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作人群的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不是仅仅以财产和收入，而是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征为标志的“新中产阶级”。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东亚社会的专家傅高义教授，曾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对战后日本新中产阶级形成的经济社会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描述。当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收入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核心指标，如当时产生的以“中产阶级化”为基本纲领的新政党“民主社会党”，就把具体政治目标定为“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两倍，达到平均5万日元”，低收入者也不低于3万日元。
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发展，“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扩大，成为政党生活中谁都特别关注的选民群体。但所谓“新中产阶级”，其实与“旧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并不符合传统的阶级定义，因而很多学者为了区别经典的阶级定义，把“新中产阶级”称为“中间阶层”，日本的学者则爱用“中流”、“新中间大众”等词汇来表述它的现实含义。日本的一般民众中，多数人认为“中流”比“中产”或“中间”更容易正确理解含义。196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日本人选择“中流”的占56％，“中产”占29％，“中间”占19％。到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热潮时期，日本人似乎突然感觉到日本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媒体中到处洋溢着“全体中流”之类的豪迈话语。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中产阶级”的划分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收入、职业、消费、生活方式等客观的综合指标，二是根据阶层认同的主观指标，二者的定量分析都要依据大规模的问卷抽样调查。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简称SSM调查，到1995年已经进行了五次调查，现在正在筹备2005年的第六次SSM调查。日本首相府宣传室也从1958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国民生活舆论调查”。
根据社会学界的调查数据，日本以白领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人数比重从1955年的25。5％上升到1995年的43。2％，与一般发达国家白领职业人群比重差不太多。日本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告诉我，“一亿总中流”的说法来自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调查的提问是把人群分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而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提问是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近70％。这说明调查的结果，其实与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很密切的关联。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经由媒体的渲染，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问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类似调查中，“中产阶级”认同率都没有如此之高。如在1980年代的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在台湾是57。7％。对于为什么日本人的自我感受这么好这一点，日本社会学教授盛山和夫的解释是，日本的企业组织制度遵循一种符合日本传统的重视“社团集体”的“会社主义”，所以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产业革命时期那种“劳工阶级”，“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的企业制度促进了工薪阶层的平等化意识，而且在1940—1950年代日本最大的社会差别，即城市工薪阶层和乡村农民的生活差别，到1973年发生逆转，农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开始超过城市工薪阶层，日本人从此产生了进入“富裕社会”的社会认同。村上泰亮教授认为，这种社会认同最终促成“新中间大众”时代的到来和“阶层去结构化”的现象，即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失去了阶层结构化的意义，现实社会不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
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股市大量缩水，企业破产、劳工失业、银行坏账等问题不断出现，经济低迷不振，进入长期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开始拉开，虽然仍有一批IT技术精英跃升为全球跨国公司“新企业首领阶级”，但大量的中间白领在日本企业的组织变动中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位置，从1980年到1992年十几年间，日本基尼系数从低于0。3升到0。4以上，甚至超过了美国。
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代末以来学界产生了关于“中流崩溃论”的大争论。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从收入和财产看日本经济差距》一书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他在书中指出，日本过去即便在高增长时期，工薪收入的分配也是比较均等化的，但到19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人们都把财富投入到升值预期高的股票、证券和房地产上，很多日本大资本甚至到美国和欧洲去一幢楼一幢楼地买，资产收益迅速扩大，并成为决定生活和消费方式的重要因素，而泡沫经济的破灭进一步使中产阶级的状况恶化，“中流意识”彻底崩溃。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类似的著作，但都因不够学术化而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如1987年上野千鹤子的《中流幻想的崩溃》、1998年田中胜博的《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等。
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所著的学术著作《不平等社会日本：再见，全体中流》于2000年出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14次，跻身日本畅销书行列，这在学术著作中是很少有的现象，可见当前日本民众对这个问题极其关注，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是继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对日本民众精神最大的打击。佐藤俊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占就业人口约20％的白领上层雇员，代际间在地位、职业、学历等方面的继承性出现“逆转上升趋势”，造成知识精英的复制，有战前“旧中产阶级”复制机制回潮的趋向，原因是出现新的选拔机制的机会不平等，结果是加剧“新中流大众”的分化。
站在争论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的盛山和夫教授，他认为，所谓新中产阶级或中流大众从来就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人们塑造的支撑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符号，日本仍然是一个富裕平等的社会，“中流崩溃”的说法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是对社会事实新的变化的误读。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流意识分化”所反映的是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体主义化”趋向，是社会政治继注重阶级利益关系调整的“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和注重地位获得机会调整的“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之后，产生的向注重生活格调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转型。
在生活环境恶劣和地位获得机会不平等的境况下，过去人们动员起来为民主、平等和改善生活机会而斗争，那时阶级政治和地位政治具有中心地位，而当一个社会实现基本的民主、平等和富裕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追求个体主义的多样性的生活价值。“生活格调”（lifestyle ）与“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不同，它不是群体性的选择，而是个体主义化的选择。
