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
快到回国的时间了，我还是对没有品尝“二郎拉面”，尤其是没有揭开“二郎拉面现象”的奥秘心有不甘，所以决定无论如何要不惜花费时间代价去吃一次。在一个周五的中午，由于头天晚上写作至深夜，所以起得较晚，洗漱以后，已经是差一刻11点了，我快速赶到离我的住处只有10分钟步行路程的“二郎拉面馆”，很庆幸由于时间还早，门口只有十几个人排队。排队的人都一脸严肃状，西装笔挺，不是中年人看书读报的闲等，也不是学生的交头接耳、相互聊天的乐等，而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专等，好像等待的不是吃面，而是出征或考试什么似的。等了20分钟后，终于轮到我了。店门处有一个自动付款机，上面从450日元到700日元有6种选择，价格的区别只是量的多少而已，我选了600日元的那种，投进1 000日元纸币，退出来一个黄牌和找回的零钱。一个人吃完站起，我跟着就坐下。
原来坐下以后还要等，因为下一大锅面条只能做6—7碗面。趁着等待的时间，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我心仪久已的面馆。这个拉面馆实在是太狭窄了，十几平方米的地方，中央是用柜台隔离的厨房操作间，柜台离三面的墙只有几十公分宽的甬道，顾客就围着柜台像小鸟一样地坐成一排，身后只有侧身才能挤过一个人。我数了一下，一共可以坐13个顾客。我心想怎么这样不吉利，13个人一起吃面，这不正是“最后的晚餐”里的人数。正在柜台内紧张忙活的是一老一少，老的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年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一看就
是父子，长得非常相像。柜台内设着几口立柱式的烧锅，里面热气腾腾地煮着肉和面条，旁边放着切好的几箩筐卷心菜和豆芽。店主把面放进铁丝网内，坐入滚烫的水中，煮得差不多时，厨师便将铁丝网提出，使劲甩干水分，放进事先已舀入汤、调好味的碗里，面上再放上经做好的肉排和蔬菜。在熏得油烟重重的面馆四壁上，挂着各个年代顾客送给面馆的匾牌，就像是老将军胸前挂满的勋章，显示着店主的累累业绩。有的已经历史很长，颜色发黄，字迹和图案模糊，多数匾牌是庆应大学的各种体育队和业余团体送的，听说过去体育队训练时都习惯吃二郎拉面，后来这二郎拉面成了流传的竞技取胜的神秘法宝。
客人坐下后，就把买好的饭牌放在柜台上，店主则送上一杯冰水。坐下等待吃面的顾客一个个都正襟危坐，一脸渴望的样子，眼巴巴地注视着店主的操作。而埋头吃面的顾客则专心忙碌着大口吃面，互不说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等待，有的吃面吃得满脸流汗，还不时发出吸面的“唏哩呼噜”巨响，让店主听着心里高兴。每当有顾客吃完起身说声“再见”，店主都会欢呼似的高喊一声“阿里呷多勾乍伊马斯”送客，那是日文中“谢谢”一词的冗长礼貌说法。
我的面条终于等来了。那是一个硕大的海碗，里面盛着足有七八两面条，上面盖着五六大块酱猪肉，还有煮熟的豆芽和卷心菜。面条的配料都已放好，柜台上只有顾客可以自己加的胡椒粉。面条是机器轧得较硬的一种，汤头是非常油腻的猪肉汤。我对这种油腻的面条很不习惯，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但看着别人都是汤水不剩，我很不好意思辱没这传世拉面的美誉，所以又硬着头皮吃了一些，但还是剩下了三分之一。我不太好意思地起身告别，店主的送别声显然变得低沉了许多，我猜想店主心里大概有“不喜欢我的拉面干吗费工夫来吃”的想法。我赶紧狼狈地离开，不过看着店门口又重新排起的长蛇般的蜿蜒队伍，心中还是有莫大的安慰，心想我终于吃上了声名远著的“二郎拉面”。
返回的路上我细细地品味吃“二郎拉面”的全过程，似乎终于悟出产生“二郎拉面现象”的一点道理。一是二郎拉面的“性价比”比较适当。一种商品是否热销，不只是看质量，也不只是看价格，因为消费者越来越个体化，消费需求变得非常多样化，所以商品的性能和价格比例比较恰当的商品，才能吸引消费者。二郎拉面的价位适中，而分量、热量、荤素和味道，都比较适合于把午饭当做正餐的只吃“面”不在乎“环境”的年轻男性。二是二郎拉面适应了男性上班族的习性，去吃二郎拉面的，基本都是男性大学生和上班族，偶尔有女性去吃，店主会乐得满脸自豪感。这些男性上班族的饮食习惯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一宵或两餐一酒，他们晚上下班后去酒馆喝酒至深夜，或者工作忙碌到深夜吃完方便面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洗漱后喝杯牛奶就去赶着上班，根本不吃早点，所以中午吃的饭量比较大，要有足够的支撑紧张工作的热量。如此排队的二郎拉面只供给午餐，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晚上继续经营，可能就门可罗雀了。三是二郎拉面名声的心理效应。一般来说，如果顾客总是排队，就是出现供给短缺，价格就应该上涨，以便维持供需的平衡，但二郎拉面的店主却坚持不提高价格，因为那每天排起的长队，就是他的广告和荣耀，二郎拉面的牌子凝聚着店主的辉煌历史和对个体文化的追求。听说店主已在别处建了几家分店，但本店坚持价格和质量稳定，庆应大学本部有数千学生，周围也有很多商用楼，很多人都是像我这样来吃面的顾客，是慕名而来，不是常客，但学生每年更新，慕名而来的也年年相传。
