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日本原驻阿根廷大使高桥敷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结果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作者也因此丢掉了职位。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更受到国人的极大非议，甚至有人斥其为汉奸。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有时也有些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人讨厌法国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大和自负，觉得法国人是落伍贵族式的“老欧洲”，还总想和美国分庭抗礼、独树一帜。而法国人觉得美国人除了有钱之外就有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那与法国大餐和葡萄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识200以上的数，你说几千年文明只能说几千美元他才明白。假如问一个具有民族优越感的法国人他脑子里代表美国的词汇，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强权”、“暴利”、“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而问一个自负的美国人他脑子里法国人的形象，他会不屑于回答地反问一句“法国在什么地方”？
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本着中国人观察问题的视角，想告诉日本人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方面：
一、“麻烦”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日本人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说成“麻烦”，但中国人难以容忍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更难容忍把日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侵略看成是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抗争。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这不是按照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标准，而是按照国际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标准。中国人并不想让现在的日本人背上原罪或替父辈赎罪，但不希望看到现在的日本青年留下他们父辈所谓为拯救亚洲而与欧美列强孤身对抗的“战争记忆”，中国人希望对那段历史达成的共识，能够成为中日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和走向未来友好的基础。如果在这样的是非问题上都难厘清，“麻烦”就会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现实的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摩擦事件串成一条逻辑的链条，加深心理的裂痕。
二、纠正一种眼光看中国的误读
中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它有很多民族，有很多地方语言、南北区域的观念有不少差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的作家和心理学家曾写过一本题为《微笑的日本》的书。他在书中说，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日本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地域、民族和国家，短时期很难把握。不熟悉中国的日本人，很容易从自己国家的情况出发，把中国看成均质的一体，也很容易从中国的过去出发，误以为中国人现在也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他们看了中国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就认为中日之间经济上将不是互补而是互争；看了中国的西部乡村，觉得中国还是如此贫穷、蒙昧；看到中国残留的“大锅饭”体制，又觉得中国的政府专养懒人。同样，看到网上漫天飞舞的帖子，就以为中国人都是排日主义者；看到几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就真以为中国有了什么战略新变化。
三、中日经济的互补互益是两国友好的利益基础
中国有一句俗话，“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就是要把“私域”和“公域”分开的意思。日本社会是一个很讲究“人脉”的社会，外国人也都知道在中国“人际关系”很重要。但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非常脆弱。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互益，才是两国友好的真正现实利益基础。日本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庞大的、迅速成长的消费市场，这种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说，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长期合作，对两国人们的福祉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商界，不能低估中国的消费眼光和潜力，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数码家用电器和网络的消费市场，日本近若干年来有些同一牌号的产品（如汽车），卖到中国市场的与卖到欧美市场的质量和配备不同，致使一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对“日本制造”的声誉有很大损害，是得不偿失的。日本当年经济起飞时也有一个从技术引进、模仿到替代和自主研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也同样会发生。但现在不同的是，技术传播的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了，一项新技术如果不快速得到回报，就会出现“收益蒸发”的问题，所以高度重视技术垄断的日本商界，也应当重新评估由此带来的竞争力上的利弊。
四、不要把美国看得一好百好
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多年，日本也有一种舆论和心情，希望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除弊图新，在企业制度和其他方面，更快地向美国体制靠拢。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每一种制度都有它所适应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所谓的“惟一最好”（One best way）。中国乡镇企业过去的地方合作主义体制（local corporatism），曾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也暴露出它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过去就是完全错的。在任何二元的制度理性类型之间，都有很多中间的适应特殊条件的有效形式。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年轻一代价值观念的变化下，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但绝没有到“养懒人”的地步，因此，改革也要“渐进式”，不要出现中国有些领域出现的旧的失灵而新的无效的“制度真空”。其实从外来的眼光看，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本还是生产成本过于昂贵影响了竞争力，而不是技术、管理和质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也只能“把握两头，中间在外”，即把握技术设计和销售网络，生产放在海外，所以对“产业空心化”的议论也要有新的认识，这其实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趋势。日本不能、也不必一切以美国的价值为标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日本过去的经验，也是今后的依托。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超越现在这种作为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附属品的状态。
五、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民族是非常认同“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民族，比较善于向强者学习，也比较善于把握时机进行调整和转型。日本近代以来的最大转型，就是对“脱亚入欧”战略的选择，这个路线决定了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但现在时代确实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类似于当年增长重心从欧洲向北美的
转移，而如今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会使这个过程的速度也加快。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趋势还有很大的疑虑，但近若干年来却是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印度、越南经济增长的强劲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例证。所以，日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是否到了应当进行战略调整、提出“重归亚太”的时候了。
