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和大阪的地铁网，90％以上的线路也是1960年代以后建成的。
中国大陆的地铁始建于1965年，目前已建成地铁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但由于建设成本很高，线路还是较少，不过发展的趋势很旺，南京、武汉、长春、沈阳、大连、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都在筹备建设轨道交通。
交通的飞速发展，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半径大大扩展了，而一个人生活半径的大小，实际上对工作、婚姻、社会地位流动乃至个人世界地理观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村落里的老农，终其一生的生活半径，也就是方圆几十公里，通常赶集和走亲戚就是他人际交往可能到达的驿站。
在过去只有航运是行走最远行走的途径，海洋港口和内河码头城市，通常就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而谁掌握了海上霸权，谁就控制了世界。据说历史上就习惯漂洋过海、出外谋生的中国浙江和福建一带海边渔民，古时曾在民间流传着一张很特别的世界地图，在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属于他们的地理世界，就是他们通过船只可以到达的地方。现在，继交通之后，电话通讯、电视、互联网等进一步把人们的生活半径扩大了无数倍，人们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的概念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信息配置资源的变化，将使其他资源的配置重新洗牌。
姓名的“去意义化”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到日本以后，最麻烦的是日本人的名字难记，特别是原来熟悉的日本朋友的名字，总是容易搞错。因为日本人的名字一般都是使用汉字，所以中国人习惯于按照汉字的中文发音来称呼日本人，如“青井”先生、“日下”先生、“柄泽”先生等等，但到了日文中，发音完全不同了，“青井”先生变成“奥依”先生、“日下”先生变成“库萨卡”先生、“柄泽”先生变成“卡拉萨瓦”先生等等，更加复杂的是，相同的汉字也会出现好几种读音，而读音相同的姓氏，汉字有几种甚至是十几种写法，如姓的发音为ごとぅ的日本人，用汉字来写可
以是后藤、五藤、吴藤、梧藤、梧桐、江藤、牛头、五岛、后岛等等。连日本人看到一些用汉字写的日本名字也不知道准确地应该怎么读，听到名字也弄不清楚汉字如何写。这就难怪日本人特别喜欢交换名片，有调查表明，日本人一天交换的名片高达400万张。在日本，如果把对方的名字叫错是非常失礼的事，所以为了避免对方读错写错自己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在汉字名字旁用英文注明读音，有些书籍用汉字写的专用名词还用日本假名注明读音。你如果按中文汉字发音提起别人的名字，谁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只好用笔去写，但在中国的时候，就从没有想起要去刻意记住日本人汉字人名旁边的英文字母发音，因为中国人名字的汉字和英文标示发音是一致的。这样，记住日本人的名字好像要花双倍的力气，用两套系统，一套用来记住汉字，另一套用来记住发音。由于两种系统的摩擦，面对熟悉的汉字，反而觉得不如西方人的名字容易记。
这个初始的“小遭遇”，促使我把日本人的姓氏研究了一番，发现里面很有学问。日本人的名字和中国人的名字，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也是重姓的多重名得少。这与西方人的名字恰恰相反，西方人是姓在后名在前，姓重复得少，而名过去多习惯从耶稣圣徒名中选一个作名，所以重名得多。当然西方有些国家重姓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只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就有100万人使用安德逊、约翰逊、卡尔逊三个姓。
日本人重姓的远不像中国人那么多，因为日本1亿多人，有十几万个姓，《日本姓氏大词典》内收集了29万个姓。韩国人口几千万，姓氏只有500多个。而中国十几亿人只有5 000多个姓。过去“百家姓”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都是大姓，现在中国根据人口普查，全国汉族姓氏中以李姓最多，约占汉族人口的7。9％，即世界上姓李的至少超过8 700万人，是世界第一大姓。现在中国人取名越来越喜欢使用单字，所以姓名重复率越来越高，给社会识别带来很大麻烦。所以也曾有人提议，就像电话多了增加电话号码位数一样，以后中国人的名字为了增加区别率，也改成四个字、五个字，就像日本人名字那样。
130多年以前，日本人不像现在这样每人都有自己的姓名，那时除贵族、武士、医师等特权阶级以外，农民、商人和普通的艺人都只有名没有姓，姓氏在当时是少数人的特权。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丰臣秀吉，在没有当上武士时也只有一个藤吉郎的名而没有姓，在当上武士以后才有一个木下的姓。到明治八年（1875年），日本颁布了《苗字必称令》，实施户籍登记，要求每一个日本人必须有姓，日本人这才急匆匆地为自己找姓，且多以居地名称为姓，因此多为复姓。当时人口已经相当多，而且每个人都希望有个与众不同的姓，所以日本的姓大量增加，当时一下子涌现3万多个姓。还有另外一个造成日本姓氏不断增多的原因，是日本人不像中国人和同样使用汉字的朝鲜人那样是祖祖辈辈都使用一个相同的父姓，在日本人中不用父姓的占有不小的比例，其结果是进一步增加了姓氏的数量。
