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经费来自中央财政，而后者是依赖于地方财政。大学根据经费和师资，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巍峨宝塔，一般认为，东京大学是这座宝塔中当之无愧的塔尖。
在日本，大学教师的收入属于中上水平，一般大学教授的月薪在50多万日元，但日本每年有高达五个月的奖金，所以工薪加奖金，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可以上千万日元，大概相当于70多万元人民币，副教授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40万—50万元人民币。不过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他们在社会上的收入等级高。有一次坐一位东京大学教授的私车去见朋友，到的时候已经略超约定的时间，我们没顾上看标示，找了个空的地方就停车了，等回来时正有警察在开违规罚款单，但教授说了一声“我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就令警察肃然起敬，教授开车就走，头也不回，警察一声不吭。
东京大学创建于1877年，曾是日本的“帝国大学”之首。所谓“帝国大学”，是根据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大学令”，模仿欧洲大学组建的学术和教学一体的理、工、文、医综合大学。到20世纪初期，日本共有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和北海道五所帝国大学，当时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被算为第六所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则是第七所。建立帝国大学的宗旨是为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改革服务，“育就国家需要之才”，所以“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就是：“以攻研国家进展所必要之学理及有关应用之蕴奥为目的，以陶冶学徒之人格，涵养国家思想为使命。”
帝国大学的两项制度成为后来日本大学的制度遗产：一是讲座制，讲授学术性强的专业课程，而不是一般的传授知识，这使得“大学的目的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教育”至今仍是日本一流大学的标杆，并在教授中普遍存在“研究至上主义”；二是教授会制，它使大学成为相对自治的学术领地，为了学术的自由，教授像法官和公务员一样，也享受终生任职和大锅饭。
日本历史上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一个在日本很流行的“大米表”的故事。“表”是日本古代的粮食重量单位，一表粮食约60公斤。故事说日本古时东北地区有一个小诸侯国，非常贫穷，国民常常要受饥饿的折磨，皇帝赐给他们100表大米，番王召集大家商量怎样分配大米，但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要分了，把大米换成钱资助孩子们读书，因为这些大米都吃了就是100表，但是助学却可以变成100万表。
日本高等教育早年的特点是注重精英教育，大学是探讨学术和培养精英的神圣领地，但1960年代的经济迅猛发展使大学教育的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也使公平分配教育机会的呼声日高。因此日本在1970年代着手进行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把一些学校迁出大城市以便使教育机会更加均等，政府财政对私立大学也给予综合性的资助，并建立了筑波大学那样的所谓“新概念大学”，即废除传统国立大学每个系都半独立决策的管理体系，教学和科研被分配给不同的附属机构、学院和研究院，这在当时被视为是一个“大胆
”的举措。
日本平民教育的普及以及大学教育的机会均等化，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不断加强作出重要贡献。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教育逐渐形成一种僵化的体制，难以随现实需求的变化而调整。每个家庭都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未来的工作和前途相联系，孩子们白天在国立或昂贵的私立中学读书，平时的晚上和周末还被家长送到私立的专业课程班继续读书。日本的中小学也实行类似中国减轻学生负担的改革，但结果与中国一样，也是与改革的初衷相逆，因为家长们更多的把孩子送到各种昂贵的课程班学习，竞争的战场从学校搬到校外，而这校外的竞争战场是与家庭的财力相联系的，国家平民教育的平等化功能被校外的高费课程班所扭曲。大学的老师们更通过各式各样的考试，把教育变成一种人为的游戏：通过那些成绩好的学生能够得到政府公务员或大公司职位的示范效应，家长和老师都督促学生考取好成绩，而学生们则拼命记忆各种考题的答案，积攒学分，不记学分的课程和研讨会很少有人光顾，而老师们为了适应竞争的激烈，则进一步加强试题的变化和难度。在这种游戏中，大家追求学分的分层和排名，谁也不去考虑这种好的成绩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用人单位也只看大学的牌子，反正新人招募进来还要重新培训。
日本大学的老师，享受的是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锅饭”的体制，没有太多的竞争，大家都论资排辈，等着前面的位子空出来，若有人自命不凡有非分之想，必然遭到众人非议而难以出头，所以青年教师首先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白川英树荣获2000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在日本学术界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因为此前他没有任何头衔，在日本的学术界根本不被看重，以致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人名单后，日本有关部门和传媒都不知道这个“白川”是何许人。
