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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大道上，早已是万头攒动，人群摩肩接踵，异常拥挤，东京大街上平时并不多见的外国人面孔，这时也都冒了出来。在道路两旁的樱花树下，全是一个个由亲朋、好友、同事组成的野餐方阵，人们喝着清酒、啤酒，唱着赏花的小调，好像是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些豆蔻年华的日本女孩，这时也穿上日本的传统和服，脚上踏着木屐，头发高高挽起，亭亭玉立于樱花树下，与樱花留下共同的花期倩影。
每年初春从3月20日到4月25日左右，樱花沿着日本狭长的国土地域，从最南部的九州地区开始，从南往北梯度推进的一路盛开，一直开到北海道。而各大媒体的记者，也追着樱花的盛开一路头条报道，把人们赏花的欢乐气氛传递到千家万户，全日本像是举庆盛大的节日一样。樱花盛开的梯度推进，被称为“樱花前线”，平时拘紧严肃的日本人和即将开学的孩子们，举家在樱花树下赏花饮酒，好像是要借樱花绽放的绚烂，冲刷一年的紧张和疲劳，似乎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真正让自己放松。各地为迎接樱花季节的到来而举行樱花祭，有名的樱花观光地还会为游览者推出樱花餐、樱花宴，“樱花前线”也成了人们见面时的热门话题。
东京上野、京都的岚山及因能乐大师世阿弥所作谣曲《樱川》而出名的茨城县樱川等地，是人们观赏樱花的绝佳去处。据统计，日本国内有340多种不同种类的樱花。日本最长寿的樱花树是山梨县山麓的一棵“江户彼岸樱”，据说已有1 800年的历史，福岛县的“三春龙樱”居其次，也有约700年的历史。日本最多的樱花是“染井吉野”樱花，平均树龄在50—60年。
樱花虽然开放的时间较短，也就是一周，但由于不同的樱花树种开花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持续赏花时间有一个多月。去上野赏樱花是东京人春天的传统出游节目，从2月下旬开始，寒樱最先开放，接着寒绯樱、枝垂樱、吉野樱群花簇拥，一直到4月中旬，最晚开放的是里樱。著名的东京上野公园种植了1 300多株樱花，樱花盛开起来，绯红如云，在微风的吹拂下，落英漫天飞舞，宛如天女散花，地上是一层花絮，让人不忍践踏。
日本人赏樱花风俗由来已久，但关于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在平安时代的庆长三年（1598年）三月十五日，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举行赏花会（日文称“醍醐の花见”），规模宏大，豪侈华丽，使赏花从此成为贵族的风靡雅趣，到江户时代普及到一般平民百姓。
风俗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很多研究风俗的学者，都认为雅文化风俗，有一个从上到下、从宫廷到民间的传递过程。这就像正式制度一样，要先有国家的立法，然后才是在社会中的推行，时间久了，就形成习惯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想改革和变动也不容易了。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推论都是一种经不住寻根考察的谬误。绝大多数风俗，其实都是沿着相反的方向传播，即沿着从下到上、从民间到宫廷的路径，只不过风俗最终在宫廷被精制化，从村野之俗转变成传统文化，容易让人们忘记它的蛮荒起源。
樱花在日语读音是“Sakura”，“Sa”的意思是“田野之神”，“Kura”意指“出现”，所以樱花的意思就是“田野之神出现”。樱花就像中国的“报春花”，开得较早。据考证，古代的日本农民把樱花当作报春树，樱花盛开则预示着一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反之则可能出现旱涝导致农业歉收。所以日本古代民间赏樱花风俗的功能相当于中国民间开春的祭土。
如今的品赏樱花，风俗符号未变，意义已经全改。日本作家斋藤正二曾独特地阐释说，日本的国花樱花，其实是一种社会神话，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产物，因为日本过去有“花推樱花，人数武士”的说法。
虽说这种把赏花风俗与政治倾向联系起来的“文革”式习惯，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日本大和民族似乎对死亡的壮烈之美和衰败的悲怆之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日本人赏樱花的传统认为，欣赏樱花的最佳时机是樱花开始凋谢时，那时于残缺中欣赏樱花之美，才是赏花的至高境界。
这与中国的传统有很大的不同，花落凋零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凄凉哀婉、心碎悲伤。南唐后主李煜的千古绝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那是要表达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意思。《红楼梦》中黛玉那让无数少女悲泪湿面的葬花诗句，如“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意思也是“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日本人对待花落，绝无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吟吟哼哼唧唧，恰恰相反，他们从中体验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意境。