“生活移民”和“投资移民”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为了了解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我拜访了冲绳的几个华人社团。海外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往往分成大陆华人的社团和台湾华人的社团，冲绳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由于冲绳与台湾历史上的密切联系，冲绳台湾人的华人社团比大陆的华人社团庞大，而在一般的海外城市，总是大陆的华人社团影响大。
冲绳本来有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华人社团，叫“冲绳华侨总会”，但其组织者都是过去
的老华侨，都已上了年纪，很多年都没有什么活动了。一些近十年来从大陆来的华人不满意这种情况，于是进行重组，其积极活跃的人士，都是三十多岁的人。新组建的大陆华人社团叫“冲绳华人华侨总会”，才刚刚成立几个月，我们与该会几个年轻的理事到酒吧喝酒聊天，他们有两个是从云南和上海来的姑娘，都已经嫁给日本人，随了夫姓。云南姑娘的夫君是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老板，她自己也在夫君公司负责对中国的业务。上海姑娘的夫君在地方政府里做事，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专心在家照料家庭。一起喝酒聊天的还有一个贵州来的小伙子，六年前自费到冲绳琉球大学学习经济，两年前大学毕业，现在在一家公司任职。总起来说，他们是属于大陆来日本的人当中经济境况较好的一群，经济拮据的那些人整天都在拼命地打工，还没有闲心来热衷于华人社团的事。云南来的姑娘性格开朗，从京都大学毕业后随夫君来到冲绳，看得出她是社团的中间力量，滔滔不绝地笑谈她对社团未来的设想。但经济力量的支持和有没有日常经费的来源，是这种民间社团活动能否持久的关键，现在“冲绳华人华侨总会”还是靠大家捐一点，还没有稳定的财源，看来不是长久之计。
冲绳台湾人的华人社团叫“琉球华侨总会”。据副会长林国源先生介绍说，台湾政府至今没有承认冲绳历史上的划归日本，还把它看成属于中国属地的国家，因为历史上的琉球王国是中国的朝贡国，所以在台湾，冲绳还是被称为“琉球”，根本就不承认“冲绳”这个名字。
冲绳对于台湾来说，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战略意义。冲绳南面最靠近台湾的石垣岛，民风淳朴，沙滩纯净洁白，海水澄澈透明，空气新鲜得让游客忍不住贪婪地大口呼吸，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度假地。石垣岛也是一个地方航运中心，年停靠船舶近36 000艘，总吨位约650万吨，货物吞吐量约90万吨。由于台湾和大陆政治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进行直接贸易，现在所有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运船只，都要到石垣岛港口象征性的盖一个章，从而使两岸的贸易从形式上变成“转口贸易”，而不是“直接贸易”。这种因政治问题带来的贸易插曲，却使石垣岛获益匪浅，听说这种两岸之间“转口贸易”的盖章费用，成为这个4万多人口的石垣岛的重要财政收入。
林副会长是一家“东亚旅行株式会社”的社长。他介绍说，在日本注册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要1 000万日元以上，而注册“有限会社”（责任有限公司）只要300万日元以上，所以他的旅行社属于较大规模的。他告诉我们，“琉球华侨总会”有600户会员，约3 000—5 000人，20％是第一代的，即20世纪50年代以前来冲绳的。现在在冲绳的台湾人多数都是从事旅游观光业，他们十个理事里有七个从事旅游业，冲绳130多万人，2003年就有500多万游客，其中台湾每年来旅游的有9万多人，大陆虽然开通了上海至冲绳的飞机，但由于大陆中国人到日本的签证比较难办，所以大陆来旅游的人还不多。
台湾过去到日本来的华人，都是“生活移民”，是为了谋生到海外去找出路，一般都是从打工开始，最终经营餐饮业，这就算是挺不错的生活道路。多数到海外的华人都逃不掉这种生活道路的安排，这几乎成了海外华人的命运定式。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的东西影响到全世界的话，那就是中国的餐馆，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你还真很难找到没有中国餐馆的城市。但现在台湾到海外的华人基本上都是为了拓宽投资的空间和寻找更好赚钱机会的“经济移民”。台湾在冲绳最大的投资者是冲绳“东南植物园”的业主，业主的父亲是“琉球华侨总会”的名誉会长，是台湾到冲绳来的商人中最成功的了。台湾在冲绳的商人也有从事服装中介业的，但并不被看好，因为在日本服装这类商品只有大规模经营才能赚钱。冲绳市场上有很多中国的服装，但都是日本本岛的大公司运到冲绳来的，冲绳的“100元店”，卖的都是中国的廉价商品，但这样的店也属于一家特大公司的连锁店。所以现在在冲绳的台湾商人，都瞄准了旅游业，认为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从事与旅游有关的旅馆业。
林先生告诉我们，“琉球华侨总会”现在的会长是第一次第二代掌权，过去每年最大的活动是国庆日，现在每年五六次，包括新年会（春节）、健行会、保龄球大会、中国语教室、国庆会等等，但主要的功能还是联谊，活动经费也要靠捐款，所以当会长有筹资的责任，挺辛苦的。老一辈的华侨会，大陆和台湾有摩擦，过去的摩擦是政治上的，现在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矛盾，经济利益摩擦也不多，因为都是冲绳订单，在大陆生产。台湾过去是日本殖民地，所以来冲绳的台湾人比大陆人同化得快。
