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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①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毁语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我们会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义。但我们会做语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尺度。
“在从前某个时候……”来访者们对一个老妇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孩子？他们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们从那最后的话中听到了什么？那只鸟“在你们手里握着”。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话还是一句关上门的话？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个老人、妇人、黑人、盲人。我现在的智慧仅在于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属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里。假设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假设那次访问只是个诡计，一个想让她和他们说话的花招，但却像从未有过那样被认真地对待了。而那仅是一次干预、打扰成年人世界的机会，仅是打扰、议论成年人的那种罪恶生活气氛的一次机会。它涉及一些紧急问题，包括他们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握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并不是什么花招；不是瞎胡闹。是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个老人注意的问题。如果这曾经过生死考验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还有谁能呢？
她没有；她守着秘密，守着她的自负，她那格言式的语气，她的不置可否的语言技巧。她维持着与来访者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退进自己的既世故又独享的空间之中，与世隔绝。
在把问题转变了之后她立即沉默起来。那沉默很深沉，比她说的那些话的可能有的意义还深沉。这沉默在颤抖，孩子们感到不快，便当场想出一些话来填充这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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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3）
他们问她：“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说，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失败经历吗？你刚才给我们的教育根本不是什么教育，因为我们对你所做的和你所说的同样注意着，看到了你在慷慨和智慧之间所设置的一道屏障。
“我们手里没有什么鸟，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和我们的重要问题。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便使你不愿去思索，甚至去猜一猜呢？难道你不记得当你年轻时语言像是没有意义的魔术的那个时候吗？在那个你能说一些话却说不清它们的意思的时候？在幻想去看那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在问题成堆和寻求答案使你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们是否一定要像你已斗过并斗败了的男女斗士一样来开始理解一切，使我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刚才所设想存在的什么东西呢？你的回答很巧妙，但这种取巧回答使得我们难为情，也应使你觉得难为情。你的回答的自我陶醉味道是不体面的。如果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你的话就像是为电视节目写的废话般的台词。
“你为什么不伸出手，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一下。慢些说那带刺的话，那教训人的话，先了解一下我们是谁。你是不是那么藐视我们的花招，我们的伎俩，因而使你不能察觉我们是因要引起你的注意而迷惘着？我们年轻，不成熟。我们一直听着让我们要负责任的话。在世界变得成为一场灾难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就像一位诗人说的，‘没有什么可揭露的了，因为一切已经是赤裸裸的’。我们所继承的局面是难以接受的。你要我们也变成只看见残酷和庸俗、像你一样长着一双瞎眼的老人吗？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傻，一次又一次地为虚伪的什么国家地位而假装着信誓旦旦吗？当我们陷入你们遗下的毒素笼罩的氛围之中时，你又有什么权力向我们谈责任呢？
