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大米生产过剩，于是政府又用补贴的办法让农民休耕。但农民都把不得已地休耕算在美国账上。有一次在农村看到一块块整齐的稻田中，穿插着一些长着乱七八糟绿色植物的田块，就好奇地问一个老农那是种的什么，结果那老农气愤地说，那是美国人送给我们的牛皮癣。细一打听，原来那乱七八糟的绿色植物，是休耕田里长的杂草，这日本老农认为休耕是由于受到美国人的贸易逼迫的影响。
其实，日本市场别的方面还比较开放，惟有大米市场一直采取比较封闭的政策。日本对农产品的保护真可谓壁垒森严，比中国过去对汽车的保护还厉害，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一直到1993年，在外国的强大压力下，才准许“有限量进口”。日本人称美国是“米国”，虽然是音译，但日本农民的确把这“米国”看成对他们米文化的威胁。
日本有一个不知是笑话还是事实的故事，说是二战后美国极力想向缺粮的日本推销本土囤积的“战备粮”小麦，但日本人习惯吃米，于是美国向日本灌输，日本人个子矮是因为吃米而不吃面包和牛奶，于是日本开始动员国民改善饮食结构，多吃面喝牛奶，使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提高了11厘米，体重增加了8公斤，美国则乘机成功地向日本推销出口剩余的面粉，等到日本人也跟着美国流行减肥的时候，才发现当年是上了美国山姆大叔一当。
日本与中国也常有贸易摩擦。前不久又因为中国出口日本的大葱、香菇和蔺草席与中国产生贸易纠纷，但这种纠纷从没有针对中国的大米。据说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米对日本市场没有任何威胁，从中国东北进口的大米占日本进口大米的70％，而是因为在日本劳动力价格越来越昂贵情况下，日本生产大米的成本实在太高，大米作为日本市场封闭的符号，也让日本很被动。所以现在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很流行把日本的优良稻米品种和技术带到中国去，指导当地的中国农民生产，然后经过精加工返销回日本。据说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购
并了黑龙江、吉林和内蒙的多家稻米加工企业，全部使用日本制造的米加工生产线。看来稻米生产以后会成为“米文化圈”里这两个稻米大国的“友好”象征。
日本的“米文化”使稻米的生产者农民在日本社会里具有很好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日本家庭往往都习惯于从小给孩子进行“谁知餐中米，粒粒皆辛苦”之类的熏陶。在日本城市人的语汇里，也很少能够找到像“乡下人”、“土老冒”、“土的掉渣”那样的讽刺之语。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农民在日本不再是穷人。据2000年农林水产省的普查数据，日本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81万日元，而东京都内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766万日元。农民在住房、车辆、旅游、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实际都高于城里的中低收入者。日本农民对老年生活也不用过多担心，因为“国民养老保险”使他们到退休年龄以后，每月可以领到10万到15万日元不等的养老金。日本农民的储蓄额也较高，2000年每家农户平均储蓄超过3 000万日元。当然，日本农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苦恼，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国外压力下政府调整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使他们陷入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因为日本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不及美国农民的1/140，而劳动力成本又比泰国高近40倍，造成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要比泰国高出16倍左右。
很多的国外研究者都认为日本农民的富裕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资助。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也的确是全世界有名的。据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农业方面的补贴总额都在4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日本农民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
但实际上，日本农民富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致力于减少农民的相关政策。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先后几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政策。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1920—1930年代出生的农民逐步退休，日本农地的转让和集中出现了一个从没有过的高潮。小规模经营农户大量减少，经营面积在0。5公顷以下的农户由1985年的1 845 031户下降到了1998年的556 500户，下降了将近70％；经营面积在5公顷以上的专业农户，从1985年的19 310户上升到1998年的41 350户，增加了近117％。