早年看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深深地被他创造的那种哲思意义的悲怆所震撼。不管是《罗生门》还是《七武士》，他塑造的小人物似乎就是日本民族魂灵，他们追求一种悲怆、苦难和残缺的完美，这种信念的支撑，可以使他们为了心中的至高理想舍去一切乃至抛却生死，可以一个人孤独地对抗整个世界而面无惧色，全然不在意他人的关切、看法和反应。在电影《七武士》结尾，萧瑟乐曲的悲怆之音响起，乱岗上的四座武士坟闪现寒冷刀光，残存的武士低吟着带有禅意的话语，“胜利是那些农民的，我们又失败了”。似乎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结局都是无所谓，重要的是壮烈地战斗过，并在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光荣与梦想。
日本人的这种民族心理特性，在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中也被军国主义利用，塑造成向天皇效忠的武士道精神，使其他国家的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也使自己的国家遭受了重创。但同样是这种追求人生的亮点、哪怕是稍纵即逝的辉煌的民族心理特征，使日本人玩命似的工作，终于把日本打造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甚至在想，当年揭示日本民族特性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怎么不把她那本著名的著作《菊花与刀》叫《樱花与刀》。
今天赏樱花的日本人，大概早已不在意樱花是否曾包含有什么文化含义，看着那在樱花树下的茵茵绿草地上嬉戏的日本孩子们，我想，时代真是变了，几经历史江河的冲刷，那些民族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将会成为人类未来一代的共同文化财富。
上野公园著名的“不忍池”，碧波潋滟，岸边垂柳环绕，婀娜点水，水面上有许多北京玉渊潭里的那种鸭子船，船上是一对对的情侣。在去“不忍池”的半路上，有一个造型独特的钟楼，里面陈放着江户时期报时用的铜钟“时之钟”，该钟已经报时上百年，至今每天早、午、晚仍可听到那悠扬的钟声，据说日本著名诗人松尾芭蕉的诗句“繁花成云，不觉钟声”就是由此而来。
上野公园的四周，是东京的文化区域，聚集着很多博物馆和文化场所。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有日本历代的文物，尤其是江户时期的瓷器所达到的技术高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中国，“东洋”就是指日本，但在这博物馆的东洋馆里，陈列的是中国、印度、朝鲜和中亚的文物。在中国展厅里，还有清朝宣统皇帝的御笔条幅“兰室静言得知己，竹林揽古怀风流”。
在上野公园的西邻，就是有120多年历史的东京大学的老校址。大学的古老建筑，很像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那种，暗黄色的砖墙，长满绿藤和苔藓，透着历史岁月风雨冲刷的痕迹。东京大学是“日本首相的摇篮”，从1921年到1945年的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三分之一出自东大，而战后至今，除少数几位外，绝大多数首相均由东大学子包揽。但大学是学问和思想的圣地，我对以政治人物为大学贴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2004年4月1日，正是日本各大学开学和各公司新招募人员入门的日子，各饭店都爆满。庆应大学的国分良成教授约我一起夜赏樱花，他说在夜间的灯光下，观赏由盛开进入衰败时的樱花，是别有韵味的。我们吃完饭以后，乘出租车去“千鸟之园”。这个所谓“千鸟之园”，实际就是皇宫御苑护苑河的外面从樱田门到靖国神社的一线，这一路种满了樱花树，有的路段河两岸都是盛开的樱花，在装饰夜灯的照耀下交相辉映，赏花的人流如梭，有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成群的学生和上班族在路边聚餐，到了靖国神社，那里成了卖各种煎炸烘烤煮小吃的大排档夜市，像庙会一样热闹非凡，人们席地而坐，喝酒吃饭聊天。我原来以为日本人都比较含蓄内向，但他们撒起欢来，完全换了个人一样，似乎要把平时收敛的自我，与这4月的衰落樱花一起尽情释放。
现代的菊花与刀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日本是一个讲究礼仪、组织有序的社会。与日本人来往，不时地面对着频繁的弯身鞠躬，我也只好入乡随俗，还以弯腰体操，让我这身高1米80以上的五尺男儿，颇费力气。从东京成田空港出港后，早有机场人员举着我的名字等我，三分钟把我送上大巴汽车，汽车到达航运终点站后，又已经有日本学术振兴会的人员等在那里，陪我乘坐出租车到达日本庆应大学的国际公寓，那里又有庆应大学的一位小姐接手，领我到房间，给我介绍各种房间设施。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但一环扣一环，工作条理分明而且很有效率。平时接触的日本人，温文尔
雅，似乎人人都是谦谦公子，但工作起来，骨子里透着那么一种韧性和争胜精神。在欧洲人眼里，日本人游客是一群很有纪律、缺乏个体精神的人，他们总是迈着快速的碎步，说话屏声嗫气，到哪儿都是排着有序的队伍。你很难想像这样一群身材娇小的人，内心里会蕴藏着强大的团队战斗精神。
