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200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1。7％，按年率的增长率达到了7％，估计全年实际增长2％，这是日本经济13年来的最大增幅。一系列的相关数据也表明，日本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03年贸易统计速报说，全年出口增加4。7％，进口增加5。0％，贸易盈余增加3。6％，达到10。239万亿日元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信心显著增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股指连创新高。
尽管多数民众的心情还没有从多年经济低迷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但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并重新崛起的希望再一次被点燃，成了媒体谈论的热门话题。
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的崛起和失落令全世界震惊。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而到了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成为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随后日本的扩张欲望迅速膨胀，炮舰的触角遍及东南亚各国，但二战中也让日本成为惟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出乎意料的是，经过了短短20多年，到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被视作下一个超级大国。1980年代末，日本的大公司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似乎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买下来，美国媒体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是还没等美国人醒过神来，日本经济闪耀着光环的巨大泡沫转瞬间又突然破灭，大公司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银行破产、股市崩溃、房地产大幅下跌，经济从此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期，股票价值跌落了70％，日经指数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三分之二，日本人自己称之为“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
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传奇历史，让人们对它的意外变化总是具有广阔的想像空间。这次日本经济的明显复苏，是否是它重新崛起的兆头呢？
学界的多种质疑依然存在，因为自从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也曾经出现过两次复苏的势头。一次是在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曾一度达到3％以上，瞬间成为西方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但是在1997年桥本内阁推出财政紧缩等六大改革项目之后，加之金融动荡，使日本经济回升夭折。第二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业热潮，经济再次被看好，但是不久后，IT经济首先在美国受挫，日本也受此冲击，经济回升再次成为泡影。这第三次回升前景如何，似乎仍然是扑朔迷离。
日本的经济已经树大根深，各种权势集团之间的既得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过去赖以成功的制度惯性极大，已远非当年“脱亚入欧”或“战后重建”时那么容易进行制度变动。像日本战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权、男女选举平权、人民的宪法地位至高无上，天皇则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等翻天覆地的重大改革，在今天是无法想像的。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大公司与官僚机制已形成日本的权力机制的“铁三角”，撼动谈何容易。近年来，每一届新上任的志在重振经济的日本政府，都破釜沉舟似的誓言改革制度陈弊，但最终都被强大的既得利益圈所淹没。
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把“没有禁区的改革”和“伴随着痛苦的结构改革”作为他执政的号召旗号，这个没有复杂派系背景的首相出现在讲究人脉关系的日本政界，以及他那叛逆性格的强人作派，重新点燃了日本民众的改革期冀。女性选民尤其喜欢他那蓬乱头发、不苟言笑的很酷的样子，日本少女说他的头发很像贝克汉姆，她们疯狂地购买他的竞选海报，仿佛上面印的是贝克汉姆。日本的媒体说，小泉使日本铁面的政治变得性感。但西方的媒体似乎并不买账，《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说，这位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的政治明星，正变成日本版的戈尔巴乔夫，在进行一场他没有能力驾驭的改革。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评论说，小泉也许会像20世纪50年代丢掉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英国首相，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帝国的衰落。美国最著名的亚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F。Vogel）在接受报界采访时，竟然毫不掩饰地称小泉是个夸夸其谈的人。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似乎有一种舆论，日本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首强。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什么都是神话的时代，《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说不》、《日本Z型理论》等等，让美国人听起来浑身不舒服。洛克菲勒大厦都让日本人买去了，还有什么话好说。那时的日本人塑造着一种不同于美国、但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但到20世纪90年代，风水转回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美国人终于有机会再次证明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日式资本主义则被打上裙带关系、终身雇佣制、政府过度干预等亚洲落后标签。
历史上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复杂的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它是亚洲惟一有经济实力跻身于世界七强的国家，也是在100多年中绝无仅有的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陲国晋升到核心国特例，但另一方面，韩国和中国对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又有一种同类相轻，他们崇拜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文明，这西方文明并不包括日本，日本不过是自己暴富了的乡下邻居，不愿再认同穷乡亲。所以韩国和中国国民心态深处，都有一种对日本的不信任，憋着劲要与日本一比高低。尤其是韩国，你看看李昌镐赢得中日韩三国围棋擂台赛冠军和韩国足球代表亚洲冲入世界四强时，韩国民众像赢得了战争一样万众欢呼，似乎那些体育明星是开国英雄。
中国和韩国一直对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和愤怒，日本对中国和韩国在亚洲的崛起也有戒心，毫无疑问，力图通过经济和技术的控制来保持在亚洲独占鳌头的地位，而且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说，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对生活安全的威胁更容易产生心理的恐慌。
现在在日本到处走动，你并不会明显感到经济的萧条，人们仍然在紧张有序地工作，饭店里夜晚仍爆满，繁华街市仍然是万头攒动。从东京的涩谷到横滨，新近又建成了一条技术
先进、投资甚巨的城市轨道列车，这条轨道距离与北京和天津差不多，用好几条城市轨道快车连成一片，交通只需要半个多小时。
日本这次的经济复苏，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首先，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泡沫基本已经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23家家电企业设备投资额突破了1万亿日元，使这一行业成为与电力、通讯并列的设备投资大户。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四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人气开始重新趋旺。根据日本中央银行发布的经济预测，无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大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此次日本经济恢复的另一大特点是，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是自小泉政权上台以来，由于中央财政紧张，加之小泉将削减公共投资作为其经济和财政改革的重点，所以公共投资呈压缩态势，因此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业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7。2％，非制造类企业增长0。8％。从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重视。两年前还在热衷于谈论“中国威胁”的日本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日本和中国经济上的“双赢”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大意义。
