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崛起的日本：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 作者：李培林
日本告诉中国什么
尽管中国与日本社会结构的对比会显示出很多差异，但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日本传统的社会深层构成原则和文化底蕴大概是与中国最接近的了，所以初到日本的中国人，在日常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中，也常会隐约地感到似曾相识，而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西方学者，也通常把中国和日本都作为东亚文化的子类。
尽管中国的上海人到日本的城市旅游，有时也会有感觉“挺乡下”的不屑表示，但就整
个中国大陆来说，目前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很多经济社会指标方面，都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相近。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撰写的日本1960年代生活的田野调查笔记，也反映出那时的日本与中国今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从那时的经济起飞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走过了各种艰难坎坷、大喜大悲、调向转型和反思图新，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值得中国人借鉴。
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中国什么呢？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防止泡沫经济和大起大落
日本当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本制造”创造的辉煌成就，使政府、企业家和民心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激情膨胀，购买美国洛克菲勒大厦这种具有象征性的经济扩展，像卫星上天一样使国民产生虚幻判断，过度的投资形成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和经济泡沫，而一旦击鼓传花停止，泡沫瞬间破灭，一切都要清算，经济被打入冰窖，人气骤然失去，社会陷入长期低迷。
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房地产和汽车等也有过度投资的迹象，金融不良资产还在积聚，国民心态在海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赞誉中变得浮躁，也产生一些虚幻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接受日本的教训，防止泡沫经济和大起大落。
二、货币不要虚假升值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中出现的多年顺差，国际上现在呼吁和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很多。但日本的经验说明，人民币千万不要虚假升值。
二战后，日本为了稳定经济，从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个固定汇率保持了22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后来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压力下，1971年12月，日本从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到泡沫经济时代，日元汇率竟上升不到90日元就兑换1美元，日元含金量一下子如此之高，日本人是扬眉吐气、生活水平迅速上升了，有钱人为避税都抢购古董名画，但日本商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多领域也随之失去，为了促进出口，现在不得不动用巨额资金购买美元，阻止日元升值。
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很多是现有外汇制度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是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反映，特别是有不少寻求机会租金的境外“热钱”进入中国，中国人自己不能昏了头。当然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最终要走向可控的浮动汇率制。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要逐步转型，存在一个汇率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微调的过渡阶段，以便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
三、政治制度设计要有百年大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未来20年中，政治制度的改革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东亚各国的发展过程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终都会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得到体现。但是，在东亚一些国家，也包括日本，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在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使得日后政治制度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和改革面临重重阻碍，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就难以实现裂变。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久远幸福，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也要有百年大计，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也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子孙万代奠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生活规则，此举其功莫大焉！
四、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调整和转型
全球化的确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过程，对此不能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角，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社会各界也还都在深刻地反思，重新审时度势，反思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受到挑战的那些部分，包括日本过去在发展中行之有效、一直被视为优秀传统的那些东西，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内部工会制”、“主银行制”、“大企业保护制”等等。反思和改变传统是痛苦的，坚持和固守传统也需要远见卓识，不管最终的选择是什么，都要有客观的、理性的分析，而不能依赖热烈浪漫的情感并坚守过去的成见。中国人现在忙于解决自己国内发展的各种问题，往往把全球化视为离自己实际生活很远的事情，但中国的不断开放和全球化的快速进程，已经越来越深刻让中国人感觉到它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影响深度，中国应当多一些不那么急功近利的知识界人士，比较超越地去考虑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调整和转型的长期战略。
五、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
如果说100多年来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条。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立法要求消除一切文盲，大力推行平民教育，所以日本的平均教育水平和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在亚洲各国中是最高的。日本人那种习惯地收集资料、获得信息、掌握知识、严格的数据分析和制度化的认真程
度，为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中国近年在大学争创一流的热潮中，有注重精英教育而忽略平民基础教育的倾向，这是一种必须认真克服和防止的倾向。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不仅仅满足于看得见的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和城市里的玻璃墙大楼，更重要的是普及不容易看到的每一个乡村小学里的基础教育。
六、善于学习和汲取一切先进的东西
日本是一个注重传统，但并不固守传统陈规的国家，它很善于学习和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和先进的事物。你考察日本语言中那由各种外来语组成的混杂体系，就能体会到日本人对外来事物的容忍和接纳程度。日本人尤其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姑且不说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隋唐文化的追随，以及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战略选择，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人的这种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这些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但现在似乎不再有人怀疑日本的技术创造力，因为日本的芯片掌握着虚拟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脑。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带入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七、凝聚信誉和职业道德的社会资本