日本这种姓名变化的情况很像土耳其后来姓名立法后的现象。土耳其历史上只有贵族有姓平民没有姓，1934年革命胜利后国民议会颁布《取姓法》，规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带有宗教封建色彩的尊号和称号一律作废，但每个土耳其人必须有姓，以便进行户籍登记。为了让公民取姓方便，土耳其政府提供一份单子，让人从中挑姓，如“厄兹蒂尔克”（真正的土耳其人）、“切廷蒂尔克”（严肃的土耳其人）、“申蒂尔克”（高兴的土耳其人）、“阿克约尔”（一路平安）等等，尽管如此，土耳其人后来的姓还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父名、父亲职业、自身职业、出生地、历史事件、神话故事、动物、绰号等都成了姓的来源。土耳其最著名的作家阿齐兹·纳辛（Azziz Nesin）的姓“纳辛”，土耳其语的意思是“你是谁”。
就像中国人最常见的姓是李，日本人最常见的姓就是“佐藤”。有个笑话说，一个初到日本教中文的中国老师上课点名，为了简单只点姓，结果点到“佐藤”，站起来一串人。
根据日本人口调查，前十位使用最多的姓氏依次是佐藤、铃木、高桥、伊藤、渡边、田中、小林、佐佐木、山本。日本姓氏中带“藤”字的特别多，据说是因1 500多年前，日本有一个姓“藤原”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很长的时期都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很多家族就想像藤原家族一样长盛不衰。到了明治八年，平生没有姓的百姓在取自己的姓的时候，也想沾点“藤”字的吉祥味道，于是“藤田”、“藤本”、“藤井”、“藤山”、“藤川”、“佐藤”、“伊藤”、“加藤”、“工藤”、“后藤”、“进藤”、“内藤”等等都出来了。
日本人的姓氏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最普通的有三类是可以体会到来源的：一是地名型，大约80％的姓氏都与地名有关，如“上野”、“田中”、“河内”、“上原”、“井上”、“松下”、“渡边”、“山口”、“竹下”、“近江屋”、“吉冈屋”、“三河屋”等。《水浒传》里的“西门庆”，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姓名，倒很像是个日本姓名。二是数字型，人数也不少，如“一户”、“一井”、“一牛”、“二人”、“三春”、“四松”、“五色”、“六卫”、“七重”、“八重”、“九鬼”、“十秋”、“十一家”、“十二神”、“一
寸六分”、“七五三野”、“一尺二寸”、“十二月田”等等，最绝的是，还有姓“一二三”的。我到农村去调查，过来一位农艺师自我介绍说，他叫“九十九”。三是职业型，如“米物”、“味美”、“猪饭”、“鸭下”、“神马”、“碇屋”、“服部”、“锻冶”、“古井丸”、“一法师”、“药师寺”、“善养寺”等，大概与祖先从事的职业有关。这种类型的姓氏中，有些姓氏在中国人看来挺不雅的，如“犬养”、“猪头”、“猪股”等，但日本人完全没有理解姓氏含义的习惯。
为了减少和控制姓氏混乱的情况，1946年日本政府对日语中的几万汉字进行了改革和限制，公布了1850个当用汉字作为新生婴儿取名的选择，此后又补充了92个，这一改革使日本姓名逐步朝着规范化演变。
其实日本人祖先名字来自出生地和职业的情况，在中国也是一样。周、吴、陈、鲁、齐等等，都是古代的地名或国名。因为我姓李，很早就查过“李”姓的来源。李姓最早是来源于职业，传说尧为炎黄夷联盟（活动在山东曲阜一带）首领时，臬陶担任理官一职，掌管刑法，他的后代就因袭他的官职，命族为理氏。后人理征在商朝为官，敢于直谏，得罪了商纣王，受罚而死。他的妻子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往伊侯之墟（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隐藏在那里靠采食木子（李树果实）得以活命。于是从利贞起，改理氏为李氏，以此纪念使理姓保全下来的李子。中国最具有形而上哲学思想的老子，一种说法就是他姓李，是李利贞的第11世孙。到了唐朝，李成为“国姓”，当年跟着李渊、李世民打天下的诸将全部被赐李姓，大大扩充了李姓人丁。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称皇三百余年，李姓最为显贵，李姓人口也从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日本人的名很多与中国人一样，一看就知道男女性别，如什么一郎、太郎、次郎、三郎、五郎、八郎、九郎、春夫、光夫、和夫、一夫等，肯定是男的，而纪子、和子、幸子、纯子、爱子、花子、由美子、雅子、真由美、麻由美、惠美、裕美、悠美、真美、麻美等，肯定是女的。
中国过去也是妇随夫姓，但现在使用汉字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韩国，女子婚后一般不改为夫姓。香港也有一些女性学西方的样子，在原姓名前加上夫姓，如“陈杨明惠”、“黄李若莲”之类。但在今天的日本，仍然是90％以上的女子婚后改为夫姓。因为日本在1898年颁布的《户籍法》中规定的“每户都要有固定姓氏，子承父姓，妻从夫姓，分家后仍用原姓，不得任意更改”的原则。二战后的新《民事法》的基本准则，虽然规定夫妻双方可以根据婚前所定，或随夫姓，或随妻姓，但大多数日本女子婚后仍照日本的习惯随夫姓。如果女子婚后不改夫姓，会在亲子关系、财产继承等很多方面遇到麻烦。但女性主义的思潮也波及到日本，不少女性主义者认为，日本的夫妻同姓是男权社会的表现，遂组成“反对结婚改姓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几年前，20多名日本女议员共同起草了一份修改《民事法》的草案，提出要保障婚后使用娘家姓氏的日本妇女不被剥夺应有的权利，但响应者不多，最终没有通过。