林先生认为，冲绳人对外国人比日本其他地方更加宽容，也有很大美军的影响，冲绳的美军加军属5万人，但越战时是25万人。二战后说是联合国托管，实际是美军治理，那时美军月收入200日元，而当地人只有30—50日元。大部分冲绳人对回归日本是高兴的，认为比在美军治理下好。1972年回归的时候，也正是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日本中央政府对冲绳地方财政补贴很多，但冲绳人还是觉得像后娘养的。新一代冲绳的年轻人则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更加全球化，更加淡化意识形态，新一代更加认同日本，但老一代唱日本国
歌时都不愿站起来。
在冲绳，每当谈到冲绳未来的发展设想，几乎到处都能够听到一种共同的声音，那就是向中央要政策，林先生的看法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要增强冲绳的经济实力，对于缺乏工业的自然资源的冲绳来说，主要还是要依赖贸易和旅游，人们都看好对华贸易和华人的旅游，但要使冲绳具有吸引力，就要把冲绳变成香港那样的自由港，或者是像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实行税收和治理方面的“一国两制”。冲绳现在已经设立了一个保税区，但面积比较小，里面的工业对冲绳的整体经济影响不大。
东瀛华人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中国文人过去喜欢称日本为“东瀛”或“扶桑”。“东瀛”一看就知，是东面的海洋国家，而“扶桑”据说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的“太阳树”，因为日本在最东面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称之为“扶桑”。相传几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居功而骄，祈求长生不老，令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巧匠从蓬莱阁启程东渡，以求长生不老药，最后飘落到日本，开创了旅居日本的先河。据日本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圣武天皇时，即唐玄宗12年至天宝七年（公元724—748年），居住在日本京都的华侨就有1 200家之多。
1806年，清政府首次派谴官费中国留学生赴日，开启了近代中国人东向求知之旅。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实行“开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也于1858年开始了“安政开国”。1871年中日两国缔结了“中日修好条约”，以经商为目的的中国人开始大量流入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落难流亡到日本。但康有为坚信：“今上圣明，必有复辟的一日，我康有为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解脱皇帝瀛台禁锢之危，其他非我所知了！”因此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人士斥为“只为报个人恩怨，死心塌地保皇，像个风尘女子”。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日本已成为那些痛感国难当头、寻求中华振兴的中国革新青年寻求新思想武器和避难的地方。
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和领导人李大钊也曾留学日本。周恩来也曾在1917年19岁时到日本求学，如今在京都西郊的著名的樱花和枫叶风景区—岚山的青松和樱树环抱中，立着一块褚褐色的古朴天然巨石做成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当年写的新诗“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在中国上世纪一代文人叱咤风云的二三十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学生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1928年谈及中国新文坛的时候不无自豪地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他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绝不是空口无凭。鲁讯、周作人、郁达夫以及郭沫若本人等“五四”新文学主将，均留学日本，并且是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的。中国最早比较有影响力的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成立于日本；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留东外史》是在东京开始创作；“五四”时期两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