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兴衰，不但依赖于资源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实体资本，还要依赖由社会信任、道德和人际关系等构成的社会资本。在“日本制造”品牌的建立过程中，除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因素，日本人对商业信誉的重视、对职业操守的培养、对企业管理文化的追求和对工艺流程的精益求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的很多商家，“挣钱论英雄”的短期行为取向很盛。中国人要使“Made in China”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现在起重塑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八、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
自从韦伯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某些把经济的发展完全与文化挂钩的曲解在世界上非常盛行，东亚一些国家的增长奇迹，也使所谓“新儒家”解释盛行一时，这种貌似深刻的文化决定论，其实很难经得住科学的检验。经济发展依赖于复杂的条件、因素和机会，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中国人不能因为中国过去的发展失误，就妄自菲薄，把错都算在祖宗文化传统的账上，也不能因为经济增长成就，就自我陶醉于文化沙文主义，一副傲然冷眼看世界的样子。中国人不能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独占鳌头，就把美国的一切都视为自身追求的理想标准，连美国的麦当劳也成了美食的楷模，中国人也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
九、警惕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民族主义
历史过程表明，有两种情况容易使一个国家国民心态中产生民族主义倾向，一是发展受阻、内部矛盾积聚的时候；二是经济高速增长，国民出现大国心态膨胀的时候。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抬头，一次是在二战前为缓解国内资源短缺和社会矛盾加剧而向外扩张、把东南亚视为其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为此付出了包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惩罚和代价。另一次是泡沫经济的时候，日本国民出现日本人终于可以傲视全球的心态，使全世界都对日本人的情绪产生了警惕。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收入不均等、就业紧张、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都是短期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心态上的“新民族主义”也很容易产生和在民众中得到呼应。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走出零和游戏创造双赢局面，就要警惕和防止国民心态中的“新民族主义”倾向。
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
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指标，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包括日本的经验来看，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让农民不再是穷人。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看看中国城市里到处的吊车和脚手架，不会有人对此有太大的怀疑。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作出调整，而那将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和坎坷的历程。但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中国才是真正富裕起来了，真正实现了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中国人想告诉日本什么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统计都显示，中日贸易总额突破了1 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民间的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相互蔑视，似乎也达到近30多年来的顶点。打开因特网看一看，中国那些充满轻蔑、嘲讽、谴责、愤懑、抗议以及号召抵制日货的民间帖子，透着一种强烈厌日的心态和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激进情绪。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有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日本人搞不清楚，中国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好像中日两国
将要处于一种新的敌对状态似的。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两国人民的心态并没有随之而发生变化，由此形成历史心理积淀与现实利益格局的激烈冲突，使得中国的“厌日情绪”和日本“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
这个巨大的时代变化，就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尽管日本的经济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糟，而且还有复苏再起的迹象，但毕竟日本战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如此受挫，对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二十几年前都在谈论“日本第一”、“日本独占鳌头”、“日本经验”、“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的西语世界，现在却转而谈论“日本惟独不是第一”（Jan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是亚洲的领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的国民心态都产生了刺激，并促成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的一些国民认为，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劣等民族的窝囊气。日本人带有偏执的、欺弱怕强的、总想控制别人的岛国心理，对中国一贯实行钳制和居高临下的压制手法，现在中国必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中国50年后也赶不上日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本来也还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欺凌、屈辱、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的某些处事方式和态度，往往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且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和气愤。
日本的学界，目前也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中国青年一代越来越强烈的厌日情绪，一方面是受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后政府对日采取的强硬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压制的民众，企图借反日这个“安全”的政治话题来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但是，习惯于走上层路线的日本，如果到今天的中国去深入调查一下民众的感受，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绝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舆论早已不是千篇一律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没有谁能够主宰网上的声音，他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一下，那些中国社会深层的变化，会在未来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而不要总是看着新闻报道发表感想。
中日两国其实都是爱好脸面、缺乏幽默感、难以容忍自嘲的民族。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曾合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大揭美国驻外使馆人员的无知和自大丑态，出版后民众并不以为然，美国国务院还拿去认真研究，说是“发人深省”，推荐给美国驻外人员看，后来好莱坞的导演还把它拍成电影。2