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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儿。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是在某些绿林英雄的性情深处，暴力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更是一种娱乐。
底层社会的英雄，那个为广大劳动人们衷心喜爱的李逵，他“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当狱卒，“为他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常常在社会上耍蛮使横，强抢强要，其行径颇有类于当今的流氓。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里吃饭，李逵不小心把一个老人的面条打翻，老人揪住他说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劝住，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经一店，吃了饭不给钱，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将他一斧砍了。
这些行径，在街头巷尾的听书人那里，引来的只是轻轻一笑，似乎他们喜欢的英雄像顽皮的孩子失手打了个碗碟，益发显出这个孩子的活泼可爱。
甚至《水浒转》第四十回这些血腥场景，也是被说书人当成“豪杰行径”绘声绘色地说，被数百年间的底层听众当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壮举，如醉如痴地听：
李逵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场时，“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
本来已经救出宋江，无须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却杀性大起，“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后来，晁盖阻止李逵别滥杀百姓，可是，“那汉（即李逵）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平心而论，此时的李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变态嗜血的狂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败类。然而，同时他却是几百年间民众喜欢和崇拜的对象。仅此一例，我们就会判明底层文化的人道精神，对生命的尊重意识，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们也多少会理解那些秉承水浒精神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血腥和残忍的记录。
第二十节 为何喜欢杀美女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
正如学者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
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道，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几次就借故杀掉。
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
第二十一节 实用主义
底层社会里物资极度贫乏，饥饿是每天必须解决的功课。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阔的大道理，不需要什么“终极理想”、“人道关怀”之类的思想奢侈品，更无法谈什么“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每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第二天的早饭在哪里。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实用主义被张献忠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绿林英雄们无一不崇尚权谋诈术。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张献忠“为人最狡”，在他的起义生涯中三次受抚，又三次复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信义可言，最后退出四川时，居然使用欺骗手段对队伍中的四川籍士兵进行清洗。
底层文化毫不掩饰物质欲望。《中国土匪》记载，清末土匪们流传的人生信条是“活着做强盗，做鬼也不冤”、“年轻不刁（欺负）人，到老后悔迟”。《水浒传》里英雄们劫了生辰纲之后，并没见分给穷苦百姓的记载。
《说唐》中贾润甫等劫掠官家财物，更是单纯为了自己享受。
在《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赞美王伦治下的梁山时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在上山之前，他们想到更多的也许并不是“济贫”，而是“劫富”。
张献忠部在大抢大掠之时，似乎也并不以贪财好物为耻。与其他部队不同的是，张献忠命令他的部下搜掠金银充公。撤离四川前，他把历年抢掠来的金银沉于江底，有数十船之多。
底层文化是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困的文化，它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东西，不可能给中国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统文化里，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第二十二节 陷入恐慌的成都人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大明王朝。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到张献忠部入蜀给四川人带来的震动。秀才傅迪吉亲身经历了张献忠据蜀，后来他在年谱《五马先生纪年》记载了他所见的张部所作所为。
傅迪吉是四川简州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张献忠入蜀前，他还在州城里读书，日与诸友唱和往来，周围一片太平景象。及至崇祯十七年（公元年）五月初三，张献忠进入四川的消息传到简阳，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虽然张献忠部短期内不可能到达，简阳人还是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六月，州城妇女逃尽”，“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人们的判断。简阳城里有的人家干脆举家远迁，到四川边缘地带，甚至云南、贵州等地，去投亲靠友。
和传说中广大人民面对起义军总是欢欣鼓舞不同，简阳人在等待张献忠部到来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受尽恐怖的折磨。越是乱世，谣言越多，三天两头有消息传过来，说张军马上就要到了，于是百姓们扶老携幼，匆匆逃到山里。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百里之外的省府成都更是乱成一团。在重庆与成都两城陷落之间的一个多月，成都居民们日夜被恐怖所煎熬。
史书记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都城内都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之中，三更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因为听到风吹草动，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于是一城骚动，人们哭爹喊娘，四处躲藏，折腾大半夜，才发现是谣传。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干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对成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
简阳当然也很快尝到了张献忠兵锋的滋味。那些早早逃入山中的人被证明具有远见，因为那些迟迟不愿出逃的人中，果然有些人遇到了血光之灾。
据《五马先生纪年》载，成都破后，九月十二，张献忠部四出扫荡附近州县，一支部队奔向简阳。五马桥村附近千余人闻讯仓皇出逃，奔到附近山上，然而他们的速度无法与张军的马队相比。张军很快追了上来，他们不得不徒手与义军“相抗”，被义军马兵“尽杀于黑痣湾喜儿潭，水中岸上，无一隙地，此初见杀人之惨也”。
看来，传说中的大劫，终于要到来了。
第二十三节 “打招安”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并没有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的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普通百姓们被集体屠杀的记载。
据清人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
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现象。《五马先生纪年》载，十月初四，张献忠又一次发兵，“谓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归顺张献忠部。“随后即派伪‘都司’姓吴者、伪吏目姓田者下到吾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国顺民’四字，载在背上，兵不敢乱。”
“吾州有伪水军左都督、伪水军右都督俱姓王，伪总镇率领兵船千百艘，驻扎于渭水坝。乡绅百姓们在伪官的带领下到军前投降，上述三位军官十分高兴，于是就大发慈悲，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而不是杀掉），（被剁之人）号呼之声胜如雷吼。三位军官命伪知州安抚百姓，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第二十四节 “大西王”
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开国者”了。
挥师入川之前的十四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之一，由一个文盲变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不朽声名的卓越军事家。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以前，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
十年之间，崇祯帝屡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国里最恐怖的三个字，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是丢官落职，或者死于战场，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十四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也曾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
飘蓬如旋风般不停息的流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渐渐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接近四十岁，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更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直指北京，帝王大业已见雏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流贼”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
然而，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不再骚扰平民百姓，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凡是带不走的粮食，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并且，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而是派官设府，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
仅仅四年，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最有优势的候选人，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现在，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也不得不开始奉“大顺”正朔。
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人民之主”？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自成吗？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献忠天姿非凡。他作战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除此之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颇能吃苦耐劳，“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当时在大西军的外国传教士这样描写：“张献忠人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
官方史书说：“阴贼多智。”据曾与张朝夕相处的法传教士古洛东回忆，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两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
（《圣教入川记》记载）论智力、胆气、武勇，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没有长性。性格急躁刚烈，作风简单粗暴，只图眼前痛快，缺乏长远打算。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八大王”，还是没有多大长进。
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他也知道，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在挥师入川前，他已经下定了“炼炼坐性”而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