在1965－2000年的35年时间里，日本农民的减少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1965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 200万人，农村人口为3 400多万人，还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到200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降到382万人，占日本全国总就业人口的4％。
通过农外就业减少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通过普遍兼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日本农民致富的三大法宝。当然还有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但这补贴都转变成日本国民对“米文化”自愿地高价欣赏和不自愿也要缴纳的法定税款。
农业、糖文化和环境价值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冲绳群岛位于日本西南群岛的最南端，由大小7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冲绳本岛、宫古岛、石垣岛是其三大岛屿。日本的行政建制，在中央政府之下，分为一都（东京都）、二府（京都府、大阪府）、一道（北海道）和四十三县，其中冲绳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不过以中国的眼光来看，日本的地区差异是无足挂齿的。日本的人均GDP约3万美元，冲绳也有2万美元左右。冲绳物价比东京便宜不少，但实际的生活水准相差并不大，如一份在东京要900日元的午间套餐，冲绳只需要600日元，东京出租车的起价是660日元，冲绳则是450日元
等等。此外，地区差异的缩小，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冲绳的县和市、町、村两级财政年收入1。1亿日元，但另外还有来自中央政府财政补贴的7 000多万日元，以至于很多日本本岛的人都认为，中央政府给冲绳的钱太多，造成冲绳来钱容易，基础建设上不计成本乱花钱，有代表性的就是为三个渔民建一个码头的故事和冲绳建的少有人乘的悬空单轨快车。在行政建制上，日本的市是县下面的一级政府，与町、村属于同一行政级别，与中国的市建制有很大差异。
冲绳是日本的离岛，人口近136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5万日元，相当于2万美元左右，是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70％，但由于物价也比较便宜，所以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多差异。从就业结构来看，冲绳第三产业比重占83％，工业产值只占15％，而农业产值比例只有约2％。冲绳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占7％，在日本相对来说农民是比较多的。在第三产业中，观光旅游业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每年有400多万游客到冲绳旅游。冲绳的耕地也很稀少，冲绳农民户均1公顷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兼业户，除了少数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农户，农民无法完全靠农业为生。
我们在冲绳国际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来间泰男的陪同下，通过“冲绳县农业协同组合”一个下属分支机构的介绍，访谈了两个农户。第一个农户是个养猪户，我们去的时候，农户正在猪棚里给猪过秤和打针，据说这是“农协”委托农户进行养殖的试验品种，主要是为了降低养殖成本，试验利用残余饭菜做成饲料养猪，因为日本多数养猪户是用美国进口的饲料，成本较高。这家农户由于是试验户，饲料和猪崽都是“农协”提供，“农协”每月付给农户人均15万日元作为报酬，而养猪的收益归“农协”。据介绍，一般养猪户一年出栏生猪400多头，除去各种成本，农户每月的人均收益也大约在18万日元左右，这大约相当于冲绳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和饲料价格都有波动风险，所以“农协”收入稳定的试验项目还是受农户欢迎的。访问的第二个农户是种菜户，是一位面孔饱经风霜的60多岁的老农，他种的都是大棚蔬菜，有豆角、苦瓜等少数几个品种。他一家三口人，他的太太照顾家务，未结婚的不到30岁的小儿子和他一起种菜。日本的年轻人都去大都市闯天下，很少有在家务农的，但近几年失业率高，冲绳失业率近8％，是历史上很少有的，找工作很难，所以也只好在家务农。他们一共租种了大约1公顷耕地，全部种植蔬菜，全家的人均月收入可以达到18万日元。但农民的养老保险水平很低，所以养老主要靠储蓄保险。冲绳的农户出外到城市中心去，主要依靠家用汽车。我们下乡也只能租用出租车，为了看甘蔗种植区，我们绕了很长一段路，一天的租车费用高达2。3万日元，约1 700元人民币，这是我所进行的最昂贵的下乡调查了，不过田野调查体验的收获颇大，还是很值得的。
在日本的农业生产中，“农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户基本上是只负责生产，销售和生产资料的采购都通过“农协”。种子、化肥、农业机械，都是通过“农协”采购更加便宜，产品通过“农协”销售也能够获得更加稳定保险的价格，“农协”还提供一些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是个体的农民与外部大市场联系的主要桥梁。“农协”是建立在个体农户生产基础上的合作组织，“农协”的理事会由农户选举产生，理事会委托专业人士管理“农协”，依靠服务费并根据有关“农协”的法规自主经营。
冲绳的农业产值中，有一半以上是畜产业创造的。在农业种植业中，最大宗的是甘蔗、花卉和蔬菜，甘蔗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1％，历史上曾经达到过52％，而稻米的产值比重历史上都很少超过2％。