“你把我们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把没有握在我们手中的小鸟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生命难道没有来龙去脉可言吗？没有歌曲、没有文学、没有充满滋养的诗句，没有你可以传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强壮的开始的、和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吗？你是个成年人、老人、智者。不要再考虑避免丢脸的事。考虑一下我们今后的生活，给我们讲讲你那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世界吧。编一个故事。故事是根本性的，在创造它的时候也创造了我们。如果你的企图超过了你所把握的，我们不会责难你；如果爱的火花燃着了你的话，使之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或者，如果你的话，像外科医生的手那样严谨，只缝合那些可能出血的地方，我们不会责难你。我们知道你永远也不会一劳永逸地做得正好。光有热情永远是不够的；光靠技巧也不行。但是试试吧。为了我们，也为了你，忘掉你在一般人当中的名声吧；告诉我们世界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在那些黑暗的地方怎样，在光明之中又如何。不用告诉我们相信什么，恐惧什么。指给我们看信仰的宽阔衣裙以及要把恐惧织成的大网拆散时那关键的线头在什么地方。你，老妇人，由于目盲，可以说单靠语言来表达的那种话，可以教我们不用真正看到就能看明白的办法。语言本身可以帮我们克服对那些无名的事物的恐惧，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坐禅式的领悟。
“告诉我们做一个女人是如何的，我们便可知道做一名男人是如何的，什么是在边缘活动着的。在这里没有一个家将会如何，把你从你熟悉的人身旁弄走，住到无法和你做伴的镇子边缘去又会如何。
“请对我们说说船队如何在复活节离开了海岸线，成为弃置在一块田地上的胎盘。请对我们说说那辆装满奴隶的马车，他们的歌声轻柔得和正在飘落的雪花难以分辨，对我们说说他们如何从挨得最近的一个肩头弓起的姿态知道了下一站将是他们最后一站。他们如何想到热气又想到太阳。他们如何抬起脸，像是在这儿等人带去。转身，像是在这儿等人带去。车在一个旅店门口停住。赶车人和副手提着灯走进去。马粪热乎乎地掉在它蹄下的雪地里，那咝咝声被融化，使那些已冻僵的奴隶们感到十分妒忌。旅店门开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闪开那道射出的光线。他们爬上马车。男孩三年以后会拥有一把枪，但现在他提着一盏灯和一罐热橙汁。他们依次传着喝。女孩给他们吃面包和一片片的肉，凝视了一眼她送给吃的那些人的眼神。男的给一口吃，女的给两口吃。一人看一眼。他们也看了她一眼。下一站将是最后一站。但不是这一站。这一站是温暖的。”
孩子们讲完，室内又沉寂下来，一直到那妇人又开口讲话了。
“终于，”她说，“现在我信任你们了。我信任你们和那没有握在你们手中的鸟，因为你们真的捉到了它。你们看。有多美好，我们做的这件事———我们共同做的这件事。”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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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走进这间大厅时我的脑子里萦回着那些在我之前走进这里的人士的身影。我能和那些桂冠文人为伍使我感到畏怯和欢悦，因为在那个行列中的一些名家的力作曾把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他们那挥洒自如与别具风格的笔触，以其真知灼见之清晰和勇气使我有时感动得为之心碎。他们在写作中所显示的惊人才华对我又是挑战、又是培育。我对他们的感激正如我对瑞典学院把我挑选出来参加到这显赫的行列中来的深切感激正好相似。
早在十月间，一位艺术界的朋友给我一个留言，被我储存在留言机里好几个星期。我不时反复把它重放，只是为了再聆听一次她由于高兴而有些颤抖的音调和那道出真情的语句：“你获得的大奖也是我们大家的；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她在这句话里流露的大功告成的欢悦和崇高的信任代替我纪念了这难忘的今日。
但当我离开这间大厅时，我将带着比我走进时更为新鲜、更加高兴的心情，那是一种将与今后的桂冠才人站在同一行列的欢悦心情。甚至就在我讲话的此刻，他们正在挖掘、筛选、润色着他们的作品语言，以便来照亮我们这里谁都还未曾梦想到的世界。但是，不管在他们当中有谁能获得这个圣殿中的一个席位，这个作家群将会越聚越多则是肯定无疑的。他们的声音将会道出已逝和未来的种种文明；他们站在高高的悬崖上所作的幻想的凝视将会吸引住我们大家的目光；而他们将目不转睛、决不回避。
