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唯一黑人女作家得主作品：宠儿 作者：＇美＇托妮·莫里森
宠儿 序言（1）
1983年，我丢掉了工作——或者说辞去了工作。或丢掉，或辞去，其实两者兼有。无论如何，我改做兼职已经有一阵子了，一周去一次出版社，部分工作内容是写信、打电话和开会；其余时间则在家里编稿子。
离职是个好主意，理由有二。其一，我已经写了四部小说，所有人都清楚写作是我的主要工作。优先次序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同时编辑和写作——在我看来，既奇怪又可以想见；这就好像“一个人怎么能既教书又创作？”“一名画家、雕塑家或者演员怎么能既干自己的工作又指导别人呢？”不过在许多人看来，这种编辑加写作的组合是相互冲突的。
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那么暧昧。我编辑的图书没有挣到大钱，尽管那时候的“大钱”和今天的大钱不是一个概念。我的作者阵容在我看来十分壮观：才华横溢的作家（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朱恩·乔丹［June Jordan］、盖尔·琼斯［Gayle Jones］、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 Clifton］、亨利·仲马［Henry Dumas］、列昂·福雷斯特［Leon Forrest］）；有独到见解、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学者（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的《神幡》［Shen Fan］、伊凡·范塞蒂玛［Ivan Van Sertima］的《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卡伦·德克劳［Karen DeCrow］的《男性至上主义者审判》［Sexist Justice］、钦韦祖［Chinweizu］的《西方和我们》［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Us］）；急于创造记录的公众人物（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穆罕迈德·阿里［Muhammad Ali］、休伊·牛顿［Huey Newton］）。我每发现一本我认为需要做的书，都能找到作者来写。我的热情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却为另一些人所忽略，这都反映在无关紧要的销售数字上。我也许错了，但即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寻找畅销作者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了编辑书稿或扶持不知名和过了气的作者。不用说，我说服自己，应该像一名成熟的作家一样生活了：靠版税谋生，专事写作。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来自哪本漫画书，但是被我掠美了。
终于做完了最后一天的工作；几天之后，我坐在我家门前伸进哈得逊河的码头上，开始感到急躁，而不是预期中的平静。我把我所有的问题筛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或者紧迫的问题。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在搅扰这如此完美的一天，眼前的河流是如此宁静。我没有任何议事日程，就算电话响了我也听不见。然而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像匹小马一样在我胸膛里驰踏而去。我回到家里细细品味这种忧虑甚至恐慌。我知道恐惧的滋味；这次不一样。然后我就豁然开朗了：我感到幸福，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这种感觉太离奇了。不是狂喜，不是满足，不是过度的欢愉或成就感。是纯粹的喜悦，一种确定的对游手好闲的预期。进入《宠儿》。
我回头想，是思想解放的冲击令我想去探究“自由”可以对女人意味着什么。20世纪80年代，辩论风起云涌：同工同酬，同等待遇，进入职场、学校……以及没有耻辱的选择。是否结婚。是否生育。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令我关注这个国家的黑人妇女不同寻常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婚姻曾经是被阻挠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则是必须的，但是“拥有”孩子、对他们负责——换句话说，做他们的家长——就像自由一样不可思议。在奴隶制度的特殊逻辑下，想做家长都是犯罪。
这个想法太迷人了，但是深究细察把我彻底淹没了。如何召集能够表现这种逻辑所激发的智力和残忍的人物，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我记起我工作时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黑人之书》e Black Book）中的一张剪报概述了马格丽特·加纳的故事：她是一个逃脱奴隶制的年轻母亲，宁可杀害自己的一个孩子（也企图杀死其余几个，未遂）也不愿让他们回到主人的庄园去，因而遭到逮捕。她于是成为反抗《逃亡奴隶法》——该法律规定可以强行将逃亡奴隶归还主人——斗争中的一个著名讼案。她的神志清醒和缺乏悔意吸引了废奴主义者和报纸的注意。她的确是“一根筋”，而且从她的见解可以判断出，她有这种智力、这种残忍，以及甘冒任何危险争取在她看来必需的自由的意愿。
历史中的马格丽特·加纳令人着迷，却令一个小说家受限。给我的发挥留下了太少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得发明她的想法，探索在历史语境中真实的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关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女主人公将表现对耻辱和恐惧不加辩解的坦然接受；承担选择杀婴的后果；声明自己对自由的认识。奴隶制强大无比，黑人在其中无路可走。邀请读者（和我自己一起）进入这排斥的情境（被隐藏，又未完全隐藏；被故意掩埋，但又没有被遗忘），就是在高声说话的鬼魂盘踞的墓地里搭一顶帐篷。
我坐在门廊的秋千座上摇晃着，看巨大的石头堆积起来，承受河水偶起的波浪。石头上面是一条穿过草坪的小路，到树丛庇荫下的一个硬木露台那里就断了。