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经典的小说和电影等文化作品，都在塑造一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百折不挠，最终改变命运并获得巨富财产和美女爱情的发家史。而日本的文化作品，塑造的是通过团队力量才能最终获得成功的精神。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非常热门的日本电视剧，如《奥特曼》、《圣斗士》、《排球女将》、《灌篮高手》等等，都在孜孜不倦地叙述这样一种日本精神：主人公遇到高出自己的对手，屡次失败，但最后通过相互激励配合，发挥团队精神和巨大的潜能，最终打败了那些不可能战胜的盖世对手。中国的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人和日本人角斗，一个对一个，中国人胜，但三个对三个，日本人胜。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又译本尼迪克特），在她享有盛名的经典之作《菊花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里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深刻。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把这种来自异国的观察，称为人类学家“遥远的洞见”。
《菊花与刀》在日本的影响，有点像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C。A。Tocquewille）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人当时发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潘乃德的《菊花与刀》是一本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潘乃德在《菊花与刀》一书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和分析，以优雅、精彩和细腻的文笔，揭示了酷爱栽植菊花和佩刀的传统日本人，一方面文静而崇尚美感祥和，另一方面身临战争状态时又似刀剑般地凶猛，这种二元化的民族性格，在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潘乃德在书中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欧洲文化是“罪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文化”，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的宗教把将惟一上帝信奉为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在潘乃德看来，“耻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罪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是对群体规则的依赖。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约束来自内心，是对上帝的法则的敬畏，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解脱。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完全当真和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潘乃德用“菊花”与“刀”来刻画日本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从今天的视角看，采用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类学方法，虽说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但并不能完全作为“科学”来看待。特别是对于解释今天的日本，当作饭后的话题谈谈可以，但不能过于当真。
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专门研究，但如果非要找出类似“菊花”与“刀”的符号来代表和揭示日本人行为选择的特征的话，我凭着直觉会选出“神社”和“樱花”。
“神社”代表着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理性，日本人比较善于吸收各种他们认为“有用”和“有效”的外来文化，而不太在意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相互之间的矛盾、逻辑的非连贯性以及与自身文化的冲突，他们具有那种把各种不一致的东西融合贯通、组合成一个新的实体的特殊能力。不管是语言、饮食，还是企业组织和权威制度，都是多元选择构成的并行不悖的系统。
“樱花”代表着日本人对生命辉煌荣耀的追求和特殊理解，他们玩命似的工作，非常敬业，哪怕那樱花似的灿烂在生命长河里只是短暂的瞬间；他们作为个人都平淡无奇，但组成规模化的樱花团队，却总能超越个体，出人意料地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像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
神社与民间信仰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我不太清楚中国总共有多少庙宇，但从庙宇与人口的比例来说，日本的神社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