僵硬的体制和应试教育，让年轻一代出现厌学之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下降。《日本经济新闻》刊登的对100名日本企业家的调查显示，他们中56％的人认为，现在的日本大学生最欠缺的是“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企业对本国大学失去了信心，不再给它们提供赞助，而将资金投往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所，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人才回报。
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日本的教育提供了人才的支撑，也受到普遍的赞誉。很多西方的学者，把日本的重视教育视为日本成功的“秘密武器”。但今天，时过境迁，经济出现长期低迷，僵硬刻板的教育体制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批评，认为这种注入式、标准化的教育过分整齐划一，导致孩子的个性受到压抑，实际能力下降，过去的教育体制已经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潮流不相适应，必须加以改革。
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企业家和教育专家，也都出面呼吁政府加快进行教育改革。有的提出，应废除大学考试制度，引入更加合理、有效的机制；也有的提出，应废止政府各种对大学的管制，彻底改变将大学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做法，将其作为教育服务产业；还有的提出，为实现技术立国的长远目标，大学改革的关键是创办有特色的、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大学，与企业建立更密切的产学合作。2002年10月，就像中国的大学建立配以政府大量资助的“研究基地”一样，日本50所大学的113项研究课题被选入了“21世纪COE（最尖端研究基地）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政府把资金重点分配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生院的研究基地。
与此同时，在经济高潮时期迅速增加和膨胀的大学，在社会和经济的变动中，受到现实生源的威胁，一些私立大学首当其冲受到重创。泡沫经济破灭的噩梦似乎要在大学重演。
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影响，日本18岁人口由1992年高峰的205万人，锐减到2004年的119万人，大学入学人数的大量减少，使一些私立大学经营出现赤字，严重影响到它们的生存。据日本教育专家估计，全日本有五分之一的四年制私立大学面临经营危机和破产的威胁。由著名教育家中村忠一撰写了《大学的破产》一书，预言日本将会有200多所私立大学面临破产危险，在本来就已经不平静的水面又投下一块激起波浪的巨石。
历来养尊处优的国立大学也不再风平浪静。在教育改革的强烈呼声和政府压缩财政开支的背景下，小泉内阁在推进邮政、高速道路公团等政府事业部门民营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法案。其中的《国立大学法人法》已在国会通过，于2004年4月正式实行。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日本的国立大学改为独立大学法人，改变原有的国立大学教职工的国家公务员资格，减少国家预算的支出，大学教育在内容、学位授予、经营管理上都将逐步摆脱国办教育的传统。该项法案还具体提出，要将日本现有的99所国立大学进行适当的整编组合，组建89个国立大学法人。新的大学法人制度主要内容包括：1。 大学实行自主运营管理；2。 设立“经营协议会”通盘筹划资源利用；3。 建立新的运营机制、聘请校外人士参加经营管理；4。 建立新的人事体制、实行工薪与能力、业绩挂钩，允许教师兼职，强化产学研结合；5。 实行“后检查制度”，由第三者对大学的教育、研究成绩进行检查。
这是日本在二战以后进行的规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教育改革。国内大学的所谓独立法人化，实质是“渐进式的民营化”，面对这一变化，已经资金捉襟见肘的地方私立大学更加忧心忡忡，它们担心未来那些著名大学在教育资金市场上与它们展开争夺，因为改革后国立大学可以从民间自由调配资金，其使用范围将不受国立大学规章制度的限制，各国立大学都想方设法从民间筹集科研经费。
但是当我与一些国立大学的教授谈到这种大学“独立法人化”今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他们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甚至认为，类似的改革在日本总是风声大雨点小，因为表面看来力度很大的改革，一旦触及到深层的既得利益格局，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对于加强大学教育体制的灵活性和竞争机制，多数人还是赞成的，认为日本教育体制必须通过改革去适应全球化竞争趋势。
就像北京大学以“末位淘汰”为核心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引起的轩然大波一样，日本的大学改革也遇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日本的《世界》杂志在2003年接连发表大学改革批判系列文章，有的认为“日本目前的大学改革不是按照学术的逻辑而是按照产业和市场的逻辑进行，大学正在改革的名义下走向崩溃”。还有的认为，“这是要把我们重新拉回到为某个人而活着的社会去，但教育既不是为了财界，也不是为了国家，更不是为了军队，而是为了每个孩子”。