她从水里走出来，爬上石头，倚靠在露台上。漂亮的帽子。
宠儿 序言（2）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除了我，所有人（书中人物）都知道——这个句子后来变成了“房子里的女人们知道”。故事里最核心的人物应该是她，被杀害的人，而不是那杀人的人，是失去了一切而且完全没有发言权的人。她不会在外面游荡；她必须进入房子。一座真正的房子，不是一间小木屋。一座有地址的房子，自由黑奴们独自居住的房子。这座房子没有厅，进入它或进入小说都没有“铺垫”。我希望读者遭到绑架，被无情地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是与书中人物分享经历的第一步——一如他们，从一个地方被抢到另一个地方，从任何地方被抢到任何另一个地方，没有准备，猝不及防。
给这座房子命名很重要，但是要与“甜蜜之家”或其他庄园命名的方式不一样。不应该有形容词暗示它的舒适、宏伟，或宣称它不久前还是一座贵族的大宅。只有门牌号来标志这座房子，同时它将与一条街道或一座城市区分开来——也与周围其他黑人的房子区分开来；这让它有一丝暗含的优越和骄傲，自由黑奴们会因拥有自己的地址而感到的骄傲。不过这座房子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称之为“闹鬼”，因为它的个性是喧嚣。
为了让奴隶生活经验更为亲近，我希望能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而又频频失控的感觉贯穿始终；日常生活的秩序和平静将遭到粗暴破坏，让位于饥渴的死者制造的混乱；遗忘的巨大努力将受到绝地求生的记忆的威胁。将奴隶制还原成一种个人体验，语言决不能成为障碍。
我苦心经营着那个码头上的瞬间、欺骗的河流、对可能性的直觉、猛烈的心跳、孤独、危险。还有那个戴着漂亮帽子的姑娘。然后聚焦。
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1）
对我来说，听故事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我相信那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一种主要途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为什么以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老的和我们从童年以来最早记得的一句老生常谈来开始我的这次演讲：“……在从前某个时候……”
“在从前某个时候有一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或许是个老头？也许是个巫师什么的。或者是哄孩子的教师。这个故事或与之非常类似的故事，我在好几种不同文化的古老传说中都听到过。
“从前某个时候有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
在我用的这种说法里，我知道这个老妇是个奴隶的女儿，黑人，美国人，独自一人住在镇外一座小房里。她的智慧远近闻名，毫无疑问没人可与之伦比的。在群众当中她代表着法律又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主宰。人们对她的尊重与敬畏不限于她的近邻，可以涉及很远的地区，一直传到一向取笑农村中所谓先知者的智慧的城市里去。
有一天一伙似乎想要揭穿其实她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洞察力、使他们认为她的智慧其实是骗人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的年轻人访问了这个妇人。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他们想走进她的住所问一个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她和他们的一点差异，一种他们认为是无法克服的差异：即她是盲人。于是他们站在她的面前，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问道：
“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那人又重复问了一次。“我手里握着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仍然没有回答。她是个盲人，看不见来访的那些人，更不用说他们手里握着什么了。她弄不清他们的肤色、性别以及国别。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那老妇人静默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些年轻人要忍不住笑了。
最后她说话了。她的声音是柔和而坚定的。“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握着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在你们手里握着。它在你们手里握着。”
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它是死的，不是在你发现它时它就是死的，就是你们把它杀死了。如果它是活的，你们是仍然可以杀死它的。它能否活下去全在于你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全是要由你们负责的。
在把他们的力量和她的无助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些来访的年轻人受到了谴责。他们被告知，他们不仅要为他们捉弄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还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牺牲的小生命负责。于是盲妇便把注意的焦点从显示力量转移到展示这种力量的那个工具上了。