六、日本也需要制度转轨
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大概可以被归入亚洲“社会法团资本主义”（Social…Corporatist Capitalism）的类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它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就是深受社会内部各种与“人脉”相连的利益山头的影响。在初期阶段，在普选制下，也是一党长期执政，在这个阶段之后，则进入群雄相争的弱势领导时期，使领导人很难进行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和调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员们，在众目睽睽的电视镜头里大打出手的局面，实在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在“社会稳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让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联盟”或“中国知识界批判意识的丧失”，但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他们也担忧在中国一旦“法团主义式的民主”介入，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否会走向一种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中国自然需要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日本的政治格局也需要改变，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也要深化，要有代表普遍民意、锐意改革的实权领导主导改革的方向。
七、中日摩擦不是因“争夺亚洲老大”而起
在很长一个时期，亚洲经济发展呈一种“雁形结构”，日本领军，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四小龙”紧随其后，天空是冷战的背景。但冷战以后，随着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马群结构”，即排列的顺序在奔腾中会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新“东盟”地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日本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而这个“新东盟”，像欧盟一样，是对等互利互惠而不是大国操纵。有些人认为欧盟是法德核心，其实看看欧盟国家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分裂，就可以知道这个核心实际上不是那种具有主导力量的轴心。中国自身有很多发展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这对中国来说是真正决定人心向背、社会兴衰的问题，所以至少50年内，中国应不会谋求“树大招风”又对改善国内生活无益的“国际影响”和超出自卫需要的“威慑力量”。对中国现代转折功德无量的邓小平，政治遗产之一就是要在国际事务上“韬光养晦”。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亚洲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也需要逐步改变鹤立鸡群的俯视眼光。总之，所谓“中日争夺亚洲老大”，并非中日摩擦的关键利益所在。
八、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
在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欧洲，有一些具有“和平中立”传统的国家（如瑞士、瑞典等），它们可以说是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典范，其生活福利水平、社会秩序、国民素质和道德修养等，都可称的上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楷模。但在亚洲并没有这样的国家，也许新加坡以后会成为这样的国家。不过人们希望日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有特殊的记忆，战后的立法也有“永不再战”的宪法基础，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慑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人也希望自身的财力能够更集中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类发明的军备竞赛下的威慑力量均衡游戏，浪费了多少资源，我并非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对那些为了复仇而不惜平民生命的恐怖主义者深恶痛绝，对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这种“以暴制暴”的“牛仔政策”也甚为忧虑，难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还要重演“百年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的悲剧吗？我相信更渴望生活幸福的新一代，具有更高政治智慧来解决那些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争端，他们也许会把祖辈“野蛮—文明”的斗争策略，看成致使恩怨永无休止的、早已过时的“江湖习气”。
九、日本不要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是一个很注重团队力量的民族，这种共同奋斗的民族精神，应该说对日本取得今天这样的骄人经济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国民心态中，也潜伏着一种在特殊情景下容易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在经济力量快速增长而政治影响不相匹配的情况下，以及社会出现重大转折危机的情况下迅速蔓延。而个别事件的误导，更会扭转这种情绪的方向。我从图片上看到每年“8。15”靖国神社前常有的日本旧军人着军装持刀列队致敬的景象，我就想，如果德国现在有人集体在大街上穿纳粹军服、行纳粹军礼，德国民众应该是什么反应？日本自然在民主体制下允许任何人自由表达想法，我也相信这些旧军人或遗属团体没有太大的民众基础，但普通人的“可以理解”而不是“难以理解”的反应，毕竟是一种心态象征，即一旦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这种情绪很容易走向另一面，并不一定会真的走向过去的“军国主义”，因为富裕起来的一代会对战争有心理排斥，但至少会扩展极右力量在国内政治格局里的分量。
十、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在亚洲各国当中是比较开放的。我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从观察和一些零散的数据来看，在日本各领域里工作的外国人（包括外国籍和外国人）的比例，在亚洲国家中应当是相对较高的。不过在日本各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公共场所的标示，基本上都
是日文，让英语世界的游客很不方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日本的一般民众与外国人的沟通能力比较差，出外旅游，也都是集体行动。所以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说不好英文的就缄口不谈，怕失去自尊。你在大街上用英文问路，对方是听明白了，但却叽哩呱啦地用日语回答一通，让你如坠云雾之中。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于与白人的婚姻可以接受甚至视为荣耀，但对与有色人种的婚姻则多有非议。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靖国神社和中日不解之怨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没有到过日本东京的中国人，有两个地方他们听说得最多，一个是“银座”，它是日本现代商业繁荣的象征；另一个就是“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眼里，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载体。近半个世纪来，日本的首相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每次中国和韩国都提出严厉交涉，使用的外交语言，不仅有“十分遗憾”、“严重损害感情”等，还包括“愤怒”、“强烈愤慨”和“强烈谴责”。为何日本的首相总是不惜与邻国结怨而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其中的症结和原因是什么呢？我到东京后，在一个周末，决定去探究一下这个历史上的是非之
地。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坐落在日本东京皇宫围城后院，与日本武道馆仅一路之隔。它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的意图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于1869年6月由明治政府设立，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
神社神道是日本神道的主体。所谓“神社神道”，是指没有统一宗教理论或宗教教派基础的、以族缘或地缘为基础、以神社为中心的崇敬祖先神、氏神、地域神的信仰。日本几乎每个人口聚集地都至少有一个神社，至今日本全国仍有82 000余家神社，日本自古就有“八百万神”的说法。这些神社有的祭祀祖先（氏神），有的祭祀地域神，有的祭祀专门保佑人们某一方面利益的神祗，如农业丰收的稻荷神及保佑身体健康、生子繁衍后代的神等。由于日本人有参拜神社的习俗，因而几乎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