面对部分大学老师对未来学校经费不足会导致裁员的担心，以及家长们关于学费会否增加的疑虑，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官员出面解释，大学法人并不像民办大学、私立企业那样实行自负盈亏，主要预算仍将由国家财政拨款，同时学生缴纳学费标准将根据各大学特点和学科内容，由文部科学省核定适当限度，不会因此增加学生负担。
实际上大学这种学术和教育机构的改革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某些知识的价值和学问的深浅不是像经济指标那样容易测量，而且这种知识创造的工作是很个性化的，有时很难找到一个简明而且容易操作的测量指标。企业以盈亏一见高低，运动员以比赛决胜负，歌手以歌迷市场定身价，官员以职位高低看权力，这都没有什么话好说。惟有这知识，不仅隔行如隔山，同行不同专业领域有时也难辨雌雄，这是“文人相轻”的根源，但也正是由于知识的这一特点，它的潜在创造性和力量也让人难以估量。
学术的不易测定，并不等于不能测定。企业经营不善要破产，运动员拿不到名次要退位，凭什么教育这一行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一劳永逸？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政府机构、学校、医院、社会保障机构等公益部门都要建立竞争机制，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趋势。只不过这种竞争机制，应当遵循不同领域自身的发展规则，不要简单化的把市场逻辑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混凝土的东京和艺术的规则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作为访问学者，我住进庆应大学国际公寓。周围一带以国际大都市标准衡量，是比较低矮的灰色水泥群楼，高的七八层，矮的三四层。建筑普普通通，都是没有太多修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安排我居住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这里是东京住宅比较富贵的区域，周围都是大学和外国使馆，所以像我住的这样一个设备齐全的约30多平米的套间，每月的房租（含水电费）加上卫生费要十几万日元，约合1万元人民币。这就是东京？这与我想像的人均GDP高达约4万美元的日本首都东京实在有很大的距离。
没到东京之前，我脑海里的东京建筑，应当大部分是长春旧满洲府、台湾大学那类的建筑，中西合璧又深受欧洲罗马风格的影响，多数楼房应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的建筑，除此之外也有一块像纽约和芝加哥那种布满摩天大楼的光怪陆离的地方，因为东京的人口密度和地价都奇高。但我面前的东京却完全不是这种模样，甚至没有一块像上海外滩那样的古典洋楼群。
据说，造成东京这种建筑局面的原因，是二战期间美国的轰炸摧毁了很多古典建筑。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反击日本的侵略，出动大量重型轰炸机对日本119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另一个原因是日本频繁的地震。日本是多震区，发生四五级的地震是家常便饭，东京人都习以为常，根本不在乎。一位朋友戏说，那是东京特有的“带有心脏跳动频率的地表颤动”。日本的楼房为了防震，过去都建得不高，随着建筑防震技术的提高才开始向高层发展。第三个原因是，战后日本东京重建时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为了尽快满足基本需求，多数建筑都以实用为目的，顾不上太多的外表艺术价值。
东京的住宅是一个灰白色的混凝土世界，直线条组成的平顶楼房，朴实无华，裸露的混凝土直墙形成压倒性的建筑几何语言，是一种寒素枯涩的美。一切似乎都是一种标准化的尺度，从楼房表面看就像机器用不同的模子轧出来的饼干。精确筑造的混凝土结构，把大机器工业批量生产的风格在建筑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当你仔细地观察那些建筑的细微末节，你又不能不为其精致制作和设计巧妙所折服。就在我住的不到30平米的套间里，从厕所、浴室、开放式厨房到客厅和卧室，一切都策划的那么精巧雅致，而且电视、冰箱、微波炉、烤箱、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在中国，人们常说，要想知道一个家庭生活的现代化程度，你去看看这家的厕所和厨房就能知道。一个城市也一样，它的现代化程度，不能光看那些外表豪华的大厦，更表现在那些犄角旮旯的细微末节。
东京市区的大部分建筑，外表恬静、造型简朴，就像一杯清茶，没有浓烈的滋味，也没有多彩的颜色，有的是老僧入定般的素静和一种淡泊清纯的雅，需要慢慢地品味。在品味和咀嚼之后，那单调的钢筋混凝土组合，转化成一种细腻精致的纹理和一种厚重的质感，透着外表直线的阳刚之气与内里曲线的阴柔之美，催生出菊花与刀结合的神奇建筑效果，让你体味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哲理。
不过从内心里说，我对现代的混凝土建筑，一直有一种美学上的心理抵触。我不懂建筑的语言，但我比较偏爱注重外表曲线和修饰的古典建筑。北京的现代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但疯狂的拆迁使老城面目皆非，雅致多姿的胡同和四合院越来越支离破碎，只有什刹海一带，还保留点古城浓茶的味道，那些沿街的玻璃墙大楼，宛如庙宇的铝合金门窗，缺少了和谐与诗韵。
古城古韵，我觉得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