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里的那只鸟（除去它那脆弱的身躯之外）象征着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着把我带到这种场合来的我的工作。我愿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把那妇人看成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作家。她关心着在她梦想中使用的、在她出生时就赋予她的语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如何发挥作用的，甚至如何为了某些恶毒目的而禁止她使用的。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体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看成是一种作为，一种会造成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对她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真实的，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灭的；它肯定是处于危险境地，只能通过坚强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来访者们手里的鸟已死掉，那些人还是要为它的尸体负责任。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是没人说、没人写它了，还是一种欣赏它自身的苍白、没有生命力却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表述方式。像统治者一样，仍在审视着别人。它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除去着迷似的让自己的自我欣赏自由驰骋之外，除去维护自己的唯我独尊之外，别无其他愿望和目的。它虽然已死亡，却并非不起作用，因为它在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的发挥。不能接受别人的诘难，它无法产生或容纳新的思想，不能产生其他构想，讲另外一个故事，避免万马齐喑的局面。官方的语言铸成以造就愚民，特权的保留是一种磨得锃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离去了的武士的空壳。但它在那里，木然、肃然、令人感伤，赚得小学生们的崇敬，给暴君们以庇护，给公众以平稳、和谐的假象。
她深信当一种语言死去，由于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对它的重视，或被明令扼杀，不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过它、创造过它的人都要对它的死亡负责。在她的国度里，孩子们曾经咬断他们的舌头，以枪弹来代替和填补那无言的空虚、那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的语言，来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弃的用以探索意义、提供指导、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她知道断舌自杀不仅是孩子们的选择。那在一些幼稚的国家领导人和权钱交易的商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他们的空洞言词使他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因为他们只和服从他们的人讲话，或只是为使人服从他们而讲话。
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的那种把它的细腻、复杂和接生员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中看出来。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无论它是一种苍白的官方语言或是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无论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或是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无论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种喝人血、舐人伤口的语言；它不顾一切地向最底层、向最低下的头脑滑去时，却把它的法西斯长靴隐藏在尊严和爱国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都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许新思想存在或对思想的相互沟通加以鼓励。
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2）
那老妇人深知知识贩子或贪得无厌的独裁者、受雇佣的政客和说客、虚伪的新闻记者都不会为她的想法所打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使公民主动和被动地武装起来，在市场、法庭、邮局、游戏场所、卧室和大街之上杀人和被人杀害的煽动性语言；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激动人心的、纪念性的语言以掩盖无谓的死亡的可悲和无奈。将来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来纵容强Jian、酷刑和暗杀。现在有、将来还会发明更多诱人堕落的、变态的语言以残害妇女，像对待任人宰割的鹅一样往她们嘴里填上她们自己难以启齿的秽语。将来会有更多监视百姓的语言伪装成是在进行考察；更多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在于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述；更多光彩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挑拨那些不满和孤苦的人们去侵犯他们的邻人；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
在那表面文雅、光彩和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语言下面，无论它是多么感人和诱人，藏在其肌体内的心房却正在衰竭，或许已经不再跳动了———如果那只鸟已经死掉了的话。
她曾经想到过任何学科如果不曾一定要或被迫去为陈述和辩护天下一统的思想而浪费时间和生命，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将会是什么模样———排除一切的极端有害的宣讲对排他者和被排斥者双方来说都一样堵塞了理性认识的通道。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①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