在现在的日本，经过时代的变迁，姓名就像是电子邮件的地址，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符号，不会因为你姓“近江”就联想到你的祖先是身份显贵的近江统治士族，也不会因为你姓“猪头”就联想到你的家族过去是低贱的屠夫。尽管也有个别年轻人追求姓名的标新立异，但也只是凤毛麟角。不过近年来似乎姓名中不用汉字、只用日文假名的越来越多了，碰到这样的名字，如果不加注英文名字的话，就让中国人如坠云雾，不知所云。
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人的姓名也呈现出符号和意义分离的趋势。传统社会中常见的那些被视为平民百姓吉利名字的福、禄、财、寿、喜之类，现在很少见了。过去人们与政治事件相联系取名字的习惯，如“胜利”、“建国”、“援朝”、“跃进”、“超英”、“文革”、“卫东”、“学军”等等，改革开放后也彻底放弃了。但女孩的姓名现在出现了雅文化趋向，40—50岁以上女性姓名中常见的花、美、兰、桂、英、珍、娟、秀、玲、芝、芬、凤、敏、霞、丽、荣之类，现在被年轻女孩视为“俗文化”、“乡下味”而丢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带有嗲音的倩倩、珊珊、婷婷、丹丹、潇潇、遥遥、茵茵之类，甚至还时兴带洋味的字眼，比如茜、菲、莎之类。
在各国的历史上，姓名与社会身份和地位相联系的情况是很多的。如过去法国名字中加插的de，德国名字中加插的von，都是有所属贵族的意思。最能反映强权利用姓名进行种族压迫的事例，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出现排犹反犹浪潮，奥皇、俄国沙皇和拿破仑都下令境内犹太人限期采选固定的姓，而供选择的所谓固定的姓，是“白色、黑色、大的、小的”，甚至还有带侮辱色彩“瘦皮猴”、“公牛尾巴”等姓。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当局下令，禁止犹太人使用非犹太人的姓名，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名和91个女名。当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也在1849年颁布命令，强迫菲律宾人全都改用西班牙姓，法令上附有数以千计的从马德里姓名地址录和旅游日志里抄来的西班牙姓，供菲律宾人按地区挨村挨户地选用，现在菲律宾常常一个镇或一个村的人都使用同一个字母起首的西班牙姓，便是殖民主义文化的遗迹。1940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当局也曾强力推行“改姓运动”，要让台湾的中国人都改成日本姓名，但最终没有成功。
总的来说，一个社会中人们姓名的象征与本文、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的分离，特别是与社会身份、地位的脱离和“去政治化”的变化，是时代的进步。不过我也不希望看到以后的姓名都演变成那么单调无味。
樱花飘落的悲怆之美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那是2004年3月27日星期六，阴霾蔽日了一周的天气终于露出艳阳蓝天，天上飘浮着淡淡的白云，正是东京樱花盛开的日子，日本的朋友约我一起到东京上野公园赏花（日本人叫“花见”）。
在中国，如果你问一般人有什么代表日本的自然景观，回答一定是富士山和樱花。过去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录有鲁迅先生描述他日本医学老师的《藤野先生》一文，文章开头写
道：“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
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因为樱花在中国也有，在那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花海世界，樱花的朴素、清淡实在让人感觉不到它的独特美丽。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国色天香，没有玫瑰的娇艳亮丽、摄魂迷人，没有玉兰的清幽素雅、四溢清芳，也没有梅花的冰心玉骨、傲雪孤放，更没有荷花的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但日本人还是最爱樱花。
我们从田町车站出发，乘城市轻轨电车，没有几站就到达上野。一出站就见人山人海，因为上野是东京最佳的赏花去处。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正对着的樱花大道上，四排高大的樱花树正鲜花怒放，花团锦簇，气势宏大。一片花海把整个天际染的绯红，远远望去，如云如霞，如诗如梦。一朵朵淡淡绯红色彩的樱花，孤立地看平淡无奇，但万树千花汇集成一个整体，却迸发出动人心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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