2003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 33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33。2％，进口额增长13％。中国大陆加上香港和台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日贸易的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建筑机械、汽车及零配件及包括数码相机在内的各种电子产品。2003年日本手机、音像设备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0％以上，超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电视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30％，汽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以上，汽车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90％。松下、佳能、日立、三洋、夏普、理光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由于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样一些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在增大。特别是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些活动都使日本企业看到众多商机，因为奥运会在日本和韩国首次举办时，都成为它们自身经济发展飞跃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可以说，已进入“中国打个喷嚏，日本经济也要感冒的时代”。
日本钢铁、建筑机械、海运、电子电器、机床、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对中国机械设备出口的剧增，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迅速复苏，推动了中国衰落多年的钢铁、海运、造船、大机械制造等所谓“夕阳产业”恢复元气。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等各大汽车生产厂家在观望多年之后，决定正式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因此，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将持续大幅增长。
关于一直争论不休的中日两国贸易平衡问题，《朝日新闻》这次也心平气和地说，从日本政府的统计来看，日中贸易使日方逆差，但这主要是日本方面的统计方法问题，因为日本没有把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内地的出口商品包括在内，如果把日本向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出口计算在一起，2003年日本方面则出现了1。2万亿日元的顺差。
当然，日本大公司争先恐后地去中国大陆投资，也使日本方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20世纪80年代作为汽车大国的美国被日本汽车业迅速追上，也曾一度出现令美国人苦恼的“产业空心化”，但美国市场有庞大的迁不走的房地产业的支撑，现在同样要面对中国和韩国市场竞争的日本，经济将如何转型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曾任富士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综合研究部副部长杉浦哲郎，新近出版了一本《日本病》，认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面对的深层问题是“制度疲劳”。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进展，从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变得与时代的步调不适应了，从而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也是目前日本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改革”的基点。关于“制度疲劳”，是指那些日本二战后，面对劳动力不足，为了稳定劳动力而确立的日本式企业制度，如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
列制”、“企业内工会制”等，这些制度在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威力，但是当它变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后，则变为企业调整经营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碍。不过这一点在日本还有很大的争论，很多经营较好的大公司坚持要维护自己的“优良传统”。另一个“制度疲劳”的典型例子是过去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长期以来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主要依赖“主银行”的间接金融，而不是主要运用资本市场筹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金融结构对于企业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以进行长期设备投资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今日本企业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银行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无力继续保证企业所需的资金供给，一些有发展前景的风险投资难以得到所需的资金供给。
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是中国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且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增长1％，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增加额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4％以上，如果增长2％则相当于中国增长8％以上，按人均计算的绝对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当然从日本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按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20年后沿海的2亿多人的发展水平会成为一个难以估计的力量。
“一亿总中流”与“中流崩溃”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在社会学中，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直被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日本的学界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日本人都为此而感到自豪。现实的数据也表明，日本相比而言，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较高。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关于对中产阶级的认识以及现实中的中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发生过几
次大的变化。早在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时期，具有革新意识的知识精英们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变化中体会到，中产阶级将是未来社会的主流，他们提倡以中产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平等化过程，以减少快速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是比较古典的含义，即表示一个以收入和财产划分的中间阶级。
古典中产阶级也称为“旧中产阶级”。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业资本获得较快发展，一些原来在生活底层的人群成为拥有一定财产的“新富阶级”，并形成不同于传统贵族的自身生活方式，居住在东京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成为旧中产阶级的象征符号。但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旧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是相当有限，甚至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
二次大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