“圈子”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时代，信息的大海之中，你其实只能看到进入视野的这一小片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常理，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人们更习惯于这种“手工式”的联结。这是一个大家�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