甘蔗的种植，形成了冲绳独特的地方“黑糖文化”。所谓“黑糖”，就是中国粗加工的红糖，冲绳人称之为“黑糖”。到有地方风味的饭店里去吃饭先上黑糖水，外面旅游商店里到处都出售当地土特产“黑糖块”，一种黑糖和面合制的食品。我们到冲绳后冲绳朋友送的夜宵食品，也是外面涂着黑糖的油炸面团。在冲绳的民间风俗里，黑糖也是一种滋补养生的食品。这在全民减肥的现代日本社会，是很异质的地方风俗。冲绳人酷爱黑糖的文化风俗，当地有人说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传说冲绳古代的制糖技术，还是从中国传来的。但这种糖文化的形成，实际上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冲绳多雨而气温高，自然条件类似台湾，比较适宜种植甘蔗。
“糖文化”与“米文化”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日本的本岛是“米文化”，历史上人们重土轻迁，形成自给自足、相对稳定的定居社会，村落都是重视互助的“命运共同体”，有比较严格的等级秩序。冲绳历史上就是“糖文化”，而糖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交换和贸易，所以在“糖文化”圈里，社会很早就比较开放，也比较容易接纳和吸收异质文化，人们对迁移和流动习以为常，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观念相对淡泊。这种文化特征，使今日的冲绳充满自由开放的魅力。异乡人在冲绳，没有外来人的感觉，很多日本本岛的大学生到冲绳求职，都是被这种开放的魅力所吸引。
当然，如今冲绳的魅力，除了它的异国情调、开放魅力，还增加了环境价值。冲绳工业较少，污染很小，放眼望去，一片碧海蓝天，岸边热带树木风情万种，带着咸味的海风轻柔吹拂，踏着细沙和多彩的鹅卵石在海滩漫步，那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在冲绳本岛最著名的“万国津梁馆”（曾召开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的地方）海滩，大海在湛蓝的底色下，呈现出七彩波澜。当地人介绍说，这种多彩海水景色，与这里极为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密不可分。冲绳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独特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使这里成为一座巨大的植物和海洋生物宝库
。台湾商人在这里建立的“东南植物园”，因拥有无数亚热带珍稀树木而成为重要旅游点。冲绳近海的珊瑚种类达260多种，海洋生物多达2 000余种。乘玻璃船（船底用玻璃制成，可以看到海下）在近海游弋，千奇百怪的珊瑚和五彩斑斓的鱼群尽收眼底，海底像个缤纷美丽的神奇世界。
新鲜干净的空气、宜人湿润的气候、自然海洋风光、田野情调和气氛，这些都成为现代居住、生活和旅游的重要环境价值，在都市生活越来越紧张、繁忙、拥挤的时代，冲绳的环境价值更加显示出它袭人的魅力。冲绳国际大学的小熊诚教授说，这个日本边远的离岛，能够吸引像他这样日本本岛的大都市人来工作，生活环境的价值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厕所革命与社会变迁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在中国，为了调查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人们现代化意识的差异，社会心理学家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心理量表，不过我到农村去调查农民家庭的现代化意识，也有一个非常简单可靠的经验，就是你去看看他们家的厨房和厕所。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农民家庭能够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把原来居住的平房改造成四五层的现代小楼，铺上地毯，放上高级电器和家具，但往往却很难完成厕所文明的进化。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厕所是文明的尺度。日本的公共厕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深刻印象是因为与中国公共厕所的对比的反差。
中国的公共厕所过去一直“臭名”远扬。京城的老百姓都戏称到胡同里去上公共厕所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五笑”，即在胡同里找厕所不用看标示，最容易的办法是“闻”味寻厕；到了厕所里污水横流，要“跳”跃前进；夏天厕坑里蛆虫蠕动让人心惊大“叫”；而厕所里浓烈的恶臭氨气味呛得眼睛泪流如“哭”状；便坑相互之间又毫无遮拦，人们只好相视苦“笑”。
很长一段时间里厕所是外国游客到中国抱怨最多的问题，而且至今仍然有影响。有些外国出版的旅游小册子，甚至提醒游客，“旅游出发前在宾馆提前上厕所，旅途中不要喝过多的饮料，以免使用公共厕所，那里是中国最肮脏的地方”。
前些年，有位外国经济学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中国外贸顺差太多，旁敲侧击地幽默了一番。他说中国古代讲究中庸之道，但如今行事却往往失衡，如在生活上只注重“进口”，菜肴美轮美奂，但不注重“出口”，公厕少而卫生差，但在对外贸易上却又反过来，只注重“出口”不注重“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
我的一个做人类学研究的瑞士博士生，是个女孩，到中国西部的村庄里去住了一个月，回来后我问她怎么样，有什么不适应的？她说主要是洗澡和上厕所，洗澡还好说，她每周坐车到县城宾馆里租个房间洗去一周风尘，但在村庄上厕所都是那种猪圈厕所，这边临高解手，那边猪群嗷嗷觅食，而且男女共用一厕，男的进去把腰带挂在厕墙上，女的进去则把头巾挂在厕墙上。有的小男孩恶作剧，找条皮带挂在厕墙上，弄的女眷一天不能上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