因此，我是在牢记我们前辈的才华、我的姐妹们的祝福并在迎接着未来的作家的出现的心情中接受瑞典学院赋予我的荣誉的，并请诸位和我来同享这光彩的一刻。
托妮·莫里森
宠儿 1（1）
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房子里的女人们清楚，孩子们也清楚。多年以来，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忍受着这恶意，可是到了1873年，塞丝和女儿丹芙成了它仅存的受害者。祖母贝比·萨格斯已经去世，两个儿子，霍华德和巴格勒，在他们十三岁那年离家出走了———当时，镜子一照就碎（那是让巴格勒逃跑的信号）；蛋糕上出现了两个小手印（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两个男孩谁也没有等着往下看：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着热气；苏打饼干被捻成碎末，沿门槛撒成一道线。他们也没有再等一个间歇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风平浪静。没有。他们当即逃之夭夭———就在这座凶宅向他们分别施以不能再次忍受和目睹的侮辱的时刻。在两个月之内，在残冬，相继离开他们的祖母贝比·萨格斯，母亲塞丝，还有小妹妹丹芙，把她们留在蓝石路上这所灰白两色的房子里。当时它还没有门牌号，因为辛辛那提还没扩展到那儿呢。事实上，当兄弟俩一个接一个地把被子里的棉絮塞进帽子、抓起鞋子，偷偷逃离这所房子用来试探他们的活生生的恶意时，俄亥俄独立成州也不过七十年光景。
贝比·萨格斯连头都没抬。她是在病榻上听见他们离去的，但这并非她躺着一动不动的缘故。对她来说，孙子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认识到蓝石路上这所房子的与众不同，倒真是不可思议。悬在生活的龌龊与死者的刻毒之间，她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致，更不用说两个出逃的孩子的恐惧心理了。她的过去跟她的现在一样———难以忍受。既然她认识到死亡偏偏不是遗忘，她便用残余的一点精力来玩味色彩。
“给我来点儿淡紫，要是你有的话。要是没有，就粉红吧。”
塞丝就用一切来满足她，从布料到自己的舌头。如果你对色彩有所奢望，那么俄亥俄的冬天就尤其不堪忍受。只有天空有戏可唱，要把辛辛那提的地平线算作生活的主要乐趣，那简直是乱弹琴。于是，塞丝和女儿丹芙为她做了她们力所能及，而且为房子所允许的一切。她们一起针对那里的暴行进行了一场敷衍塞责的斗争；同倒扣的泔水桶、屁股上挨的巴掌，以及阵阵的酸气作斗争。因为她们就像知道光的来源一样明晓这些暴行的来源。
兄弟俩出走不久，贝比·萨格斯就去世了，无论对他们的还是她自己的离去都兴味索然。随即，塞丝和丹芙决定召唤那个百般折磨她们的鬼魂，以结束这场迫害。也许来一次对话、交换一下看法什么的会管用，她们想。于是她们手拉着手，说道：“来吧。来吧。你干脆出来吧。”
碗柜向前进了一步，可是别的东西都没动。
“肯定是贝比奶奶在拦它。”丹芙说。她十岁了，仍然在为贝比·萨格斯的去世而生她的气。
塞丝睁开眼睛。“我不信。”她说。
“那它怎么不出来？”
“你忘了它有多小，”妈妈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呢。小得还不懂事。小得话都说不了几句。”
“也许她不愿意懂事。”丹芙道。
“也许吧。但只要她出来，我就会对她讲清楚。”塞丝放开女儿的手，两人一齐把碗柜推回墙边。门外，一个车夫把马抽打得飞跑起来———当地居民路过124号时都觉得有这必要。
“这么小的小孩，魔法可真够厉害的。”丹芙说。
“不比我对她的爱更厉害。”塞丝答道，于是，那情景登时重现。那些未经雕凿的墓石凉意沁人；那一块，她挑出来踮着脚靠上去，双膝像所有墓｜穴一样敞开。它像指甲一样粉红，遍布晶亮的颗粒。十分钟，他说。你出十分钟我就免费给你刻。
七个字母①十分钟。再出十分钟她也能得到“亲爱的”么？她没想到去问他，而这种可能至今仍困扰着她———就是说，付出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她就能让他在她的宝贝的墓碑上把整句话都刻上，刻上她在葬礼上听见牧师说的每个字（当然，也只有那么几个字值得一说）：亲爱的宠儿。但是她得到和解决的，是关键的那个词。她以为那应该足够了：在墓石中间与刻字工交媾，他的小儿子在一旁观看着，脸上的愤怒那么苍老，欲望又如此新鲜。那当然应该足够了。再有一个牧师、一个废奴主义者和一座人人嫌恶她的城市，那也足以回答了。
只想着自己灵魂的安宁，她忘记了另一个灵魂：她的宝贝女儿的亡灵。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婴儿会心怀这么多的愤懑？在石头中间，在刻字工的儿子眼皮底下与人苟合还不够。她不仅必须在那因割断喉咙的婴儿的暴怒而瘫痪的房子里度日，而且她紧贴着缀满星斑的曙色墓石、双膝墓｜穴般敞开所付出的十分钟，比生命更长，更活跃，比那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更加脉动不息。
“我们可以搬家。”有一次她向婆婆建议。
“有什么必要呢？”贝比·萨格斯问。“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我们还算幸运，这个鬼不过是个娃娃。是我男人的魂儿能回到这儿来，还是你男人的能回来？别跟我说这个。你够走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