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技术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也大大缩短，大企业组织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外包”和“订购”策略使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网络、生物、文化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弹性工作方式和社会服务的多样化使个体化工作大量产生，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并弱化了传统的组织权威和科层等级。而生活格调和社会态度的个体化也在消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分野。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也更呈现出“断裂”（breaking）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特征。
一个常被引证的美国例子是，根据美国“阿尔福德阶级选举指数”（Alford Index of Class Voting），在1940年代的政治大选中，有75％的劳工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只有25％的中产阶级投左翼政党的票，但到1980年代，数据显示中产阶级中有50％投票给左翼政党，政党选民的阶级分野非常不清晰了。
在日本，年轻的学者似乎对“中流崩溃论”这样的争论已经失去兴趣，他们仍然在谈论左翼和右翼，但含义完全变了，都是围绕一些人们关切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新型社会问题，如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老龄化、妇女权利、文化多样化、新型社会风险等等，而不再是传统政治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碎片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但他们已经成为选民的基本力量之一。
不愿生儿育女的新女性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的女性一个个都是贤妻良母，她们大多不出外工作和抛头露面，专心在家照顾孩子。“吃中国菜、住美国房子、娶日本妻子”是国际上流行的一句饭桌上的戏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亚洲研究中心前主任、日本学专家傅高义教授，也曾专门描述过1960年代的日本妇女如何对家务劳动抱有“职业精神”。丈夫上班以后，她们打扫卫生、洗好熨平衣服，然后打开电视机，但不是看“肥皂剧”，而是看如何照料孩子的专题节目。她们很喜欢读书，尤其爱看烹调知识，丈夫晚上喝晚酒回家，她们早已经放好了洗澡水，洁癖
一样爱干净的她们，对丈夫的一身烟酒味毫无怨言。
曾任国际社会学机构主席的日本教授佐佐木先生偕同夫人到中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秘书长出面请他吃饭，意外地发现他把夫人一人留在宾馆独自来赴宴，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是日本的习惯，正式场合夫人不出场，其实一起吃饭的多数是熟人。
从统计上来看，对日本妇女的看法也有数据的支持，日本和历史上曾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2003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48。5％，韩国是49。7％，台湾是47。1％。而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西方国家中，大概只有天主教传统很深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日本差不多。而中国大陆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受失业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仍高达70％以上，美国这项数据是60％。
但是当我到日本以后，观察到的事实与以前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年轻女性似乎完全是另外的模子塑造出来的。从机场和饭店的服务小姐到大学和公司的白领丽人，日本的青年女性活跃在各个领域。千代和子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已经32岁，她在公司里挺活跃，刚刚生下一女，但发誓说再不生第二个孩子，因为生孩子会影响在公司的发展。小田和美是一个大学讲师，已经过了30岁还没有结婚，有一次闲聊，我笑问她是否把婚姻视为牢笼，她说并没想独身一生，但还未遇到她的白马王子，她总不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多野美奈子是日本一家报社的记者，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她已经结婚几年，但都34岁了还没打算生孩子。我问她为什么不要孩子，她没正面回答，反问我“你为什么要结婚？”这倒把我问住了，以前还从未考虑过，认为这是自然状态，不需要理性的考虑。
但日本女性的晚婚、不婚和少生孩子，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考虑”，而不是自然选择。“少子化”趋势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和社会问题。日本读卖新闻社在2003年进行了婚姻问题的全国舆论调查，其中有52％的人认为“女性不结婚也能够幸福”，而在20—30岁日本年轻人中，接近70％人认为“没有必要结婚”。
日本“拒绝生儿育女”一族的日益壮大，的确有一些现实的“理性计算”理由。其一是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都不太欢迎家务事多需要休假的育儿母亲，认为她们“能力差”。其二是女性为了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都更加努力工作并花费时间进修培训，从而耽误了生儿育女。其三是现代的年轻女性更加追求有个性化的生活，热衷于交友、聚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一旦生儿育女，就像股票被套牢，人也显得憔悴了许多，从原来的花容月貌变成半老徐娘。最后，日本的男子仍然比较“大男子主义”，不愿将时间花在家务上让人笑话，时至今日，愿意参与家庭育儿劳务的日本男子依然是凤毛麟角。
据2000年4月日本总务厅发表的统计，现在日本14岁以下低年龄人口为1 858万，占日本总人口的14。7％，已经连续19年减少。估计14岁以下低年龄人口2025年将减少到约1 600万，2050年将减少到1 300万。“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未婚率和晚婚率上升，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25—29岁日本女性未婚率从30％上升到50％。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75年到1997年，由24。7岁上升到26。6岁，已婚女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的有22。1％没有孩子，在36—40岁的有12。6％没有孩子。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推算统计认为，“2005年后的15年间，因人口减少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6。7％”。2003年日本出生的婴儿数约为117万人，是历史最低纪录，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3人，也创下了最低纪录。
“少子化”现象给日本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失业加剧、就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但近年来日本的劳动力有效供给系数逐步降低，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过去仅限于部分产业和中小企业，逐渐扩大到所有产业。为此日本的外国移民社团乘机出谋划策，提出日本可以通过“有步骤地移民”来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孩子数量的减少，还使日本的许多大中小学校生源不足，很多学校为了保证生源，都扩大对外国学生的开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少子化”伴随的“老龄化”，未来谁来养活日本的老人成了社会上普遍的远忧近虑。
表面看来，日本在人口生育方面与中国面对的问题似乎完全不同。尽管中国在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下，人口的出生率、净增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基数太大，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然是一个吓人的数字。过去有中国每年“生一个加拿大、死一个葡萄牙、净增一个奥地利”笑谈，现在生的少了，但每年仍然净增800多万人口，按这样的水平，15后中国就又增加一个日本的人口。但现在在中国城市生活的人，对日本目前婚姻、生育行为所出现的趋势，也都毫不陌生，中国再过十年，恐怕要面对与日本同样的问题。
在现代日本，尽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收效甚微。那些因人工受孕而生育双胞胎、三胞胎婴儿的母亲们，觉得自己成了拯救社会的“英雄母亲”，她们自发组织起来，向政府和议会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援。2003年，日本一个全国性的多胞胎母亲后援网络应运而生，参加的有20多个多胎母亲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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